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史上第一位甲第进士欧阳詹与爱国名将俞大猷名人列传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人才与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这个短命的封建王朝，虽然两代帝王的政绩并不显著，但在建立科举制度上却有历史性的贡献。科举制度为隋代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历经唐宋元明清，直到1905年被废，经历了1300年的漫漫长路，为封建国家贡献了十多万各类官员。中国人的这一创举，被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欧阳詹(756～800年)，字行周，唐天宝十五年(756年)生于晋江县潘湖村(属晋江市池店镇)，后在南安县高盖山读书，又迁居泉州城内。

　　欧阳詹少年时聪颖好学，逢人求问。稍为长大，和逸士罗山甫一同隐居在潘湖切磋学问，又向晋江县灵源山道士蔡明浚学-之术。后来和莆田县的林蕴、林藻在泉州城北清源山、南安县丰州莲花峰、高盖山白云书室、莆田县广化寺灵岩精舍等处读书，数年间学业大进。
　　欧阳詹文思敏捷，见解独到，操笔属词“言秀而多思，多言人所未言”。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年(780～786年)，文才显扬，名声振耀。
　　建中初，大历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与欧阳詹交谈，大为惊异，视为芝英。每有宴集，必定请他同席。临别时，又泛舟福州东湖，设宴饯别。由于常衮大力推崇，欧阳詹文声腾于江淮，达于京师。
　　泉州刺史薛播引荐欧阳詹和隐居在南安县九日山的高士、隐逸诗人秦系和前宰相姜公辅交游，时相往来，吟咏唱和，结为忘年之交。
　　欧阳詹在常衮、薛播勉励敦促下，在贞元二年(786年)上京赴试，候考6年。贞元八年，放榜点士，贾棱列榜首，欧阳詹名列第二，韩愈为第三，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诸名士联第同榜，时称“龙虎榜”。欧阳詹是闽中士人登第的第一人。当年五月，欧阳詹衣锦还乡，大光州闾。
　　贞元九年(793年)三月，欧阳詹赴莆田县吊唁孝子林攒，作《甘露述》。回泉州后，为泉州刺史席相、前宰相姜公辅作《二公亭记》；秋七月，席相在东湖设宴，欢送泉州贡士上京应考，欧阳詹作《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教秀才于东湖亭序》；九月，作《泉郡北楼记》，又作《六曹都堂记》。
　　贞元九年秋冬，欧阳詹回京师。贞元十年，应直言极谏试，没有录用，前往西秦(今甘肃省西南部)，同年返长安。贞元十一年冬，应宏词科，试题为《片言折狱论》，欧阳詹因反对把片言折狱视为美政，又不入选，只得羁旅京师，生活穷愁潦倒。
　　贞元十四年(798年)，欧阳詹四试吏部，授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任职后，谆谆善诱生员，积极推荐人材。
　　贞元十五年(799年)冬，韩愈以徐州从事(佐史)来京朝觐皇帝。欧阳詹认为韩愈大材小用，率国子监生员跪伏宫门，力荐韩愈为国子监博士，未成。史称唐代自设四门助教一职以来，能举荐贤士的，没有一个超过欧阳詹。
　　欧阳詹曾游历剑南山南(今四川省)、荆州(今湖北省)、河东(今山西省)和河南等地，以文会友，和韩愈、柳宗元等人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贞元十六年(800年)，欧阳詹逝世，年仅45岁。
　　欧阳詹遗体葬在莆田县广化寺侧释迦文佛塔后面，即青年时和林蕴、林藻读书处。
　　欧阳詹著有《欧阳行周集》10卷，李贻孙作序称，欧阳詹“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此集计收赋、诗、记、传、铭、颂、箴、论、述、序、书等各种体裁作品146篇。
　　宋朝理学家朱熹为欧阳詹故居撰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欧阳詹在泉州的故居所在地因称甲第巷。

泉州的第一位进士是欧阳詹。大历元年之时，泉州经济是富庶的，人们却不注意文化教育，正如唐代林蕴在《泉山铭》中所云：“自大历纪年，犹未以文进学者，满门终安豪富，寂寞我里，曾无闻人。”欧阳詹（公元755-800年），晋江潘湖欧厝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与当时著名青年文士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史称“龙虎榜”。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从此泉州“不四五年继踵登第，天下改观，大光州闾，美名馨香，鼓动群彦。三十年内，文星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泉州文化教育的繁荣与欧阳詹在泉州首倡崇文重教是分不开的。宋代理学家朱熹曾为欧阳詹祠堂题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

千年科举，泉州人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从欧阳詹登进士榜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前后一千一百余年，泉州共有进士2456人，其中文进士1808人，特奏名进士492人，武进士156人，数量上长期居全省各府州前列。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举子表现特别突出，达到创纪录的40人，不仅是唐宋时期泉州单榜进士最多的一榜，而且后来元、明、清三代也再没有一榜能够超越。古代泉州不仅登科中举者人数众多，且各种人才济济。历代进士中，文状元六人，即五代的陈逖、黄仁颖，宋代的梁克家、曾从龙，明代的庄际昌，清代的吴鲁。武状元二人，即明代的庄安世，清代的黄培松。榜眼有欧阳詹等十八人。探花有杨葆中等六人。同时，出现了许多兄弟进士、父子进士、祖孙进士、三代进士、四代进士，形成不少书香门第，簪缨之族。历代进士中，有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人物，突出者如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李廷机、陈庆镛，政治改革家吕惠卿，理学家蔡清、张岳、李光地，抗倭名将俞大猷，文学家欧阳詹、王慎中，史学家吕夏卿、何乔远，书法家张瑞图等。

