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说，“老科学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年老的科学家，一是老旧科学的家。仿此，我若算个文学家，该是上了年纪的文学家，还是老旧文学的家？想想，只能算是个老旧文学的家。

这就要说句大话了。过去那些征战连年的将军，称颂起来，多用的一个词儿是：无役不与。我的年纪，不能算多大，但要说起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也可称得上是“无役不与”了，且在新时期文学尚未起步的时候，就已然步入文坛了——若参与重要的文学活动，就算是步入文坛的话。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个老编辑，一个是王笠耘先生，一个是谢明清先生。

1970年8月，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了，去了吕梁山里的汾西县教书。先去了一个村子，过了一年又去了另一个村子。不用远眺，就能看到自己的前程：年轻教员熬成中年教员，中年教员再熬成老教员，退了休，肩塌背驼，回到老家，了此残生。

得挣扎，万一有希望呢？

而挣扎，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作。

那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还未复刊。只有一些群众性的小刊物，还在办着。1972年夏天，看到一本《革命文艺》，山西省文化馆办的，上面有“革命故事”。哈，这不是小说嘛！便写了一篇投去，居然发表了。信心大增，同时意识到，靠这样小打小闹，是没人理会的。要想出名，得来大的。这道理，跟做强盗有几分相似：天天偷鸡摸狗，谁认你是个角儿？要干就得干一票大的。那时，样板戏还没有叫响，新的电影更是少而又少。我想，何不写个电影文学剧本呢？拍出来了，那才叫一举成名天下知，还会再待在吕梁山里吗？

于是在那个叫上团柏的村子，窑洞里，煤油灯下，写了个电影文学剧本，叫《山里的秋天》。托一位曾在一起教过书，后来调到县教育局当了打字员的同事，刻蜡版，做成油印本，分寄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寄了一本给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这时已是1973年的夏天。

奇迹发生了。同年10月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马德波同志来信，说这个本子有相当基础；他近日要去内蒙古组稿，想返回时从大同南下，来汾西县看望我，商量剧本修改事宜。过了不久，又来信了，说是他因单位有事，直接回了北京。他又说，北影将在11月份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拟请我去北京，一面学习，一面修改剧本。

这样，我便来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时间一个半月。三十几个人，来自全国好几个省份。来人最多的是安徽，他们的一个剧本，已经成熟，另有一个剧本，也见好。江西也来了两个。剩下的，多是东一个、西一个。山西就我一个。这些人里，后来还有点名气的，有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锲，成了江西省文联主席的杨佩瑾。还有一个叫肖马的，也是安徽来的，后来说是写过《芳华》的严歌苓的父亲。同时也知道，跟我联系的马德波，是北影文学部的主任，来北影前，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是陈荒煤的秘书。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电影剧本没有通过。大概是为了安抚我吧，学习班结束后，马德波派了个年轻同事陪同，安排我去平谷县采访，算是深入生活，扩大视野。

我呢，回到汾西县，调到后山的一个乡镇中学。一不做二不休，我以电影剧本为框架，改写成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名叫《磨盘庄》，托人打印成册。随后请假去了北京，到了北影，找见马德波，希望托他的关系，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看看。在北影招待所住了两天，马德波来了，说出版社的人，他也不熟悉，也是人托人，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室的一个叫王笠耘的编辑说好了，明天直接去社里找此人好了。

第二天，来到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进了楼，记得是二层南边的一个大办公室，见了王笠耘先生。他当时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在我看来，当在五十岁的样子。王先生收下书稿，也还热情，只是说，他们收到的稿件甚多，要轮上得一个时期，不可能很快看过，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王笠耘先生(1927～2008)

这个办公室有两个窗户，一东一西。东面的窗户正对着门，窗前两个办公桌东西相对。王先生是西向坐，在我的感觉上，该是个负责的。他说的看稿子，极有可能是安排下面的一个编辑看。我原来的打算是，等上三五天，他们粗略看过，若认为可用，我回去再细细打磨。王先生这样说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当即告退。其时唐山大地震刚过，北京城里，时有小震，不便多待，又匆匆回了山西。

回去以后，等了再等，一直没有消息。我的是打印稿，就是不用，人家也不会退的。也就死了心，一心一意写起短篇小说，居然多有斩获，两三年间，除了山西几家刊物，《北京文艺》（就是后来的《北京文学》）等外地刊物上，也多有发表。

粉碎“四人帮”后，县上办起高考复习班。教育局觉得我是个能教复习班的，于是将我从下面调回来，带了理科复习班的语文，兼班主任。两年过后，1980年春天，该是3月下旬，忽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他们要办一个文学讲习会，经甄选，确定我参加，学习期限为半年，从4月1日起，到10月31日止。

