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的践行者

记者：什么是“文学地理书写”？

作者：文学地理书写比较注重文学与地理的交互关系。地理因素客观上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但是，只有部分作家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较为敏感，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觉地调用籍贯地、出生地、客居地、写作地以及活动地的相关地理要素，使作品在语言风格、意象选择、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等诸多方面体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

记者：什么是“文学地理学”？

作者：现代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从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地理”发轫的。梁启超借鉴西方近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中国文学地理学进入系统研究阶段。20世纪前半叶，不少学者都发表过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或言论，如刘师培、汪辟疆、王国维、鲁迅、林语堂、冰心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不少学者也将眼光投向了文学地理学。在金克木、袁行霈、严家炎等学者的倡议下，文学地理学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经由杨义、陶礼天、夏汉宁、邹建军、曾大兴、梅新林等学者的发展，文学地理学目前已成为国内研究界不可忽视的学科新动向。例如，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提倡要让中国文学接通“地气”，关注地理对文学的影响；邹建军提出如“地理基因”“地理思维”“地理感知”“地理记忆”“地理想象”等一系列文学地理学批评概念，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完善；曾大兴提出要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一门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继承了我国历代学者关于文地关系研究的学术积累，融合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方法，关注到中国独特的地理情况与丰富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特征及差异、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地理因素相关的流派、社团、群体、思潮等问题。文学地理学拥有系统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能够分析文学地理书写的内容、形态、特征与内蕴，是我们研究文学地理书写的重要依据。

在幅员辽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中国，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地域文学，发掘作家、作品和作家群的地域特征不仅是行之有效的，对于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而言，也是必要的、可贵的、有意义的。

记者：川籍作家的“文学地理书写”总体情况如何？

作者：全球化为人类带来便利和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人类文明面临一元化的危机。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强调川籍作家“文学地理书写”的独特意义，事实上亦是拒斥文学的同质化、空心化、泛滥化的应有之义。

四川人杰地灵，名作迭出，不管是唐朝李白的《蜀道难》，还是现代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当代阿来的《尘埃落定》《大地的阶梯》《成都物候记》、蒋蓝的“天府三部曲”（《成都笔记》《蜀地笔记》《锦官城笔记》）和即将出版的《蜀人记》、罗伟章《大河之舞》、贺享雍“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彭家河的《瓦下听风》《湖底的河流》、张中信的《哦，野茶灞那些事儿》《成都书》《神韵巴中》《通江书》《野茶灞时光》《风过野茶灞》、阳云的《巴中山水志》《巴中风尚志》，杨虎的《西蜀寻隐》等，都是“文学地理书写”的代表作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作品内涵丰富，“文学地理书写”只是许多有效研究角度之一，千万不要以偏概全。

就当代四川文学而言，我们认为，文学地理书写在川内正处于强势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川籍作家”和曹顺庆、李怡、李明泉、孙建军、敬文东、邹建军、伍立杨、向荣、陈思广、张放、蒋登科、唐小林、冯源、白浩等著名“川派评论家”都意识到四川文学的地理特色，主动地去开掘、表现、阐释，力图把四川的地方特色写出来、传出去。就在前几天，诗歌评论家、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蒋登科教授在读了《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后，还殷切勉励我们，他说：“我们四川，包括巴中，其实一直有不少优秀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在坚持创作，有些人的水平就是放在全国来看，水平都并不低，但是我们搞文学评论的，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对四川本土作家关注度还不够，如果以后有时间，咱们还可以继续发力的。”

记者：为什么研究张中信的“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 

作者：地处川东北的大巴山，谷坡陡峭，重峦叠嶂，清荣峻茂，山高水长，豪迈的山歌、狂野的放排号子在峡谷之间荡气回肠。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地域特征较为统一，它不仅养育了既粗犷又柔情的巴人，还孕育出一群被称之为“大巴山作家群”的文人志士。

原始与现代交融的地理环境、传统与开放兼具的社会风尚，淳朴与繁杂交织的民风民俗，粗犷与灵动并存的文化品格，共构了大巴山的整体风貌。依托川东北大巴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当代的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李明泉先生是较早关注“大巴山作家群”的知名批评家之一。早在1994年1月，他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的《开掘与超越——论大巴山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文中指出“大巴山文学”“有别于秦岭文化、平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的乡土个性，而且在审美趋向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开掘出极富巴山特色的美学矿藏，独步文坛。”在《巴山今日见清秋——序<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一文中，李明泉强调，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文学积累积淀中，“大巴山文学”日趋定型，更加显示出独具文学地理禀赋的地域文学流派，涌现出杨牧、李新、李祖星、洋滔、宋小武、汪隆重、李贵、王敦贤、杨贵云、杨翰瑞、田雁宁、谭力、张建华、杜泽九、邓文国、邹亮、杨君伟、黄启国、邹瑾、罗勇、罗伟章、贺享雍、卢一萍、凸凹、陈亚平、向以鲜、张中信、龙克、庞清明、刘甚甫、曾蒙、周李立、何东晓、黄定中、阳云、曹琨、王林先、赵伟、赵剑锋、李国仁、杨通、张万林、王志国、陈礼贤、周书浩等作家。现在，“大巴山作家群”已经是四川文学重镇之一。

张中信是大巴山的儿子，更是“大巴山作家群”的一员骁将。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不论走到哪里，张中信习惯于以故乡为基点，用泥土的姿势站在大巴山深处远眺。他以“野茶灞”“板板桥”“诺水河”“文笔山”“中峰洞”“野人山”等大巴山的名迹风物为坐标，书写着韵味悠长的乡土风情与诚挚动人的世情百态。大巴山是张中信的精神家园，他生于斯、长于斯，数十年如一日地集中书写以野茶灞、板板桥等地为中心的大巴山地理。可以说，他是目前书写大巴山风土人情方面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成绩斐然的最重要的几位作家之一。他的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蕴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呈现了多类大巴山地理空间，在展现大巴山的地方特性和地理品质方面作出了可观的贡献。最后，他的语言既古典又现代，叙事既细腻又幽默，风格既粗野又灵动，与大巴山的地方特点极为契合，他也因此在大巴山文学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