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的。这次会试因北京贡院受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未修理好，于是借河南开封贡院举行。泉州晋江的林翀鹤、林骚兄弟及南安的吴增、林乾等四人，会试中式，成了泉州的末科进士。其中林翀鹤兄弟及吴增三人，自以为考不中，会试后尚未发榜即返回家，待知道考中后，已来不及参加殿试，于是便成了未殿试进士。最后一榜参加殿试的唯一泉州人林乾，举进士后入翰林，不久就病逝了，令人惋惜。

中唐之后，泉州日渐繁荣的文化教育促成了不凡的举业，而不凡的举业又促进泉州文化教育进一步发达。古代泉州人崇文重教的精神是泉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不断发扬光大。

潘湖村位于泉州南门外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甲第进士的故里。潘湖八世孙明尚书葵峰黄光升撰欧阳詹故宅碑记曰“闽自唐欧阳詹始举甲第进士，文章卓然，声名籍著，为世所重，后有慕詹者继以仕进；能文者必言欧阳公詹，而能学者必言黄公仁颖”。

附录：晋江最后一名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纪事

黄锡衮，又名炳朱字宗麟，号肇盛，晚号潘湖叟。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科解元钟垣榜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魏藻德榜进士。历广西思恩府推官至东阁武英殿大学士。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之三十四【选举二】明进士篇中记载：黄锡衮，国朝历官兵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金墩黄氏祖谱》春冬祭文中列潘湖第十二世先祖：明诰赠通奉大夫黄魁南赐进士广西思恩府推官巡抚兵部侍郎肇盛公。登仕匾额东阁大学士项中有“清黄锡衮兼理东阁大学士”及侍郎项中有“清黄錫衮兵部侍郎”等记载。

金墩黄氏祖祠内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石碑记载，因清初郑成功抗清，重罹兵灾，祠宇倾颓，“时则有潘湖房卿相公集众修茸，栋梁籍以不坠”。清任文华殿大学士黄机在金墩黄氏祖谱【修谱续记】中也有黄锡衮组织重建金墩黄氏祖祠的记载：癸卯岁本房卿相锡衮公鸠众房公举重建焉。潘湖曾保存一方黄锡衮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晋江沿江一重要水利工程【潘湖大桥】重建潘湖宗祠写的碑志。该碑志落款为“潘湖叟黄锡衮记”。及潘湖湖口黄相府、清大学士坊在晋江潘湖乡相堂内为十二世孙黄锡衮立，潘湖叟相国墓、康熙帝钦赐“卿相扬祖武”御匾、夫人福建总督忧庵姚启圣妹，舅父徐以任，妹婿施琅、富鸿基。在广西起凤山广德公主碑记晋江潘湖人黄锡衮与武鸣夏黄人黄燝唱和诗所有史料均证明黄锡衮确属莆田黄石金墩黄氏。潘湖叟黄锡衮孟弟黄明衮，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已卯科岁贡，授广东增城知县。先祖谱载：明末清初本里十二世有“八衮”即长房：为衮、定衮、玄衮、绚衮、奂衮；三房：锡衮、明衮、昙衮（命衮）；寓居白叶乡杏塘号有“三南”（即三代单丁过世：九世滨南讳一鲁、十世魁南、十一世明南讳振宇）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贡生篇有“黄命衮，锡衮兄”的记载（因避明末“三朱”太子案文字狱讳，故改“朱”为“衮”）即孟弟明衮、仲弟昙衮。《金墩黄氏祖谱》五贡题名篇中记：黄明衮崇祯已卯科岁贡增城知县与兄在泉城笋江西畔王宫金墩讲学后徙祥芝亦称西墩。【封荫篇】中还记有：黄一鲁以曾孙明衮、锡衮贵，累赠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黄魁南，以孙明衮、锡衮贵，赠监察御史、晋阶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黄振宇，以子明衮、锡衮贵，封监察御史、晋阶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前面提到金墩黄氏祖谱有“清诰赠通奉大夫魁南赐进士历明广西思恩府推官累晋巡抚清兵部侍郎肇盛公”的记载，把锡衮祖孙列在一起，印证潘湖叟即是锡衮。

明崇祯十二年（已卯年即潘湖叟黄锡衮中举之年），潘湖叟黄锡衮收回潘湖八洋被鬻他姓的一半埭权，先后自费白鏹贰佰余金重新修建。并于清顺治十六年立下上面提到的以“潘湖叟黄锡衮”署名的潘湖大桥重建土地祠碑志。通过祭祖来缅怀先辈、宏扬祖德，敦亲睦族、增进宗谊。

明尚书葵峰黄光升撰欧阳詹故宅碑记曰“闽自唐欧阳詹始举甲第进士，文章卓然，声名籍著，为世所重，后有慕詹者继以仕进；能文者必言欧阳公詹，而能学者必言黄公仁颖”。

《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潘湖翁状元黄仁颖撰曰“文章腾於江淮首登龙榜，声名达於京师身到凤池。理学家朱熹撰潘湖欧阳詹故宅对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 潘湖八世孙尚书黄光升撰欧阳詹故宅曰：行周文德青天白日,甲第儒业昭华史书。潘湖九世孙金墩文山开族祖榜眼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撰曰：甲第当年龙虎榜，湖山千古薜萝情。十二世孙清大学士潘湖叟黄锡衮撰曰：“詹为闽文祖，后贤者皆其属孙；詹为闽文宗，后贤者皆其弟子”。