我当时正带复习班，去不去，还有些犹豫。经一个朋友劝说，决定如期前往。去了，不是什么正经地方，租的朝阳区委党校的房子。学员共三十二人，好些是当时有名的青年作家，比如与我同一宿舍的，就有河北来的贾大山。一个宿舍四个人，我俩在门口两边，我东他西，门开了正对着他。

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文学讲习会，就是后来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也即鲁迅文学院第一期。改为“文学讲习所”，并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丁玲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赓续起来，是我们来到之后，经“闹腾”才改的。改为“鲁迅文学院”，则是讲习所办了三四期之后的事。

住下才知道，学员的选拔，并不是通过各省作家协会推荐，也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推荐，而是先成立了这么个机构，由调到这个机构的人，自己选拔的。他们的选拔方式，则是通过北京各重要文学单位的推举。

熟了，也就敢乱翻了。有次去资料室翻书，见旁边有几个簿子，拿起来翻看，竟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会学员花名册》。还叫“文学讲习会”，显然是开办之前，确定下名单之后制作的。一翻就翻到我的一项。姓名、年龄、单位，最后一格是推荐单位，列有三个，分别是：《北京文艺》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三家推荐我，应当说各有来由。《北京文艺》推荐，是我接连在那儿发了好几个短篇小说，有的还是头条。《人民文学》，我投过稿，虽没有发表过，但他们的人常去山西，不会不知道我。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一时竟有些莫名其妙。我的《磨盘庄》是给了他们，给了也就给了，没有任何回音，跟扔到野山坡上一样。因此上，我认为，起了主要作用的，定然是《北京文艺》。其主编李清泉先生，对我的小说很是欣赏；还有小说组组长赵金九先生，信上曾说，希望每年给他们写上三个短篇。没错，肯定是这样，李清泉说了好话，重话，定下了，后两家的推荐才会附上。

学习期限半年，到了10月初，就有点“乱营”了。定下导师，名头大的，多往导师那儿跑；跟名社名刊关系好的，多跑几趟烧烧香，混个脸儿熟。我跟贾大山、乔典运三个，被视为“农民作家”，分配导师时，谁也不提要求，心想，爱谁谁吧。最后把我们三人分给大名鼎鼎的王愿坚先生。那些当了导师的作家，都很看重这批学员，有的还请学员吃饭。我们三个，左等右等，也不见导师召见，只说是他很忙，正在写《四渡赤水》的本子。后来快散伙了，我们三个才得以去一个名叫小雅宝胡同的地方，拜见了王先生，聆听一番教诲，自然受益无穷。

话再扭回来。傻等的日子里，心情可说是糟透了。学了半年，一无所获。同学们一个个风光了再风光，而我呢，连个导师也找不下，找下了连理都不理。时不时想起杜牧的诗句，“绝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我世间无”，不敢胡攀附，但那份灰心丧气，今天都还记得清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好消息转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明清先生叫我去社里找他，要跟我谈谈。

传这话的，是所里分管我们的张玉秋老师（相当于班主任）。导师一直定不下，定下了又不接见，张老师也为我们着急。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编辑要约见，张老师似乎也颇为欣慰，说罢还微微一笑，表示嘉许。张老师说话的时候，贾大山就在床沿坐着。张老师一走，贾大山对着我，诡异地一笑，撇撇嘴说：

“你小子行啊！”

意思很明显，我们俩，连上乔典运是仨，都是涸辙之鲋，无人理睬，而你却悄悄密密，攀附上这么个大门户。

这种事，不可辩白，辩白只会越抹越黑。我也就没吱声，当天下午，准时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是多年前去过的那个二楼，那个办公室。东边窗下，该是王笠耘的办公桌，没人。西边窗户下，靠里，西墙边，坐着一个人，扭头一看，见我来了。不用问，我知道他是谢明清，他知道我是韩石山。

谢明清先生

他说，他知道我来北京参加讲习所的学习，早就说叫我过来谈谈，忙，一直没空。听说快结业了，再不谈就没机会了。问了我创作的情况，说当年看过我的长篇小说，觉得我的文字还是有些功力的。既然写农村，不必抓什么重大题材，该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重心，写出真正的农村的现实。若写好了，给他看看。

他不是个多么善于言辞的人，说话很诚恳。这就够了。前后也就二十分钟，没话说了，起身告辞。谢先生送到门口，握手而别。

学习班结业，我回到山西。山西省作家协会待我不薄，通过组织手续，将我从学校调出，安排在汾西县城关公社任职，算是深入生活。1984年秋天，调回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

也就在这年11月吧，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个访问团，参观苏南的社队企业。省作家协会的领导让我去了，同去的还有时任作协副书记的焦祖尧同志。

这个访问团，规格不低。团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老太太，副团长是河北文联主席徐光耀先生。团员十人，作家中有湖北来的刘富道，是我讲习所的同学，其余人，再没认识的了。可我心里清楚，还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就是也是团员的王笠耘先生。

