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重版发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曾经默默无闻的教科书再版后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与其它课本一起,在新华书店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排队的人流甚至阻塞了交通。
为什么曾经无人问津的教科书会在1977年突然成为畅销书,在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要从1977年8月4日说起。这一天,刚刚复出不久、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有3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 会议讨论的重点集中在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副教授尖锐批评了现行招生制度,与会的许多专家都表示赞同,建议下决心对现行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有学者提出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了。他主张立即恢复高考:“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一个“考”字,犹如一声号令,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污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也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给无数青年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尤其是让那些上山下乡和回乡青年看到改变生活命运的希望。城里的中青年纷纷涌入书店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插队的知青们翘首以待邮递员送来家中邮寄的备考书籍。缺少复习资料的农村青年则把报纸上的社论、评论都剪下来,当作范文一篇篇背诵。 他们中,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年纪大的已过而立之年。他们中有夫妻、师生、朋友、同事,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这一年19岁,只有考试大纲的他尽全力汲取所有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凭借从小养成的快速学习能力,他在考前背完了两本300页的政治和史地复习书。 经济学家钱颖一,这一年21岁,他找同学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进行自学,他的英语和数学都是在田埂上学的。 画家罗中立,这一年29岁,每天下班之后,他跟着辅导老师重新学画,离开课堂多年的他不敢怠慢,起早贪黑地复习,甚至熬出了结膜炎,终于补上了缺失的美术课程。 1977年11月至12月,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1977年的寒冬,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次年3月,27.3万名大学生,怀着对校园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象牙塔”。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不仅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教育的复兴,而且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标志性大事。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恢复高考打破了僵化的思想坚冰,给广大知识青年和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正能量,为中国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内容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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