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再审视(笔谈) | 近代华南地区经济的地理性质

在历史学的观察与认识中，“华南”一词更多是一个具有地理特征与方位的空间指代，所指代的区域经济空间，一般只有模糊的边界，或以行政区代替之，具有空间泛化的倾向。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则完全不同，在进行经济地理现象观察和分析时，均需要进行比较精准的空间界定，一般更深入到解释空间要素的结构、流动和配置等方面。在近代时期，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作为一个经济体的体量也比较适中，且在地理与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区域相对隔离，经济地理边界也比较清晰。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华南地区看作一个缩小版的近代中国。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口岸开放与对外通商，华南地区率先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以沿海与沿江的口岸城市为中心，通过内外贸易活动，带动城市产业和内陆腹地经济发展，从此逐渐走上现代经济发展之路。这一进程虽仍艰难，却也比较迅速地改变了明清以来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华南地区经济，该演化过程及其空间属性富有广泛性的意义。《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南卷”首次对近代华南地区各经济地理要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遵照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思路与框架，依次分析三次产业、城市与人口、区域经济地理，对近代式的新经济空间属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标题为“产业地理与生产的空间”的章节中，分别着重于第三产业的流通部门、第三产业的服务部门、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空间生产的结构与形态。按照产业部门的分类，分析产业地理的各个方面，首先从先变化的第三次产业的流通与服务部门，然后延伸到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的生产部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华南地区空间生产的结构及其形态，验证了近代时期的市场、产业、分工环境下，经济资源配置中的空间属性。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经由一系列口岸城市的开放，各类型运输通道的拓展，以及其间商品的流动，华南地区的国内外贸易被深度激活，并通过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上下游关系与价值链联系，逐渐引领了地方化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华南地区经济密度的增加、经济距离的缩短、经济联系的增强，近代中国地方经济的新生产空间逐渐出现并扩展。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商业领域的准入水准与资本积累远超过产业，于是，诸多革命性的变化率先在该领域呈现。按照布罗代尔的分析，高级的市场贸易方式可以超越地方的界限，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贸易行为，从而改变该地区的要素稀缺性与资源禀赋，从而引发革命性的经济变化。同时，商业性或类商业性的要素资源不仅在第三次产业经济领域比较活跃，也部分流入第一次、第二次产业的农业与工业生产部门，促成了近代外向商业化农业、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成长。相关的经济空间属性证据表明，经济地理意义上的生产空间属性以及基于空间意义上的经济再生产过程，可以揭示近代华南地区经济演化进程的地理性质，这也是以往近代经济史研究与争论中所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其次，在标题为“城市、人口与循环的空间”的章节中，分别着重于分析城镇与人口、次一级区域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下的循环空间，探究产业地理之外的空间经济及其流动。

该部分首先追寻近代开放经济下华南地区城镇发展的转向与演化，以及人口流动中所表现的经济地理演化。近代华南地区率先出现了现代性城市与多层级的城镇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人口及资源的移动与经济循环。然后，进一步分析近代华南地区次一级区域经济地理情形，探讨次一级区域经济地理意义上的经济密度、经济距离与经济分割现象。通过对近代华南地区各经济圈（带、区）的描绘与分析，以及次区域经济地理图景的展示，可以看出市场结构基本上呈现塔状的网络层级形态。不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要素流动上的回路结构仍不显著，从而增加了从基层市场向区域中心城市与域外输出和输入产品的成本。再次，在经济要素空间流动性之上，探讨近代华南地区要素流动的特征、规律与趋势。可以发现原来以韶关—佛山—广州、梧州—佛山—广州为顶点的“V”字型城镇发展轴线，逐渐被以香港（广州）—梧州、三水、汕头、北海（琼州）的“$”型空间结构取代。最后，我们得以观测到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变革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地理特征。例如，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效率的提升，经济活动集聚度的增强，产业上下游关联效应的提高，次一级区域经济发展所呈现的空间分异。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比较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基本上囊括了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核心要素，从产业地理与要素空间流动方面，获得了近代华南地区产业地理、城市、人口与空间经济结构演化中较为丰富的地理属性，有效地弥补了从时间、人物或经济现象研究中无法得到地区经济的地理属性。

