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成长||备课】沈蘅仲:知困录——中学古诗词备课札记
发布于 2021-03-22 05:44 ,所属分类:在线教育信息快讯
导语
本期推送沈蘅仲老师的文章《知困录——中学古诗词备课札记:自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转载仅供学习、交流。
自序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这首《夜吟》诗是陆游晚年对生平作诗的回顾,是得之内心的深刻体会,近来每读此诗,总会引起感情上的某些共鸣。我自从事语文教学,忽忽己半个世纪,寒灯窗下,回顾既住,也真有 “五十年来妄教书”之感,只是我还远远不能达到那种“金丹换骨” 的境界而巳。
诗人作诗,工夫如何,深没自知;教师教学,工夫如何,也是深浅自知的。我深知自己学识不够洲博,材力不够雄健,因而在教学生涯中,努力做到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在教学工作中,为了“教学相长”,我不惜多用工夫,对语文教学工作能略有心得,也多得力于此。
一、诗书敦夙好
年轻时候有一位老师,好读书,善于填词,曾经有“坐老青毡,挥残塵尾,消磨多少英雄气”的词句。我很爱读他的这几句词,但却并不能理解这位老师为什么竟然要“坐老青毡”,自然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也会以教学工作为毕生事业。可是就在这位老师和其他老师的熏陶下,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己却也培养了喜欢读书的习惯。
最早读书,只爱看小说,沉迷于《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的情节。逐渐长大,就喜欢在大人的书架上乱翻,还用自制的小本子随意摘抄。最近整理旧物,发现有几本残破的童年物本,抄录了一些当时自己觉得有趣的典故诗词之类,它们居然在无意中被保存了下来,竟还没有丢失。进中学以后,喜欢逛旧书摊,阅读的范围较前扩大了,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那时期读的。及至就学国专,又扑入了故纸堆中。
就学国专,虽说专攻“国学”,但国学门类很多,回忆当时所学,仍是杂而不精,浅而不深。例如当年曾圈点“四史”白文,只完戒了 《史》、《汉》中的一部分,搁笔至今,未能竟读。虽也做了些编目、索引、札记等工作,总是缺少恒心,终于学无所成。
30年代末,沈祖緜瓞民先生避地来沪,在寓授《易》,我随任师味知前往旁听。瓞民先生学识渊博,先世数代传《易》,他当时讲的是《易学史略》,主要从《易》学的起源讲到它的发展变化,不用讲稿,全部口述。后由任师等整理成讲义,油印供大家参考。我当时旁听,对有些问题尚难理解;讲义也只是简要纲目,缺少具体内容。因此我阅读有关书籍,征引资料,写成《易学史略疏证》,对,《易学史略》讲义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疏证》草稿曾由瓞民先生作过修改补充,瓞民先生并鼓励我作进一步研究。后来开始了教学工作,无暇及此。书稿一直保存到1966年,终于全部散失。而我对于《易》学的知识,也已遗忘殆尽,只是一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仍不免怦然心动,抚然若失。
郑板桥在《思归行》中说:“臣幼读书史,散漫无主张,如收败贯钱,如撑断港航。”回顾自己年轻时读书的情况,倒也仿佛与之相似。不过,拾取零散的钱,虽无系统,却也可以储藏备用,断港中撑船,虽无远大前程,但也学会了一些撑船的基本方法,而这些在我期的教学工作中,在我“知困”而力图自强的时候,还是能够派得了用场的。
二、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学生时代过去了,教学工作开始了,生活进入了另一领域。如果说学生时代的读书是为了求知,为了兴趣,则执教时代的读书就更为明确地是为了提高学识修养,做好教学工作了。事实上从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是从教书中才更感到了读书的需要,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也是在边教边读中逐步明确的。
我1941年开始走上讲台,当时学生对新来的年轻教师,往往有意无意地找些难字难句之类的问题来问难,意在“掂掂斤量”。加以我工作的那所学校,使用的教材又是《孟子》、《左传》、《史记》以及古文名篇等,内容比较艰深。虽说这些东西也曾读过,但读与教之间毕竟有很大距离,要教通、教好,还要经得起问难,却并不那么容易,需要认真踏实地备课,一字一句地钻研教材,甚至做到要求学生背诵的,自己先要能背。于是我兢兢业业地勤翻书,勤诵读, 勤思考,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来和学生一起切磋琢磨,倒也赢得学生的敬爱。
解放以后,教学思想更新了,更认识到教书育人的伟大意义,深感教师责任的重大。教材改革了,语文课内容丰富多采,反映出新时代新社会的精神风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努力进修,很难达到新形势对教师的要求。于是我除钻研教材外,更勤读各种书报,吸取新的养料。在开拓眼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我更体会到学海无涯,要教好语文课,只研究几篇课文是不够的。特别是自己教书的日子久了,有些课文巳经教了几遍,似乎可以满足于现状了, 但如果要提高教学质量,则应该更多的是感到不满足。这种不满足的感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教然后知困”。经过“教”更感到自己的“困”,这种“困”不仅是知识方面的贫乏,更在于感到各方面修养的不足,所以我力求从多方面去学习。“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我一直把张载咏芭蕉的诗句当作座右铭。