到了南京，省委书记接见后，一行人乘一辆中巴车奔苏南而去。去了的地方，记得有常熟、苏州、无锡等地。团体外出，同一辆车上，头一次坐成什么样子，以后差不多老是这个格局。车门在中间，我年轻，进去自动靠后点，而我前面，恰是王笠耘先生。

我这个人“嘴贱”，爱说话，没几句，就跟王先生熟络了。得知他是西南联大毕业，更是敬佩不已。我始终没提送稿子认识他的事，对他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情上视之为老朋友。他呢，大概车上寂寞，也没个好交谈的人，跟我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什么。

一连几天，看了许多地方，吃了许多江南的美味。记得在无锡，午餐很丰盛，下午好几个人拉肚子，其中有王先生。追究起来，说恐怕是太湖小银鱼惹的祸。刘富道也这么看，我悄悄对他说，肯定不是，我们桌上的银鱼，我吃了差不多半盘子都没事，怎么会呢？

苏南回来不久，收到王笠耘先生寄来一本书，名叫《小说创作十戒》。人敬我一分，我敬人十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编辑，给你寄来书，虽没说让给他写个什么，可谁也知道，收到朋友的书，写篇评论是最好的报答。而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于是便写了篇评论，在《太原日报》评论版刊出，且将报纸寄去。

那两年，原版的《红楼梦》最是火热。我早就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革”前，出过一套原版的《金瓶梅词话》。我上大学时，学校规定，中文系二年级以上才可在阅览室把它借出来看，当晚必须还回。

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存有早先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三百元一套，相当级别的人，开了介绍信才能买下。这个价钱，是我承受不起的。当时我的月薪，也就九十元的样子。买这么一套书，花三个月的工资，太不合算了。正好有个老家的企业家来我家，听我说了这个情况，他说，若能给他也买一套，我这套的钱，他出了。

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去苏南时一路同行的韦君宜老太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心想，以前不认识，不好说这个话，现在认识了，是买又不是讨，她老人家该给这个面子吧。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过了几天，来了电话，说可以，你来吧。

为买到两套《金瓶梅词语》，去一趟北京是值得的。去了，见了韦老太太。她是大官，不办这等琐事，当即打电话给一个人，谁呢，简直让我惊呆了，竟是谢明清先生！

谢当时的职务是什么，我没有问，是他告诉我的，说他已调往新闻出版署任职，这儿的事还兼着。交了钱，书还在库里，一时拿不上。他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走。我说了明天的车次。他说了个时间，让我届时在饭店门口等着，他会用他的车送我上站，同时将两套书带来交我。

第二天一早，谢明清先生坐着由司机开的车（这是他在新闻出版署的待遇），来到酒店，将两套书给了我，送我到了北京站，他下了车，握手而别。

去北京站的路上，我很想跟谢明清说几句话，说说我为什么没按他的吩咐，写一部农村世俗生活的小说。简单点说，像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的小说，我是不敢写的。我家成分是富农，舅家是地主，可说坏成分占全了，我要是写那样的小说，就有反攻倒算的嫌疑。再说，我小时候随父母在山东德州生活过几年，上中学后就住校，直到大学毕业，对农村生活没有多少情感。那些年，我所以拼了命地写作，还写的是农村题材，是因为山西文学界认这个。我的一切，都有功利的打算，就是自己逃出吕梁山，把老婆孩子从农村捞出来。现在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我是不会再写什么农村题材了。

是有这个意思，但我没有说出口，只有心里默默地念叨：老谢，感谢你当年对我的鼓励，是我没出息，让你失望了。

记不得是这次去北京，还是过了一两年去北京，我去看望了王笠耘先生。那时，他像是刚退休，住处做了调整，换成个大点的房子，地方却很远，在北京的东北角，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库房的旁边。那时说的大房子，实际不怎么大，也就小三间吧。我去看他，老先生很是高兴。说到库房，我又有些不自信了，因为我对他家的布置，没有一点印象，而对这个库房印象却很深。莫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第二天谢明清接上我，去了这个库房，拿上韦老太太的批条，取了两套书，然后再送我去车站？谢先生知道我与王老有交情，指着旁边一个宿舍楼说，王先生就住在这儿。房子似乎刚交工，前面还有一堆建筑垃圾，门前是深深的通道，似乎房子陷在地下许多。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年岁久了，一时理不清，且全留着。下面一件事，则是确实的。

又过了几年，收到王先生的长篇小说，名字怪怪的，叫《她爬上河岸》。同时附有信，只说让我看看，没说别的，我也没往别处想。现在想来，若他提出点什么，或是含糊地说上句，想听听我的看法，我是会写篇评论文章的。还是那句话，对我来说，这不算个事儿。

写罢此文，在网上查了一下，王先生1927年生人，2008年已过世；谢先生1939年生人，当健在。

2020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