　　俞大猷 (念You)（1504－1580）汉族，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福建泉州北郊濠市（今洛江区河市镇）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四十七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本邑好友潘湖黄光升（明兵部侍郎后任户刑二部尚书）密授俞大猷方略，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明史·俞大猷传》曰：“大猷负奇志”，“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明史·戚继光传》把戚继光与俞大猷比较，说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练胆石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俞大猷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学不辍。五岁时即在家乡河市入塾读书，拜几位当地名士习文。十岁随家迁居泉州城内北隅（其遗址即今泉州侨中），与邓城、汤克宽等读书于清源山清源洞。十五岁进文秀才，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继续读书于清源山紫泽书院，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清源山至今遗有其练胆石（为练胆量，常登巨石下跳），现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
　　其时泉州社会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及林福、军事家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皆得三家所长。后又从师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剑（棍）术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跨马而骑，引弓飞矢，百发百中的境界。
　　王、林、赵三人均为当时泉中名师，且是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清之弟子，从蔡清学过《易》。王宣以《易》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福以《易》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赵本学以《易》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和《孙子注解》。俞大猷对三师之意均能默契神会，融会贯通，尤能阐其所未论。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乃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正是由于年轻时奠定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使俞大猷日后成为明代独树一帜的名将，不仅有杰出军事家的思考领域，而且有杰出政治家的思想远见，故上司谭纶曾称赞他有大将才。
　　⒉出仕
　　嘉靖元年（1522），俞大猷二十岁时，父爱松死，家贫，-弃儒就武，袭世职百户，但并没有而中断学习仲尼之道，而是拨冗继续向理学名师虚心请教，或与同心旧友相互切磋，这在他与师友往来的书信中有着记载。即使蒙冤身系诏狱，俞大猷仍与同狱难友相互赋诗，讲理言事，张扬慷慨，一如平时。尽管戎马生涯十分紧张，但俞大猷对当时闽学和王学两大学派的激烈论战一直十分，积极直抒己见。
　　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名为《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获第五名武进士，由承袭百户世职，升署正千户，守御金门所，放粮救济饥民，被称为“俞佛”。
　　金门是明代海防前哨阵地，洪武年间筑城，取“固若金汤”之义。莅任之后，俞大猷加强练兵与海防整饬，使得金门守备森严，沿海盗匪却步。他在旧城训练部队之暇，常到背城面海的城南对海胜地南盘山观海抒怀，在石壁上题刻“虚江啸卧”四个大字。后人作歌曰：“啸于斯，卧于斯，流芳百世肇于斯。”赞美俞公报效国家民族的宏大胸怀。石刻与文台宝塔相距约30米，现列为第二级古迹。“虚江啸卧”又叫“啸卧栖云”，是“金门八景”之一。俞大猷离开金门二十年后，他的门生杨宏继守金门，特借此构石为亭纪念老师，称为“啸卧亭”，并题联于亭柱上曰：“啸喝气雄吞宇宙；卧休神隐静风波。”
　　金门因是海岛，向来民风“剽悍嚣张”、难以治理。俞大猷主张文明建设海疆，他到金门后，微服走访乡老，并到泉州聘请名师办好书塾，“导以孝让，申以诗书”。百姓发生诉讼，他都倾心听取，让各方心平气和，讲明事实，然后教诲他们明白是非曲直。俞大猷在金门任职五年，百姓再没有官府诉讼，官府也不曾随意缉拿一人。
　　时倭寇为患，俞大猷向监司上 书言事，陈述破敌良策，不被采纳。监司曰：“小校安得上 书！”将其杖责革职。后来尚书毛伯温欲征安南，俞大猷“复上 书陈方略，请从军”，颇为毛伯温赏识。因停止征安南，故也未曾召用。
　　金门人为表达对俞大猷的感激之情，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特地为他建造生祠，请金门后浦进士许南洲撰写《都督俞公生祠记》。碑石竖在旧金门城关帝庙侧，现移至金门酒厂路旁。碑高2.48米，宽0.99米。上面列名的还有广州守备杨宏举，掌金门事、泉州卫指挥使王国桂等。碑文如下：
　　都督俞公生祠记
　　金门所生祠一区，所各官暨耆士为都督俞虚江建也。公昔视师金门所，卑尊长少，举欣欣然，爱若父俞大猷生祠碑记母，相与亭而碑之，假笔于余季父西埔翁，颂德颂公垂不朽。其迁而去也，以指挥佥事备汀、漳，以都指挥佥事署钦、廉，以右参将守琼州，左参将镇温、台、宁、绍，以副总兵督金门，以都督佥事总制直、浙，仍准都督同知。寻调大同，转南赣、漳南、岭东。兵辙马迹，半生戎马，卑尊少长，动辄思公。闻有自公左右回者，相率询问，欣跃如见，累欲卜地构祠而俎豆者矣。适本所视篆千户，今升指挥扬宏举，行都司邵君应魁，相与赞其成，嘱作为之记。
　　余昔览太史丰公《定远生祠记》、乡士薜子《虚江官绩录》，知公驭众之道，克敌之勋，与夫学术之大，德履之醇，所以余为致身之干，昭昭在人耳目，复奚庸赘？唯本所之人，所以祀公之意而方曰：凡人相与，在则感，去则忘。故夫豪杰之士，将所去则恢于天下，欲使人知感，不能使人兴去一之思；能使人见思，久而不忘，其必湛思汪想，足鼓人心，而肤功煊赫，足系人望焉者也。
　　公为金门御而公廉，孚以恩信。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有诗书礼乐以育英才，有圣训规条以帅父老子弟行乡约。乃今甲胄之士，人人公侯心，而白皙青衿，间亦崭然露头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思汪想，足鼓人心乎？至其守汀漳，而山海剧寇一鼓不歼；守钦、廉而复交黎，异在俯首归顺；镇直、浙而积岁倭患指日汛扫；调大同而鞑虏毙歼，矢石至，只轮不远。它若张琏之乱，莆阳之变，惠来之警，亦次第廓清。斯不亦肤功赫，足系人望乎？夫其恩足鼓人心也，是故人知感而碑竖焉。公其功足系人望也，是故人不忘而祠建焉。
　　昔羊叔子守襄阳，百姓为建碑，望者罔不出涕。狄梁公为魏州刺史，百姓为之生祠，过者俨然，岂不足颂甘棠之爱？然见碑坠泪，不过一时感触，岂若岁时有祀，致爱致悫之为有常也。过庙肃恭虔，亦其一方一隅。武平、定海等处，在在有碑有祠，吾又不知其孰为感也。以此观之，则世谓古今人不相及，殆未为通论也。
　　公名大猷，字逊尧，原籍直隶凤阳霍丘县人，世泉州卫前所百户，以魁武科授正千户，累迁都督同知，虚江其别号云。
　　嘉靖甲子冬十月吉 赐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山东清吏司立事同安南洲许廷用撰。
　　⒊征战
　　战大同、广西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俞大猷提升都指挥佥事。俞大猷石刻
　　冬，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入侵山西北部，朝廷诏谕天下，选举武勇之士。俞大猷报名应选，毛伯温介绍俞大猷给宣大总督翟鹏。俞大猷到大同，率军拒敌。“东路将军欲为马革裹，西路将军欲为铁锄埋”（俞大猷《饮马长城窟》），北边寒冬征战艰辛惨烈，将士视死如归。但翟鹏并未重用俞大猷，俞大猷辞归。毛伯温荐俞大猷任汀漳守备。俞大猷慨叹：“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俞大猷《饮马长城窟》）。
　　嘉靖二十六年（1547），俞大猷在汀州府击溃海贼康老等，俘获300人。因功擢广东都司佥事。
　　时新兴、阳春、恩平一带侗民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平定侗民事付俞大猷。俞大猷亲带数人遍诣诸侗民，晓以利害祸福，侗民畏服。侗民中有苏步青者，力能格斗猛虎，为叛乱首恶，俞大猷格杀了他，招降渠魁，数邑得以安宁。
　　嘉靖二十八年（1549），右副都御史朱纨巡视福建，荐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适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其子宏瀷、正中互相仇杀；其大臣范子仪妄言宏瀷已死，迎正中归国，趁机剽掠钦、廉诸州，岭海骚动。欧阳必进奏留俞大猷讨贼。俞大猷率军“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传檄莫宏瀷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严嵩抑其功不报，仅赏银五十两。
　　是年，琼州五指山黎民那燕，唆使感恩、昌化诸黎共反，欧阳必进檄俞大猷讨之，朝议以俞大猷任崖州参将，会同广西副将沈希仪诸路军围剿。俞大猷对欧阳必进言：“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欧阳必进采纳其议，俞大猷遂单骑入峒寨，与黎民约法，招降3700余人，海南遂定。
　　浙东抗倭
　　元末起至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活动十分猖撅。倭寇源自日本南朝。十四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统一了日本。南朝一批失败后的武士-海岛。他们勾结一批商人和破产农民，流窜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0和掳掠，无恶不作。至明中后期，倭祸严重，-首当其冲，受害最烈。倭寇与东南大陆当地不法分子相勾结，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消灭倭寇，明朝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开始委派官吏，加强海防，展开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沿海。由兵部推荐，诏移出身贫寒、靠战功擢升为广东都指挥佥事的俞大猷从广东带兵到浙东、苏南平倭，受命为宁（波）台（州）参将。
