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我的中考

那年中考临近，我正在学校搞事情。学校一年前换了领导，校长教导主任都是新的。烧了几把火不知道，但老师们之间个个剑拔弩张，关系搞的貌似很复杂。关键是，眼看中考日渐临近，校领导竟然连我们教室们都不进一次，感觉我们毕业中考的事轻如鸿毛，压根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十来个成绩不错的学生都已经转到藉口去了。再加上班主任干了件对我极不公正的事，一气之下，随便找个理由一借题发挥，板就叫上了。那段时间打油诗、大字报冷不防就出现了。到考试前夕的一天下午，当班主任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教室时，竟然发现几乎所有的男生不都见人影了。那时，我们正坐在学校对面的山上的树林里，一边观察着校园老师们的一举一动，一边怒不可遏的痛数学校种种不是乘凉呢。

当老师打发人把我们找见重新归拢到教室，更怒不可遏的就成老师了。辛辛苦苦带了三年，眼看就要考试，却罢起课来，而且是最有希望考上的学生挑头组织，这事换成我我也恼火。或真诚或牵强的师生关系，就在这一刻撕破了脸面，血淋淋的。许多年后，别人提起母校中学，大都是感恩和美好的回忆，我看母校，尽管代过我的绝大多数老师都待我不薄，但对学校，多少感觉有点复杂。
那时的中考分预选和正式考试两次进行。我们初三两个毕业班80多个学生，临近考试仅剩下即将参加预选考试的24个人了。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取消我们参加预选考试学生的资格。我一直弄不清楚是谁出了这么个清奇大胆的主意，且不说学校有没有这个权力，如果真的取消了，那我就有可能接着上着高中，三年后有望考个师专或都甘农大之类的了吧。这只是如果，学校最终还是决定让我们参加考试。本来感觉就无足轻重没把我们当回事，这下好，更加放任不管了，一脸的嫌弃挂在脸上。
去城里参加预选考试的那天，带队老师不屑于跟我们同行另走了，我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汇聚在校门外的马路边。另一位老师提前联系好的一辆大轿子已经在等了。从镇上到城里正在修路，进城只能经牡罗公路绕道罗家堡走。本来三块五的车费，这一绕便绕成了四块六。快到中午，终于到了。好在英语老师前来接应，而且提前订好了旅店，把两眼一抹黑的我们领到了一中斜对面弥陀寺巷的红光旅社安顿了下来。
红光旅社是一个四面有房的院子，在靠近东北角的一间大屋子里，是许多张床并在一起的大通铺，我们一伙男生就全住在里面，女生则住了西面的两间小屋子。出院子和巷道走不远就是考点一中，找考场和参加考试并不困难。每考完一门，我们便又三五成群的聚到一起找着买饭吃。一中东西马路边的摊点上，一碗一块二的凉面成为最方便快捷的选择。当然，也吃过一碗一块八的炒面，还有人从人民路市场的黄色大棚下找到了更为便宜的浆水面，每碗八毛钱。记得某次吃完饭，我们还每人买了一瓶啤酒喝着回旅社了。这事今天回想起来多少就有点二，万一喝晕喝醉影响了考试怎么办？没人提示。没人指点。带队的老师住在青年南路的政府招待所里，吹着风扇看着电视，我们几乎连面都没怎么见着。红光旅社门口是个游戏厅，没费啥功夫大家就都学会了投个硬币打一盘。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住的屋子高声喧哗，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一般恣意撒欢。有天傍晚正在打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进来，不怒自威地低声喝道：“吵啥呢？不考试么？你们不复习不要影响别人！”我们一片静默，方想起隔壁就是牡丹中学的考生。他们的老师就形影不离的跟着。
我们旅社是平房，每人每天两元钱。听说藉口中学的学生住楼房，在建新饭店，我们便去看。谁知上到楼上进屋一看，他们竟然连床都没有，就在地上打地铺睡，顿时觉得平房楼房都是一样的恓遑。红光旅社白天院门时常开着，住的房子门也开着，但我依然认为是最安全和值得托付的地方。进城时从家里拿了八十元，感觉搁哪都不安全，便偷偷藏在住的床上的枕套里。有一天考完试一进旅社院子，满院都是洗过晾晒的床单被套。再进住的房子，当看到满屋子的床单被套枕套全已褪去时，我大吃一惊，感觉心都是掉出来了。忙翻起枕头一看，钱竟然原模原样的还在枕头底下，我的心方放了下来。要知道，那是我这次进城的全部盘缠，吃饭住店，考试交费、回去坐车，全得靠它。万一没了，可怎么是好？真是有惊无险！
三天的考试几乎全无印象，只记得监考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严。这次考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到城里。都从山中来，却没带兰花草。灰头土脸的我们带着面对惊奇的、怯生生的目光，感觉到处都是瞧不完的新鲜。白天东瞅瞅西看看，甚至挤在游戏厅看别人打几盘；晚上则站在路边看别人拿着话筒唱卡拉ＯＫ，动辄就是《涛声依旧》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考完试后第二天，好心的英语老师拿了相机，带我们去公园玩。那时的公园是收门票的，里面有不少玩的也都收费，老师替我们掏了钱，带我们到最为刺激、惊险的恐怖城里走了一遭。随后，又领着我们到玉泉观转了一圈，这算是毕业之前和同学间最为美好的记忆了吧！下午，一伙同学都做鸟兽散，各回各家了。对我们参加预选考试的人而言，如果说初中生活有结尾，我想这应该就是。
