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发布于 2021-08-03 21:23 ，所属分类：知识学习综合资讯

▲2017年6月7日，北京，“孩子！妈妈在这呢！”妈妈看到走出考场的孩子，激动地举着孩子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呼唤着。（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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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考录取率在有的省份已经达到接近90%时，还希望考上大学就获得“特殊身份”，变得不现实。
对于大学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社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宁愿要单一的分数评价，以维持脆弱的公平。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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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不少媒体都推出高考40周年的纪念专栏，一看主题，大多是“高考改变命运”。

高考确实曾经在一段时间，起着改变人的命运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刚恢复高考那会的人来说，这一记忆是十分强烈的。

但是，不能把“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主题曲。事实上，当高等教育已经要进入普及化阶段时，还以“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功能，这不但错位，可能误导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而且会制造社会的高考焦虑与教育焦虑。改变命运，渐渐变为高考和中国教育的难以承受之重。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从考大学到考名校

有人说，现在考上大学也很难改变命运，不像以前，参加高考，就是考上专科也改变命运。

这是脱离教育的发展与高考的变化在谈论高考。1977年，中国高考人数570万人（恢复高考第一年，报考者众多），录取27万人，录取率只有5%。能考上的可谓凤毛麟角。10年后，1987年，高考人数228万人，录取62万，录取率达到27%；1997年，高考人数278万，录取100万，录取率36%。虽然录取率貌似比较高，但参加高考人数只有300万不到，只有2016年参加高考人数（940万）的三分之一，如果按2016年的人数录100万，1997年的高考录取率仅仅10.6%。事实上，直到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0.5%。100个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中，不到11个接受高等教育。

但到2015年，中国高考人数为942万，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接近75%，部分地方高考录取率超过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根据这些数据，上大学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再以40年前的“上大学”观察当下的“上大学”，无疑是刻舟求剑。

本来，社会应该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调整对高考的看法。高考升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低时，升大学可以获得“特殊”身份，大学生特别珍贵。直到1992年，中国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行“国家包分配”，大学毕业生有“铁饭碗”。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高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从农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从乡村走向大城市），也可改变命运。当高考录取率在有的省份已经达到接近90%时，还希望考上大学就获得“特殊身份”，变得不现实。

但社会对高考的“改变命运观”，却没有很大改变。在高考进入20周年之际，随着大扩招，社会上对待高考的看法，从以前考大学独木桥，逐渐变为考名校独木桥——不是要上一所大学，是必须进重点大学、名校。在那个时段，恰巧开始实施985工程、211工程，高考录取的批次（开始设置一本院校、二本院校，后随着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增加，出现三本院校）更加明显，社会对名校的追逐，也引发基础教育出现“名校情结”。

当高考变为名校争夺战后，再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都难以缓解高考焦虑。分析985高校、211高校、重点大学的录取情况，目前每年的录取率大致为2%（每年985高校录取计划为19万人左右）、5%、8%，也就是说，211院校的录取率与1977年的考大学总录取率相当。换句话说，用改变命运来观察当下的高考，很多人（学校办学者、老师、学生、家长）会认为考上重点大学，才是考上大学，考上211院校，才可能改变命运。这样的高考竞争显然是激烈的，尤其相比40年前、30年前，各种应试装备（补课、培训）都更“先进”，竞争也就白热化。

于是，虽然25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都纳入计划招生，授予国家承认的文凭，可有的却被学生、家长视为“烂大学”，不是因为学校办得不好，而是被认为层次低。据统计，农村学生已经占到所有大学在校生近60%（2012年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达到59.1%,其中农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人数所占比例达到52.5%），但舆论却普遍认为，底层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少，原因是，在高考竞争中，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从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以提高贫困地区学生、农村生进重点大学的比例。这当然是推进公平之举，但如果以进入重点大学来论改变命运，能改变命运的学生有多少?全国每年的高考生只有8%能进重点大学，其余考进非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对待大学?

在国际上，对高等教育有个基本的区分：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时，是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中国社会对上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这是严重错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的，是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养，接受任何高等教育学校（包括社区学院、职业学院）的教育，都应是有价值的。

高考改变命运，在意的是高考成败、接受高等教育对人身份的转变，而非个体能力的提高。在恢复高考已经40年之际，这种观念还如此强烈，某种程度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还主要是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众化，建立各类高等教育平等发展，各个大学办出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局面，还有待努力。

改革进行时：淡化学校身份标签

高考改变命运，让社会聚焦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这也导致中国高考改革与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问题，2000年，多个省市推出了春季高考，但是，除了上海一直保留春季高考，到2015年再进行新改革之外，另外几个省的春季高考很快就取消，原因在于春季高考被认为是“落榜生”的高考——只允许往届学生参加，只有少数地方本科院校招生。这不符合大家追求更好大学的心态。上海春季高考14年后，于2015年对春季高考进行改革，具体办法是允许所有应届学生报考，所有本市地方本科院校招生。

