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斜目而视 | “大师课”·倪文尖

想起来《战国野心家》某一卷末尾时，作者化用了这个典故。墨子临死前吩咐弟子节葬，但要在墓前种树以示路人。弟子问种什么树时，墨子不让种松柏之属，而让种枣树。他说松柏虽然长青，但不如枣树能产果解渴，以后路人经过时，枣树更能“交相利”些。于是最后一幕，作者写道“墨子坟前有两棵树，一颗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文学是讲求次序性的，如果一并写作“院子里有两株枣树”自然是无不可的，但是就视觉而言，读者只觉院内有两颗树姓枣，并列无层次而已。简单是简单，但院子也只是平常院子。

但写作“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云，则有不同的秩序感，当头是一棵枣树，远些有还有一棵树，仔细分辨，发现还是一棵枣树。如此一来，整个院子的纵深陡然提高。文学本身就是将文字排列的艺术，如果任何文字都要短平快，那便是新闻，不叫文学。

于是我们再来读秋夜，在枣树与院子这一强烈纵深之后的，便是夜空，奇怪而高的夜空包着院子，给院子一个更大的纵深——这个时候于是读者不会再怪异了，觉得如此凄冷，便是应该的，整首散文诗的基调便也被鲁迅的文字调色了——幽长深青，冷的要死。但鲁迅的文字从来是在黑夜里找光明，于是又写枣树的遒劲有力和“小粉花”，与飞虫扑火的意象。之后构成的景象便是在瑟瑟秋风里的一夜，有着一盏昏黄的枯灯在陪伴枣树与飞虫明着。

作为语文老师和倪文尖老师的忠实粉丝，我做做助教，试着解释和拓展。叙述者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小伙计与鲁迅在看与被看维度的同构，揭示了文章的更深一层的意蕴。孔乙己的悲苦与社会施加于他的凉薄是第一层。小伙计也是看客，也是施加凉薄于孔乙己的角色之一。这才可怕。他是一个儿童，他的天真、善良、同情在这篇文章中缺位了。结合同为九年级语文小说篇目的《我的叔叔于勒》看，叙述者“我”也是孩子，可是“我”不同于父母，“我”同情于勒叔叔。然而在鲁迅的《孔乙己》中，“我”与大人一样，冷漠、疏离。鲁迅在《呐喊》首篇《狂人日记》结尾高呼的口号："救救孩子！“我想鲁迅选小伙计做叙述者，应该说有他更深刻的考虑。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他也指引了疗救的方向和对象。不过，当启蒙者们通过呐喊，喊醒了群众时，他们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就到了《彷徨》。这本小说集首篇就是讲祥林嫂与”我“的《祝福》。我的身份，祥林嫂的身份，我们的碰撞，我的无法，祥林嫂的悲剧，我的遁逃……

心理学生来答一下这个事情

在精神分析学里，有一种矛盾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即基于人性的、普遍存在的子女对家长的恨的现象，这种恨是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是极其需要用合理方式抒发的。由于我们长期封建父权社会的影响，每一个子女总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因此，即便是现在，社会上绝大部分人也仍然是心理亚健康人群。（最奇葩的是“健康”这个定义往往是由不完全健康和完全不健康的人定义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孝图中有一则“老莱娱亲”的故事，当然这也是鲁迅在他的著作中极为抵制、深恶痛嫉的一种“封建孝道”。老莱娱亲是什么呢？它是说一个人长大以后为了讨父母欢心，明明是成年人了，却还故作小孩子的样子，时而像婴儿哇哇大哭，时而扭捏着撒娇讨欢，逗的父母嘻哈大笑。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老莱只是生理年龄成年了，而在内在里，他幼时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他成年后还选择用“退行”的方式处理与父母的关系。尽管在今天我们越发向现代看齐，但老莱的影子却并未完全消失，有多少人潜意识里还带着老莱的成分呢？现在我们本该扬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有些人打着现代之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些人打着传统之名却意图把过去的糟粕带回现代社会，精华的反倒被遗忘了，糟粕的反倒被歌颂。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中国人大面积带有心理问题的现象是脱离不开干系的，尽管我们生活的貌似健康，但你知道你活的并不如人前那么风光，在无人的时候你孤独、脆弱、无助，渴望抱团取暖却只随大流，阴阳怪气或为杠而杠，试图在社会寻找到一束光聚焦在自己身上，这些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一个“还未长大的小孩”，而这个小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里，过度强调家长权威，而很大程度上无视、漠视孩子的内心想法，长此以往，以至于孩子被掺杂了种种浊流的“孝文化”所捆绑，乃至于孝的最纯粹的内核：“爱”，反而越来越淡了。在那样的家庭模式下，每一个人的俄狄浦斯问题都不能得到合适的解决渠道，当我们强调“愚孝”而忽视“互爱”的时候，恨就不能用一种恰当的方式缓解抒发，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在刻板的社会模式里只能被压抑的潜意识冲突，则恰恰是各种心理问题和人格障碍的始因，也是人们内心普遍有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的根源——不被接纳的俄狄浦斯冲突，被习惯性忽略的孩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