　　当时，倭寇已破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转掠松阳，不到一个月，竟连袭浙东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俞大猷到任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发现倭寇的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此地，明天又在彼地，其主要接应的方式是战舰随行，每到一处就下舰登陆，抢掠后乘舰而遁。浙东地区地势复杂，水路又多，自然给明军的追剿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分析敌情后，作为一个智谋出众的军事将领，俞大猷认为明军主要的战术不应该是尾随追击，那样只能在倭寇背后打转转，总也追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清理河道上的敌舰，令敌回救，然后以重兵逐之下海，边逐边击，并事先在沿海布下舟师，形成包围之势。有人表示反对，说如断倭退路，必定会使倭寇全力内袭，攻入腹地，为患甚重。俞大猷据理力争。他说：倭寇毕竟是入侵之敌，他们之所以敢来犯我疆土，乃仗着舟舰可载其逃，一入海就无法追赶，所以他们从来都只在沿海骚扰，如果他们深入内地，和海上失去联系，就如丧家之犬，必被我大军全剿。因此，只要灭其战舰，其必返救，一救则正入我彀中，正应兵法攻其必救，如何不胜？俞大猷的方略受到了上司的支持。他被授权调集福建沿海的明军舟师，以福建制造的楼船分布沿海岛屿，伺机率领精锐部队沿河道突袭倭寇战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俞大猷率闽中楼船突击普陀山的倭寇新巢。时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进犯俞大猷纪念馆镇海关，遭到明朝守军的反击，退据金塘岛，集聚于沥港。由于金塘岛形势险要，官兵一时难以攻克。次年三月，浙闽提督王抒缜密地侦察金塘岛地形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遣参将俞大猷从沥港正面进攻，参将汤克宽从西堠门堵住倭寇退路，采用两面夹攻的战术，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以福建楼船战于宁波、绍兴、松阳诸郡，焚舟数十艘，斩俘敌千余人，一显楼船的威力。这场战斗也是舟山抗倭历史上首次大捷，影响深远。为此，俞大猷把沥港改称为“平倭港”。当地百姓为了褒扬俞大猷抗倭的业绩，又在沥港建立了“平倭碑”，以供后人瞻仰。（该碑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直等余贼逃遁，俞大猷竟遭停俸。
　　果然，窜入陆上抢掠的倭寇，不得不回军营救战舰，并拼死突围与海上战舰会合。明军按照俞大猷的布置，陆地的张经军队举帆出海追击，与埋伏在海中的俞大猷舟师，在松江一带形成前后夹击的合围圈，聚歼逃窜之倭寇，取得了抗倭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俞大猷才予俸如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据宁波普陀，俞大猷率将主攻之，寇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俞大猷坐戴罪剿贼，不久败贼于吴淞所。诏除俞大猷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击贼于平望，再战于六金坝，皆大捷，斩首三千级。寇犯金山，俞大猷所率将卒不及三百人，征集诸路兵未至，战失利。倭寇2万屯松江柘林，闽浙总督张经促战，俞大猷坚持不可。待永顺、保靖兵至，乃从张经大破贼于王江径，取得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功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浙江巡抚胡宗宪攘为己有，张经反被加“养寇失机”罪名，入狱后被害。俞大猷也受降职处分，“以金山失律加罪之，谪充为事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倭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俞大猷在旧职被革除的情况下，以国事为重，以戴罪之身，披肝沥胆，偕副使任环，大败贼于陆泾坝，焚贼舟三十余艘，又拦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其舟七艘。继又破贼于吴江莺脰湖，贼走嘉兴三板沙，掠民舟将遁，俞大猷追击于马迹山，生擒倭寇首领金泾和许浦，白茆港之贼俱逃出海，俞大猷再追击于茶山，焚５舟，击坏及覆没者无数；俞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路追击，再获9舟。一月之间，将浙东陆上倭寇打得东逃西窜，令倭寇闻知俞大猷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余贼三百余，登崖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贼寇在柘林纠集40余艘船，情势危急，而巡辅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令立功自赎。无何，俞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贼，焚巨舰8艘，斩获无数。
　　初以倭患急，朝廷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间无所作为。廷臣争言俞大猷俞大猷公园军事干才，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罢刘远，以俞大猷代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在西庵、沈庄、清水洼、黄浦等战役连获大胜，诏还世荫，加都督佥事。继败盘据舟山之贼。
　　浙东平倭之战，应该说是俞大猷战斗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充分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抓住其致命要害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其必救”、 “围而歼之”，展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干和杰出的谋略智慧。
　　其一，先摸敌情后定计策。他走马上任后，不是急匆匆与倭寇交战，而是设法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了解倭寇的长处与短处，找到敌人的弱点后，再定下“攻其要害”的破敌之策。倭寇的优势是海上泊有的战舰，机动能力强，能迅速帮其从海上逃窜。但是战舰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没有了战舰，倭寇就无法迅速从海上逃遁。所以，俞大猷制定出先打敌舰、 “剿敌灭巢”的策略，攻打敌舰就如同攻打敌人的巢穴，正是击中了倭寇的弱点，迫使倭寇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第二，海上设伏断敌退路。倭寇的唯一退路，就是从海上逃走。所以倭寇在登陆侵袭时，除了停泊在海边的战舰外，常常在海中留有接应的战舰。这样可以进则袭四面八方，退则入无垠大海。俞大猷考虑到如要大力杀伤倭寇，必须在敌舰背后埋伏一支舟师，在敌寇逃窜时，截住逃敌，与陆上追击逃寇的明军形成合围之势，两面夹击倭寇，当然能重创倭寇。
　　再战大同
　　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署俞大猷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猷的顶头上司、由巡抚而总督胡宗宪欲图倭寇首领王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儿弄到杭州，企图劝王投降，王原则上同意，但要求-一人来岛作人质。王来见胡，结果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下狱，岛上王的养子毛海峰闻听消息，遂把-的人质“支解”，并率列党五百人占领了岑港。俞大猷本来就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但事到如此，不得不跟戚继光等人去奉命攻打，直到第二年七月仍攻打不下，将士多死伤，而新倭复入沈家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贼泛海流劫闽广，占领福建泉州浯屿，御史李瑚一再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奏上一本，委罪俞大猷，说岑港之败，完全是由于俞大猷的作战不力。帝怒，逮俞大猷系诏狱，再夺世荫。锦衣卫陆炳知俞大猷冤，为通关节，送钱于严世蕃，大学士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至大同。时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的泉州晋江潘湖人黄光升重其才，经保举授其方略。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文进将袭板升，与俞大猷谋，果获大胜。诏还世荫。
　　兴化大捷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南征。俞大猷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3郡6县叛乱。同年七月，诏移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侦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学生祭扫俞大猷陵园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今莆田）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百姓惨遭倭寇--。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的围而不攻的战术。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困倭寇。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 ，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巡抚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⒋晚年
　　嘉靖四十二年（1563），俞大猷徙镇南赣。
　　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改镇广东潮州。倭寇2万与大盗吴平部众互为犄角，而侗民蓝松三、伍端、叶丹楼等武装日掠潮、惠，福建又有程绍禄作乱延平，梁道辉侵扰汀州，俞大猷逐一平复。吴平降而复叛，掠民舟出海远遁，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劾，俞大猷坐夺职。李亚元倡乱河源、翁源，总督吴桂芳留俞大猷讨之，俞大猷行反间计，携其党亲捣其巢，生擒李亚元，夺还被掳男女八万余人。乃还俞大猷职，任广西总兵官，授平蛮将军印。继平王世桥叛乱，进署都督同知。
　　隆庆二年（1568），海贼曾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俞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还镇广西。在广西任上，俞大猷捐俸重建家乡濠市桥。
　　隆庆五年（1571），俞大猷擒杀广西古田僮（壮族）杀人越货的巨盗黄朝猛、韦银豹等人，朝廷进俞大猷世袭指挥佥事。
　　隆庆六年（1572），巡按李良臣参劾俞大猷奸贪，虽兵部力持公论，仍诏还籍候调。事平，起为南京中军右府佥事，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万历元年（1573）秋，俞大猷已七十高龄，因计议进攻澎湖倭寇失利，又被夺职。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右府佥书，领车营训练。至是，三疏乞归。
　　万历八年（1580）卒于家中，年七十八，直至死前还在领兵训练。赐祭葬，赠左都督，谥武襄。墓在晋江县磁灶镇苏垵村，明刑部尚书潘湖人黄光升为铭其墓（墓志铭上半部珍藏于晋江博物馆）。广东的崖州、饶平，福建的武平、金门，浙江的宁波等地都建祠祀奉。