平日虽然喜欢读读书,但读书毕竟不多。“知困”以后就挤出时间来多读书。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曾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王安石说的是读“经”,我觉得教学工作亦复如此。即以备课来说, 如果只局限在某一篇课文的内容研究,章句推敲,那是不够的,还应该扩大到课文以外的有关知识中去。陆游《示子遹,诗中亦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工夫,也正与王安石所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的精神相同。这里应该有对各种书本知识的“无所不读”,也包括对有关生活实践的“无所不问”。前人的经验启发了我,使我更确信备课要更多注意备到课文以外去,这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
备课备到课文以外,除广泛阅读,广泛接触生活,不断提高自己素养外,以课文为中心,发展开去,扩大阅读,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对此,我往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教材中有些课文是节选的,争取阅读全文以至全书,以便弄清节选部分来龙去脉,了解其整体面貌。例如课文《张衡传》是《后汉书•张衡传》的节选,着重介绍张衡在科学上的成就,教这篇课文时,如果能读一下《张衡传》全文,就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对张衡有全面认识后,教学时就会以丰富的资料,更为崇敬的心情,向学生介绍这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开阔学生视野,培养他们的爱国感情,无疑是有好处的。又如《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的节选,读一读《项羽本纪》全文, 弄清“鸿门宴”来龙去脉,对“鸿门宴”在刘项之争中的重要意义以及课文中刘项双方针锋相对的言辞,讲解起来,自然更能心领神会,成竹在胸。
二、与课文有关的材料,诸如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写作意图、典故出处等,争取查阅原始资料,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与课文内容、作法有相互关联或可以进行比较的,也广为搜集,以资印证。例如《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都反映明末的政治斗争,为了多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我阅读了《明史》的有关文章,如《左光斗传》、《张溥传》、《顾宪臣传》,《魏忠贤传》、《周顺昌传》,以及吴肃公的《五人传》、汪琬的《周忠介公遗事》等,然后由博反约地结合课本注解进行教学,比只局限于课文注解的使用确乎有游刃有余的感觉。
三、对教材中有争议的间题或有歧义的文字尽可能多知道些说法,多掌握些资料,以便打开思路,讲课时可以择善而从。例如《六国论》,课本所选为苏洵所作,中心论点是“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但是秦并六国的这段历史,历来著名的文史学家,论述很多,看法各有不同,为了多掌握一些资料,除课文外,我阅读了贾谊的三篇《过秦论》、苏轼《战国任侠》、苏辙《六国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对六国的评论、洪迈《容斋隨笔•战自取亡》、李祯《六国论》、 梁启超《战国载记》等文章,并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少量篇章,供学生比较学习,从而培养他们对史实作出判断并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议论文的能力,取得一定成效。在教《桃花源记》时,接触到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桃源是人境还是仙境,桃源中人是秦民还是楚民,桃源中人的衣着是秦制还是晋制,“外人“指的究竟是什么人之类,这些问题有的与教学有关系,有的在教学中不一定涉及, 但既然教这篇文章,我就想多知道一些有关此类问题的各种看法。于是多方阅读古代有关桃源的诗文著作以及现代报刊有关桃源的研究考证的文章,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领域,能够比较高屋建瓴地掌握教材。
四、对课文中的疑难问题,一时无法解决的,多方査阅,尽可能从其他资料中找出旁证,力求解决。如《狱中杂记》中的“斯罗” 一词,过去课本及诸选本均不作注,教师凭自己理解进行教学,颇不准确。后来从《红楼梦》的“撕掳”、“撕逻”和其他戏曲小说中的 "厮罗”等互相联系,同音互推,在教课中把它解释为“勒索”之意。到80年代人教社课本増加了注解云:“同'撕虏',这里是纠缠勒索的意思。”这个词就不成其为教学的难点了。