我们知道，自19世纪下半叶经济地理学学科形成以来，其核心议题一直未曾改变，即从不同的尺度理解经济地理现象。《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南卷”尽可能地遵循这一核心理念，重点关注并讨论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三次产业部门各类型经济要素的生产空间与空间配置;（二）时间演化背景下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与循环。简而言之，即空间的生产与生产的空间以及经济要素的空间循环，如何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特定时期与特定区域内经济地理的静态图景，以及不同剖面静态图景的动态演化进程。

首先，关于部门经济地理尺度上的地理要素配置及其空间属性。

自近代式的经济增长以来，伴随着区域经济资源的流动，经济生产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价值生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价值空间循环的过程。近代中国的城市、城镇、乡村地区，采用各自的方式参与市场分工，基于不同的地理距离形成不同的“经济距离”与比较收益。在近代中国的产业分工与创新图谱中，首先是处在分工程度较低以及微笑曲线和价值链底端的农业经济部门。在开放型经济的引领下，处在微笑曲线和价值链底端的乡村农业部门，利用传统的知识与新引入的技术和信息，积极进行外向化与商品化的农业生产，并逐渐加入到地域化甚至是全球化的经济网络与劳动分工体系中。虽然乡村农业部门也一度出现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但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相对比较收益，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农家对价格的灵敏反应，可以根据市场价格与预期收益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生产内容，适时地在劳动分工体系中调整，也获得了有利的经济空间价值。其次是处在产业分工程度相对较高及微笑曲线和价值链两端的城市（城镇）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一般包括现代式的或仍属于传统范畴的第二产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部门。作为贸易、交通、金融、信息等新兴经济部门，更明显地受益于近代产业分工和开放经济下的空间价值发现。在第二产业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城镇）新式工厂的建立和现代式增长的扩大，尤其是现代制造业部门经济规模的出现与单位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升。在第三产业部门表现为城市（城镇）贸易、交通、金融、信息服务类公司的涌现及其经济增长中份额的不断增加。于是，无论是城市（城镇）现代式的产业部门，还是远离中心城市和市场的腹地与农村地区，均被卷入到该产业分工与经济空间价值调整的进程之中。近代华南地区三次产业地理部门中各类要素资源的配置及其空间形态上的流动，有助于理解部门经济地理尺度上的地理要素配置及其空间属性。

其次，关于时间演化背景下经济要素空间资源配置的逻辑与机制。

在地理区位之上，“经济区位”一般是指由地理坐标（即空间位置）所标示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故而，经济区位被定义为“代表一定的空间所承载的各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并成为一种经济要素资源，于是，不同的区位即可以被赋予不同的经济价值。通过不同产业部门与众多次一级区域的解析，可以获得了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过程、结构、特点，不仅可以从经济史的过程上观察经济地理的形成，而且可以反过来从经济地理的变化上观察经济史的过程与绩效。借由时间演化背景下经济要素空间资源配置的考察，能够获得时间进程中的空间逻辑。这里最为关注并值得探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哪里?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中，尽管并不能忽视或无视本地的资源与基础，但新式的、现代的、有效率的经济资源均来自口岸城市与外部世界。例如，大区域内部及其与外部的高层次分工与交易均在口岸（城市）进行;低水平的比较收益或者高水平的边际收益，均需要经由口岸（城市）得以实现。于是，口 岸成为大区域内外的桥梁，既是产品、资金、技术、信息流动的枢纽，也是经济集聚与扩散的原点。第二，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资源配置如何实现?一个最令人瞩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另外一些地方则表现不佳?原因固然是多样的，与自然、资源、人力、社会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甚至经济发展环境均相关。从空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三个空间上的层级:首先是乡村和市镇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之后在中等规模城市生产或加工工业制成品;然后利用大城市的贸易、金融、信息服务资源，参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世界市场体系，形成了显著持续的区域空间经济增长。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南卷”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正是下图中所示的三个相互缠绕的线圈的交集，即时间、空间、资源配置的交集，以求在经济历史、历史地理、经济地理之间架设一座通道，更多地理解近代华南地区的经济形态及其地理性质。