据《印尼江夏堂黄氏家谱中心》记载：清朝嘉庆末年先祖黄高升黄伯爱父子由福建晋江潘湖行货福州嘉崇里金墩巷，鸦片战争前乘荷属东印度公司轮船往返异国他乡荷属东印度爪哇岛南旺府东北码头当搬运工。

高祖父黄兴祥（1821-1915年）讳锡来（黄伯爱长子）鸦片战争（1840年）时偕老五曾祖叔父黄集仁（1870-1945年）字进铎、老二曾祖父黄集仲讳金菊携祖叔父黄渭源Oei Wie Gwan（1902-1963年 ）、祖父黄渭淦Oei WIE Gwai字朝买（1900-1965年）等亲人先居爪哇岛南望府（Sembang）华人区后居拉森(Lasem)小镇爪哇北海岸华人区街上摆烟摊做卖丁香烟和烟花鞭炮的小生意，随后开烟花鞭炮厂做小作坊生产“狮子座 (Leo)”烟花鞭炮产品（故乡潘湖北畔山名狮子座LEO）。因荷兰殖民统治者禁用花炮，1950年8月15日移居库都斯·Kudus毕廷安Bitingan·拉嘛LAMA。自爪哇岛金墩始祖黄兴祥讳锡来，四传至大叔父黄辉祥（居库都斯·Kudus毕廷安Bitingan·拉嘛LAMA）长子黃志强（STEFANUS WIJAYA HARTONO）共五代人：