几天之后，预选成绩出来。20多个参加预选的同学中，我们有5个人入围。那时的中考跟现在一样，还是6月16至18日。从准考证号上判断，我预选排全区39名。中考我的考点在三中，有没有老师带队我已不记得了，反正五个人吃住都自己想办法。那时我哥正在三中读高三，住在三中背后高台子上的一户人家，七八个同学挤在一间屋子，我便对付完成了我的中考，还有在南山体育场举行的美术、体育加试。后面又在伏羲路的区医院参加了体检。参加完体检方知，我体重42公斤，量身高时脚后跟偷偷踮了一下，依然不过156厘米。太轻太矮，部分专业限报。
7月上旬成绩出来要到区教育局报志愿，从家里翻两座山走到镇上，由于刚下过雨，班车停跑，死活没法进城去。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挡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便挤在拖斗里坐了几十里路，终于在罗家堡坐上了一辆大班车。这之前或之后还有一次，要去教育局送个照片还是什么表，要的很急。我摸黑走了十里山路赶到镇上，夜里狂风暴雨，次日一睁眼天已大亮，忘了是没车还是错过了车，反正去不了市上。打问来打问去，凑了辆要进城去的小四轮拖拉机，我扶着栏杆站在拖斗里，小四轮在颠簸的路面上奔奔跳跳往前跑，我在拖斗里颠来颠去直摇晃，站一阵蹲一阵，双手紧紧地抓着，感觉胳膊都快断了，铺天盖地的尘土更不必说。颠簸了几个小时，好歹算是到了市上。从那以后，对坐小四轮拖拉机就够够的了。
那时光知道考上师范以后就当老师，有城镇户口的人考上技校以后就能当工人，但中考是什么学校，有什么专业，以后能干啥几乎一无所知。中考我的成绩又有所前进，可能在全区20名左右。反正最不济有师范能录取，我哥替我选了几个好学校留了条子，只是阴差阳错却没有人转交于我，最后便稀里糊涂地填了几个学校。后来的结果，是被当时填的第三志愿学校提走档案录取。填的时候以为这个学校在兰州，接到通知，才知道就在天水，而且还没在市区在乡间。
我曾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志愿报好，以我的成绩，会不会走个更理想一点的学校呢？但当时的我，真对职业生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考上中考在学校干什么。我记得在接到录取通知后的暑假的某一天我和我哥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我哥：“去了中考学校都干什么？”
“上课啊！”我哥说。
“还要上课？”我惊奇地问。
“不上课还想咋？”
“上啥课？”
“语文啊、数学啊”。
听到这话，我顿时觉得人间无趣，郁闷极了……果然，中专前两年里，什么函数微积分，看不懂的分子式，老师口口声声“想叫他往哪跑就叫他往哪跑”的“烂电子”，接踵而至。这都是后话了。
大约七月中旬吧，录取通知书收到。这一年，我们共考上了3个人。而此前连续两年，都是每年一个。如果同学中没人转到藉口，考上的会更多。但我们不是属于母校的荣光，作为史无前例公然跟学校搞事情的人，N年后在一位老师的文字里，他把我们描述成了干着偷鸡摸狗勾当、为千夫所指、受万人唾骂的人。我笑了。即便杀人放火，如今也已过追诉时效了。何况我们不过想制造点乱子，让学校能想起还有几十个毕业生这档子事，再说严重点，也不过想看个学校的笑话，没想到有人认真了，却也误判了。我的中学时光已经结束，颇有“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意思。但校领导对这件事的清算却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因为他们认定，此事必有老师后面操纵和参与。我原以为取消我们考试资格可能只是吓唬一下我们，这时才明白，或许有人真的动过这个歪心思。
对我们而言，中考就是一群乡下孩子面对城市万象的人生启蒙课，是对城市繁华热闹生活小心翼翼的窥探和初体验，是毕业散伙前的集体狂欢，至于考上中专或者师范，更像捎带产生的一个副产品，虽然也郑重其事，但更像无心之作。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中，中考就那样过了。稀里糊涂中，志愿也就那样报了。当时只道是寻常，但正是这一考一报，乡亲们视为跳出农门吃上了松活饭，也真的决定了我此后人生的走向——上的学校决定了后面分配工作，决定了从事的行业。二十多年过去了，中专同学一半左右依然行走在农林这个与专业相关的圈子里。不论后面取得了什么学历，面对考公务员、升职、遴选，小中专的第一学历依然是最硬的伤、最短的板。从这一点讲，中考对个人而言太重要了。
但从更广阔的视角和维度看，中考的重要性也不过如此。当年没能考上中专的，三年后考上了大学。中考后不再上学的，如今不论在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职业，都在为梦想为打拼，同样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有大的成就固然可喜，平凡的人生同样值得点赞。大家都一样，各自有光芒。
弹指一挥间，二十八年过去了。中考还是那个日子，但已再无八毛钱的浆水面，也无两元钱的旅店，中考更不是从前考上上完就给分配工作的中考。但中考的压力依然有增无减，甚至有人说中考考个好高中比考个大学还难。每年6月，最让家长揪心的事，还是高考、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