与常规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中存在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一）在关注经济发展空间属性之中，需要加入时间属性，讨论一段时间内（一般是一个比较中长的时段，50至100年以上）经济要素空间属性及其演变特征，从而具有空间与时间二重属性;（二）在前述的时空特征之中，还需要加入演化经济学的经验，以突出经济史上空间经济或经济地理的属性与特征。

第一，如果在经济地理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变化，将会发现什么?即近代经济变迁史中的地理性质。

通过对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地理的解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路径。首先，区域内的众多市镇成为一个小区域的产品中心;然后，区域内的中等城市成为一个个具有地方化的次一级经济中心;最后，区域内的大城市则成为商业、金融、信息服务中心，共同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循环网络，促成了各类经济要素在乡村、市镇、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与循环。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容量的增加、交易效率的提高，更多的经济要素被卷入。区域中心大城市的经济集聚能力，尤其是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以及金融和信息服务资源，与区域内部城镇和腹地乡村相对廉价的自然资源及人力成本相配合，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传送带，形成近代时期华南地区显著的、持续的、空间多样的经济增长。以往从不同视角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同时发现经济发展或经济不发展两种图景的存在，但从空间的角度只有一个答案，此即近代经济变迁史中的地理性质。

第二，如果在经济地理的时空分析之中，再加入经济资源配置及其演化，则会出现什么?即近代经济增长的地理性质。

通过对近代华南地区三次产业部门、城市与人口、次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初步探究近代时期市场化与工业化之中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专业 化分工与贸易基础上，但是现代经济增长则源于生产函数的变化，表现为知识（科学与技术）的积累与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一般认为，斯密式的早期经济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加，相反地，库兹涅茨式增长则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工业化式增长。从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在中国第一次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近代时期，经济发展与经济资源配置，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演化，也是一个空间上的进程。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端于口岸及其腹地的外向化经济，激活了从流通领域开始的社会经济再循环进程。从流通领域而言，近代经济增长相对而言更加全球化，但在生产领域却趋向于地方化，尤其是围绕生产的技术、资金、人才、安全等因素趋向于集聚，于是，现代工业生产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口岸城市与沿海、沿江走廊地带。从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地理上的约束，始终没有出现减弱的可能，反而存在增强的趋势。如何在沿海与内地相对合理或有效地分配资源，越来越成为一个亟须考虑且两难选择的问题。

第三，对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地理性质的研究，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弥补以往从时间与经济演化角度研究的不足。

经济地理学学科诞生以来，就是为了解决区域（或跨区域的）经济资源空间配置及其效率的问题。19世纪下半叶欧美兴起的经济地理学，在民国中期正式传入中国，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南卷”中所描绘的经济地理现象。通过我们对近代华南地区经济的空间属性、空间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经验。首先，就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而言，现代华南地区的一些经济地理现象或多或少地源自于近代时期，对近代时期的研究可以弥补学科史上的这一缺失，补充中国经济地理学学科知识树在时间维度上的不足。其次，就近代经济史而言，华南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均或多或少地默认空间上的一致性，甚至模糊和泛化“华南”这一概念，其实不仅内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而且更具有空间经济资源配置的地理性质，这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并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再次，就近代中国研究而言，以往关于近代地域发展问题的研究，有时间、社会、人文等层面的分析，但默认此处与彼处是类似的甚至是一致的，从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它们不仅不类似、不一致，而是差异的甚至是迥异的。 

学术研究犹如艺海拾贝，近代华南地区经济地理研究至少告诉我们，在近代中国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领域、一个维度、一个方面，以前被忽略，现正在不断地被发掘，不断地发现一系列的新知识、新观点、新认识，有助于学界从地理的层面理解近代华南地区以至于近代中国，这是一个空间广阔、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域。正如“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一样，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均是灰色的，唯有新的探索之路长青。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