第一代高祖黄兴祥OEI KING SIANG（1821—1908年）讳锡来，战争时为避战乱始从中国福建晋江潘湖远渡爪哇岛侨居码头唐人街华族区谋生，初当搬运工、摆地摊，葬在南旺山南麓。

第二代曾祖父辈 黄集仲（Oei Tjiep Juong讳金菊 排行老二）黄集仁（Oei Tjiep Djien字进铎 排行老五小名Hartono阿弟1870—1945年），1920年入荷兰殖民政府籍前五年先居Rembang南旺（别称南望）以祖家潘湖北畔狮子座(Leo)山名为花炮厂品牌名1925年举家移居Lasem拉森，葬在拉森山南麓。

第三代 祖父辈 黄渭淦（Oei Wie Gwai）字朝买 集仲长子三宝垄中华总商会主席，大祖叔父黄渭源Oei Wie Gwan（1902—1963年集仁长子）及二祖叔父黄渭清{好桥牌 集仁次子}1925年春随父黄集仁字进铎举家由南旺府华族区移居拉森华族区。1950年8月收购荷兰人即将倒闭的香烟厂 NV Murup，改名为针记香烟厂（PT Djarum）。1951年4月21日Lasem拉森迁往库都斯·毕廷安·拉马成立针记公司，1963年黄渭源因悲伤病逝。葬在库都斯北部穆里亚山南麓（“渭”释义：水取自老家乡名左旁“三点水”，田取自“潘”、月取自“湖”）。

第四代 黄辉慈Oei Hwie Tzu（1928年12月8日）及弟黄辉革Oei Hwie Zuo生于库都斯医院 、黄辉祥（1939年10月2日出生于库都斯医院）弟黄辉聪（1941年4月28日出生于三宝垄医院）居库都斯·Kudus毕廷安（Bitingan）·拉马LAMA，为第1代在印尼出生。

