那一次轰动京城的嫖娼,到底有没有改变历史?

发布于 2021-03-25 05:13 ，所属分类：知识学习综合资讯

2021年，大学教授依然是一个要爱护羽毛的职位，私德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巧合的是，向前100多年的北京也曾发生过另一起“教授嫖娼案”，虽然扑朔迷离却影响深远。我们只想追述那个遥远的故事，一点也没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更无意于为主人公辩护或妄加指责另一方。

1919年初，北平某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打架，因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网上还流传了很多版本的陈独秀妓院里欠款收条的图片，字写的不错，当然是仿造的赝品。

这事的真假，直到今天也无定论。胡适后悔地认为，中国的命运在1919年3月26日已经开始改变：那一夜蔡元培等与几位北大校董商议如何解决陈嫖娼打架之事，虽然爱惜陈是个人才，但碍于言论和校规，还是决定给陈一个体面的台阶，废除"学长制"，免去他的"文科学长"的职位，让他离开北大。

胡要求留陈，其他人反对，愤怒中的陈遇到了西边奔来的查尔金，查建议陈独自发展，陈欣然……从这一夜开始命运已不可逆转，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格局——有些历史真相就是一个冷笑话，无可奈何！

蔡元培与陈独秀

他要是没嫖娼，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呢。

事情的起源是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终于答应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我愿意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这个决定对于北大来说无比重要。

蔡元培做过教育总长，但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当校长的梦想，那样才能真正改变一个学校，推行自己的办学理念。但是，他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当北大校长，因为那时的北大，实在太渣了。

当时的北大，学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多数学生都雇有仆人，在学校里，这些学生被称为老爷。上课铃响了，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请老爷上课。”这些“学生老爷”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这个词语在不少日本爱情动作片中出现，老司机秒懂。

所以，当时北大的“学生老爷”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跑到妓院、戏园，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社会上盛传关于“两院一堂”的说法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更名北京大学）的人，因此，当时的北京大学几乎是堕落的代名词，不幸的是，前几天俞敏洪老先生差点又喊出这句标语。

100多年前的冬天，蔡元培下定决心接受任命。他抵达北京，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917年1月13日，他发表就职演说，正式开始了北大的新时代。

蔡元培要给中国一个新的北大，就职不到10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另外，蔡元培还聘请了夏元瑮为理科学长。

胡适后来说：“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这个浮筠，就是夏元瑮。夏1884年出生在杭州，算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到北大当理科学长，也才30出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当然，夏是一个很牛逼的人物，他先是就读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学过物理，1909年他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老师是著名的M．普朗克。

结果，一个大学，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都嫖娼，这还怎么办学？

1919年3月，北京城乍暖还寒，小报爆出猛料，堂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的时候，竟然“挖伤某妓之下体”，一时间，舆论哗然。

大家反感的不是嫖娼，而是嫖风。一个文化人，怎么能如此粗犷呢？这叫我们普通人如何显示自己？

其实，嫖娼在当时是文化圈的生活方式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熟悉民国期间烟花史的朋友都知道，北京“八大胡同”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这八个胡同的名字，我们楼下二大爷那是倒背如流，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串口。

无论大上海还是老北京城的妓院由来已久，分若干等级，常凯申在外滩抢帽子时候，对三三、三一的等级那是门清儿。不提上海了，老北京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京城的妓女大体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较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

陈独秀和夏元瑮都是南方人，两人作为“学长”，收入又高，想必玩儿的是南班。

蔡元培当了校长，要整顿学风，但却从来没有规定“嫖娼就开除”，现实中，也没有因为嫖妓开除过学生。他曾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在蔡元培整顿北大之前，大量北大学生老师去八大胡同鬼混，搞得学校名声很不好。蔡校长认为嫖娼是个人自由，只要不影响教学就无所谓。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为了包容自由而组成了一个进德会，宗旨为：不赌博、不纳妾、不嫖妓等等。当然，也有很多教授对此不赞成，不加入这个会，仍然纳妾和嫖妓。进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先从自我做起，把嫖给戒了。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不嫖娼的校风。

恰恰，陈独秀则是进德会会员，还是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学生拍摄的各种毕业照中，两人总是坐到一起。所以，陈独秀加入“进德会”，很有可能是给校长一个面子吧。不管怎么说，陈独秀是确切的会员，并且被大家熟知。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众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陈独秀的意思是，作为公众人物，不提倡嫖娼，但是嫖娼是隐私，如果真的嫖了，也没什么可攻击的。话说的在理，不过，陈独秀平日为人非常傲气，在北大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因此要求校长蔡元培采取行动，开除陈独秀。教学上没有什么办法，丑闻自然是一个最好的缘由。

丑闻出来以后，一般史学家认为确有嫖妓一事，包括胡适、汤尔和等人的信件中都有记载。

比如汤尔和写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北大教授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

1919年3月26日夜，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很显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

北大没有因为嫖娼而开除陈独秀，在庆祝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一百年的时候，人们必须记住北大的包容。

但汤尔和之流说的也有道理：身为进德会会员，知法犯法，私德太差。

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说陈独秀因为嫖娼辞职，蔡元培还专门辟谣。北大先是改聘陈独秀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他答应了。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

大家一起喝茶，这次没有喊小姐来助兴，陈独秀对此也兴趣不大了，他感兴趣的是散发传单。茶局散场，胡适和高一涵走了，留下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

半夜，胡适接到友人电话，陈独秀被捕了。

这次风波比上次嫖娼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胡适为这个安徽老乡多方奔走营救，但是陈独秀还是被关了83天。

从监狱出来，陈独秀就没办法在北大继续待下去了，他南下上海。1921年夏天，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他成为一个风云人物。

胡适始终认为，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

这一切都是汤尔和之流打着道德的口号，实则暗算敌人陈独秀而已。其实呢，汤尔和的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成为著名的大汉奸。总之，胡适认为这次嫖妓事件，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很大。他还认为沈尹默的人品有问题，背后使坏，要排挤走陈独秀。

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在历史的洪流中，一次嫖娼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