扩大阅读范围,广泛接触各种资料,好处很多。有些教学中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或解决得不够理想的,往住会在无意中得到满意的解答。对某些课文的精神,在广泛接触各种资料,作纵横比较,融会贯通以后,往往会领会得更透更深,教学时也能阐发得更好。这是我对有些课文虽然教过多遍,每逢重教,还能教出新意的原因。教然后知困,为了解除这个“困”就必须勤学以自强,个中甘苦,我也是“独心知”的。
三、厚积而薄发
围绕教材,扩大阅读范围,既增进学识,提高素养,又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我乐此不疲。宋朝的秦观回顾他读书的情况说,年轻时虽有强记之力,但是常废于不勤,后来虽然有勤苦之劳,而又常废于善忘。于是他选录了“经”“传”“子”“史” 中有助于为文的若干条,编为若干卷,题为《精骑集》,以弥补其“不勤”和“善忘”。他的治学方法对我很有启发。我年轻时就缺少强记之力,而语文课涉及的知识面又很广,诸如文字、训诂,音韵、文学史、文学评论、文章学、目录学、天文、地理等等,教师虽不可能门 门精通,但教材所涉及到的,却应该争取懂得,于是我在广泛阅读中,勤于积累资料。
积累资料的方法,除有些可以由书刊剪贴保存外,主要依靠摘抄。《明史》载,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自抄,抄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顾炎武在《抄书篇》中述其祖父语,亦有“著书不如抄书”之说。我虽无抄而又焚、焚而又抄的“七录”之勤,却也有“著书不如抄书”之想,我读书时就是依靠勤抄弥补善忘,依赖勤抄以积累资料的。这种方法可能已属于落后的“手工业”方式,但对我来说,始终把它当作一种用以补拙的手段。我对所需要的材料,或录全文,或摘其要,或综合编纂,或专题辑录,辅以评、按、索引等方式,以备不时检用。这种做法已由逐渐养成习惯发展到成为兴趣爱好了。
资料积累务求丰富周详,但资料的使用却应当根据需要,有所选择,正如苏轼所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所积累的各种资料,除作为自己进修之用者外,也有一些用于补充教学。例如根据教学需要以课文为中心,提供一些资料以扩大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路。但却不宜给得过多,否则学生负担太重,效果反不理想。我在教《<指南录>后序》时曾阅读过有关文天祥的传记以及《指南录》全部诗篇,但我仅选了《指南录》中与课文有关的若干首诗,供学生阅读,以便和课文相印证,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这样补充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境界,增加了学习兴趣,收获颇多。
补充教学除扩大知识领域外,更在于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学会一些治学的方法。如怎样利用工具书解决疑难问题;怎样通过查书、质疑等研究探讨以触类旁通,获取新知识;怎样做札记、摘卡片、编索引以积累资料等等。学生能够养成勤于自学的习惯,学会基本的治学方法,将会终身有用,其得益处就不仅在于提高语文水平而巳。
语文教学50年,虽不能臻“金丹换骨”之境,但多年来所积累的一些资料,也每每敝帚自珍,不忍遽弃。想起当年叶圣陶先生编 《十三经索引》时在《自序》中曾说到:“虽未足以语述作,然于人至便,殊非无益之事。”因此利用晚年余暇,重温旧业,还读我书,编成 《知困录》,亦犹秦观《精骑》之意而已。诸凡论述引用不当,古籍标点欠妥之处,均希匡谬。 沈蘅仲
名师简介
沈蘅仲,汉族,1919年出生,江苏海门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语文学会理事;上海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语文学习》杂志编委;上海市民盟委员。著有《语文教学散论》。1937年中学毕业入上海国学专修馆;1940年毕业于上海国学专修馆;1942年任上海市南洋中学教师;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建设中学、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8月被评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 ;沈蘅仲在上海交通大学附中1954年创建时就到该校任教,不久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直至1987年10月退休,是该校最德高望重的教师。沈蘅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知识渊博,在培养学生、辅导青年教师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总结“提高语文水平的三大法宝”:练笔、词语手册、古文抄读,在实践中受到师生的一致肯定,成为交大附中语文教学传统。出版《怎样做笔记和记录》、《怎样写民歌》、《语文教学散论》、《怎样点标点符号》等专著,并在《文汇报》、《语文知识》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来源于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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