第五代 OEI QIMING HARTONO（幼名黄志明1960年出生于库都斯医院1965年10月印尼因社会动乱随父Oei Hwie Tzu回中国福建）从弟黃志强（STEFANUS WIJAYA HARTONO）1974年为第2代在印尼出生，计五代人。Nama: OEI QIMING HARTONO Lahir pada 21 September 1960 di Indonesia, Jawa Tengah, Semarang, Kudus Bitingan Lama （JL.JEND.A.YANI KUDUS）Jalan Ketua PT WWW.DJARUM.CN Pada Oktober 1965, kekacauan sosial Indonesia meninggalkan LAMA JL bersama ayah :Oei Hwie Tzu（Michael Tulus HARTONO）kembali ke Hokkian TIONGKOK. engkap, alamat tinggal: tempat tinggal saat ini, Pan Lake, Shili, Chengnan, Kota Quanzhou, Provinsi Hokkian, (selain itu, No. 801, Bangunan 5, Wall Street, Jinjiang) 210 Distrik Barat . kekerabatan: Kakek Paman dengan cucu- grand hubungan dengan kakek paman OEI WIE GWAN (lelaki dengan kakek Oei Wie Gwai Dari saudara).memiliki Golongan darah tipe O ,ayah: Oei Hwie Tzu （Michael Tulus HARTONO） Ibu: Shen Yuhua （Yuhua HARTONO）.

《清康熙玄烨皇帝诰命潘湖叟黄卿相公三道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 君臣之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褒锡衮之恩尔振宇乃卿相黄锡衮之父善积于身祥开厥后教子著义方之潘湖金墩家训傅家裕堂构之遗兹以覃恩赠尔卿相扬祖武锡之诰命於密助圣祖主政於朝殊荣必逮於所亲宠命光夫有子承兹优渥永庇忠勤 制曰奉职在公嘉劳之有自推恩将母宜锡典之攸隆尔卿相黄锡衮母徐氏壶范宜家夙协承筐嫩以俪国载昭尽获之芳兹以覃恩赠尔为卫国夫人於戏彰淑德於不瑕式荣麒麟服膺宠命之有赫永贲泉垆谥孝慈 康熙九年戊戌十月初九日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 同孝维君良臣锡衮弘昭报本教忠自祖服官敬用承家尔魁南乃卿相黄锡衮之祖父道在祝躬爰被丝纶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构之遗兹以覃恩赠尔为光禄大夫卿相锡之诰命於圣恩逮所生弥彰贤之美荣施益彰燕冀之庥 制曰推恩将祖母弘施锡衮之仁移孝作忠均切显扬之念属东阁大学士加五级黄锡衮祖母陈氏爱孙能劳笃义方於杼柚相夫克顺端令於闺闱兹以覃恩赠尔为正一品卫国夫人於麒麟服昭荣韦荷廷纶之宠熊凡遗教永流泉壤之辉谥勤慈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 锡衮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天麟讳权公十二世孙尔武功大夫一鲁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黄锡衮之曾祖父职任卿相熏德宏才杜稷阁老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於平抚三藩平台荣绩庆典欣达新纶荣贲兹以覃恩授尔为特进光禄大夫锡之诰命於战弘敖章服之荣用励靖共之谊兹宠命懋乃嘉猷制曰恪共奉职良臣既殚厥心贞顺宜家曾祖一鲁爰从其曾孙贵尔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潘湖叟黄锡衮曾祖母陈氏含章协德令仪凤著於闺闱黾勉同心内治相成於凤夜兹以覃恩赠尔为正一品卫国夫人战龙载德涣用褒敬之德勤钦承益励柔嘉之则谥勤惠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廿五日

附录：晋江最后一名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纪事

黄锡衮，又名炳朱字宗麟，号肇盛，晚号潘湖叟。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科解元钟垣榜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魏藻德榜进士。历广西思恩府推官至东阁武英殿大学士。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之三十四【选举二】明进士篇中记载：黄锡衮，国朝历官兵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金墩黄氏祖谱》春冬祭文中列潘湖第十二世先祖：明诰赠通奉大夫黄魁南赐进士广西思恩府推官巡抚兵部侍郎肇盛公。登仕匾额东阁大学士项中有“清黄锡衮兼理东阁大学士”及侍郎项中有“清黄錫衮兵部左侍郎”等记载。

金墩黄氏祖祠内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石碑记载，因清初郑成功抗清，重罹兵灾，祠宇倾颓，“时则有潘湖房卿相公集众修茸，栋梁籍以不坠”。清任文华殿大学士黄机在金墩黄氏祖谱【修谱续记】中也有黄锡衮组织重建金墩黄氏祖祠的记载：癸卯岁本房卿相锡衮公鸠众房公举重建焉。潘湖曾保存一方黄锡衮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晋江沿江一重要水利工程【潘湖大桥】重建潘湖宗祠写的碑志。该碑志落款为“皇清卿相潘湖叟黄锡衮记”。及潘湖湖口黄相府、清大学士坊在晋江潘湖乡相堂内为十二世孙黄锡衮立，潘湖叟相国墓、康熙帝钦赐“卿相扬祖武”御匾、夫人福建总督忧庵姚启圣妹，舅父徐以任，妹婿施琅、富鸿基。在广西起凤山广德公主碑记晋江潘湖人黄锡衮与武鸣夏黄人黄燝唱和诗所有史料均证明黄锡衮确属莆田黄石金墩黄氏。潘湖叟黄锡衮孟弟黄明衮，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已卯科岁贡，授广东增城知县。先祖谱载：明末清初本里十二世有“八衮”即长房：为衮、定衮、玄衮、绚衮、奂衮；三房：锡衮、明衮、昙衮（命衮）；寓居白叶乡杏塘号有“三南”（即三代单丁过世：九世滨南讳一鲁、十世魁南、十一世明南讳振宇）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贡生篇有“黄命衮，锡衮兄”的记载（因避明末“三朱”太子案文字狱讳，故改“朱”为“衮”）即孟弟明衮、仲弟昙衮。《金墩黄氏祖谱》五贡题名篇中记：黄明衮崇祯已卯科岁贡增城知县与兄在泉城笋江西畔王宫金墩讲学后徙祥芝亦称西墩。【封荫篇】中还记有：黄一鲁以曾孙明衮、锡衮贵，累赠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黄魁南，以孙明衮、锡衮贵，赠监察御史、晋阶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黄振宇，以子明衮、锡衮贵，封监察御史、晋阶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前面提到金墩黄氏祖谱有“清诰赠通奉大夫魁南赐进士历明广西思恩府推官累晋巡抚清兵部侍郎肇盛公”的记载，把锡衮祖孙列在一起，印证皇清卿相公潘湖叟即是锡衮。

明崇祯十二年（已卯年即卿相潘湖叟黄锡衮中举之年），潘湖叟黄锡衮收回潘湖八洋被鬻他姓的一半埭权，先后自费白鏹贰佰余金重新修建。并于清康熙九年十月立下上面提到的以“皇清卿相潘湖叟黄锡衮”署名的潘湖大桥重建土地祠碑志。通过祭祖来缅怀先辈、宏扬祖德，敦亲睦族、增进宗谊。

黄世明1935年出生于印尼中爪哇省梭罗市。祖籍晋江潘湖田洋小宗人年少时在家中排行老四比廷安拉马街渭清养子，那时日军占领了印尼，开始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父母取名“世明”寄予在世运途光明。父亲黄朝选讳渭沐金菊四子兴祥孙伯爱曾孙高升玄孙字朝选号妙斋乡垫师父年少往菲律宾小吕宋开店後徙印尼梭罗吉祥独奏生光绪廿二年甲午正月廿三日寅时卒民国卅四年乙酉正月十二日酉时配泉郡青阳庄氏子四长顶柱居爪哇岛泗水次自达居梭罗金墩出继渭辉嗣季政旺居台湾台北承天寺南出继朝雪为嗣四世明回国经上海居香港銅鑼灣掃桿埔

1958年全国羽毛球比赛男双亚军印尼归侨，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队队员之一。1957年与王文教、陈福寿、施宁安同为四员大将访问印尼比赛。1957年11月，黄世明与施宁安受国家体委委派到上海组建羽毛球队，并与施宁安组合获双打亚军；使得上海成为当时仅亚于福建的第二强羽毛球省。

出生于印尼梭罗黄世明将这份期许押在羽球场上，50年代，黄世明代表队已打入了印尼全国前列。在一个街巷遍布球馆的地方，家境窘迫的黄世明杀出重围着实不易。然而，反华运动开始萌芽，把姓名从汉字改为印尼拼音的华人发现，护照上多了一行“并非纯正印尼人”的说明，走在路上被人指着叫“支那”的滋味也让黄世明心情复杂。

　　 1953年，印尼的华侨社团组织了一支50人的队伍回国参加四项球类运动会，首次黄世明也在其中，最终黄世明队并未赶上运动会。

　　 虽然被‘洗脑筋’，但真正动了回来的念头是在抗美援朝中国击落美国飞机之后，黄世明得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打败后，黄世明一个晚上没睡着。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准备,离开雅加达胞兄黄自达住家的黄世明决定和他俩一起回国。最终，黄世明说服了旅行社，护照上使用9年前还是孩子时的照片和福建话发音的姓名，于1954年5月6日登上了从雅加达驶往香港的船在码头，同出生于印尼爪哇岛的泉州晋江籍黄世明和南安籍王文教、厦门同安籍陈福寿的合影在林丰玉的相机中定格。

　　黄世明和海归兄弟们一拍即合，秘密商量着干脆不回印尼了。然而迫于集体签证，怕影响到黄世明，中央侨委并未批准黄世明的请求。1954年5月6日,海轮“芝利华”号拉响汽笛,载着一批印尼华侨青年缓缓离开雅加达,驶向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黄世明被要求 “永远不再回印尼”.这意味着要和印尼雅加达父亲黄朝选、胞兄黄自达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

1954年以后，有一批印尼华侨回国定居，其中有一批羽毛球著名选手。由于他们带来了先进打法，我国的羽毛球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57年11月，印尼归侨黄世明、施宁安受国家体委委派到上海组建羽毛球队。上海市体委在竞技指导科设置了由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联合组成的小球班。以后，羽毛球队又补充了一批华侨学生。由于他们采用了南洋新技术，改变了上海的传统打法，使上海的羽毛球技术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1958年的全国比赛中，黄世明、施宁安分获男单第二、第三及双打亚军。当时上海水平仅次于拥有更多归侨强手的福建队。

　 由黄世明、王文教、陈福寿、施宁安4名福建籍运动员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访问印尼,先后在雅加达、万隆等地进行了45场比赛。为表彰黄世明对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贡献，国家体委于1978年到1990年间八次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79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杰出教练员之一。1989年他又获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杰出教练员之一，老年移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