为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学，每年高考都有大量复读生。据统计，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2007年的高考复读生达300万，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1010万）的30%，一些公办学校招高复班，甚至影响到了正常办学，也被认为制造高考不公。教育部由此发出禁令，禁止公办高中招高复生。但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良好的解决，舆论普遍认为，现在的高考录取制度下，包括志愿填报方式的影响，容易出现高分落榜，学生和学校没有充分的双向选择，学生经常被录取进自己不感兴趣的学校与专业，等等。

为此，从2008年起，教育部在全国各地推行高考平行志愿录取，这降低了传统志愿录取方式的高分落榜风险，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也一定程度减少了高复需求。但是，想进更高层次、更好大学的高考梦想，还是让很多已经上线学生选择复读。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招收的复读生就接近万人，这些复读生，有的是上了三本线，想读二本，有的是进了二本，想读一本。

追逐名校，从好的一方面看，可以给人动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在制造应试的漩涡。一些在求学阶段感到进入重点大学无望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初中就萌生辍学念头，在一些农村地区，初中辍学率回潮。中考没有考入普通高中，进入中职的学生，容易有受挫感。虽然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在一些地区，中职还被视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心态中，社会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氛围，十分困难。这会直接导致教育的质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十分功利的教育观，即升学有用，读书无用。

2014年颁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调整志愿填报方式。根据高考改革部署，2016年，已有15个省市取消三本，与二本融合；上海市从2016年起率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从2017起实行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方式（一所大学根据专业选科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专业组）；浙江在2017年的高考录取中，取消所有本科和高职批次划分，并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推进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学校等级、身份标签，促进学校间平等竞争，由此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这是好的方向，要起到改革效果，有待于社会功利教育观的转变。

真正的公平

当前，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公平的期望，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高考公平最直观的表达。这种公平还需要仔细推敲，而且，分数公平也制造着唯分数论。但要突破分数公平，建立多元的高考升学评价体系，却困难多多。

对部分农村生、家庭贫困学生而言，可能未必真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来自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在教育质量很低的农村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在城市，从小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在一张试卷上竞争，从一张试卷分数角度，是公平的，但教育起点和过程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数比城市地区学生低40分，这就是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比例接近60%，但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日益走低（在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的重要原因，由于高考分数不能和城市学生比拼，农村学生更多地进入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近年来，各地高中办学，出现超级高中，把全省的优质生源汇聚在一校或几校。每年，这些学校几乎囊括全省所有考进北大清华的名额，很多人把这认为是给底层学生改变命运的通道。可事实是，农村生、贫困生能考进超级高中的极少，反而，由于超级高中全省抢生源，挤占县中办学空间，令农村孩子考进重点大学的机会进一步减少。

分数公平，对学生的个性、素质发展也不公平。目前的分数公平，是在设定的高考科目范围内的公平，按这几门高考科目的分数从高到低，结合学生志愿录取。从1980年代起，就对高考科目进行改革，也对高考内容进行调整，力图通过科目改革，倡导素质教育，但不论是高考科目从7门到6门，还是后来各省实施的3+X,3+文科综合、3+理科综合，以及2014年国家颁布新高考改革方案，推行3+6选3，或7选3，都没有改变按科目总分录取的模式。

之前，为了矫正这一评价方式对学生个性、特长的不够，而实施加分政策，包括艺术特长加分、体育特长加分、学科特长加分和综合荣誉加分。但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演变为加分教育（为获得加分而上特长培训班“曲线高考”），出现加分造假和加分腐败。对此，国家在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到要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只保留照顾性质加分。

真正扩大农村生高考公平和素质评价公平，应该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因为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矫正农村生所接受教育不公平，只能通过多元评价、过程评价实现，在升学评价中，考察学生的家庭情况与求学经历。学生的个性与特长，也必须通过多元评价。比如，美国名校评价学生，就有多达16项指标。可是，对于大学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社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宁愿要单一的分数评价，以维持脆弱的公平。

政府也想在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改革突破。早在2003年，政府就选择22所学校试点自主招生改革，到目前共有90所学校实行自主改革；从2011年起，浙江地方本科院校，试点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也称高考成绩、大学面试考察成绩、中学综合素质三位一体录取改革），这一改革，后来被南方科大推行到全国，现今不少省份都有部分高校在省内招生时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但是，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一路走来，一路遭遇质疑。人们的主要担心，是其中是否存在潜规则。

高考改革的理想局面，应该是招考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但是，由于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基本公平的期待，而目前有效约束权钱干预教育、干预招生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高考陷入大家都知道要改却难改的困境。

四十应不惑，但如果高考一直背负着社会赋予其“改变命运”的沉重使命，就会依然存在诸多困惑。或许，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能再改变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只有消除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消除社会对人才评价的学历歧视时，高考升学、进哪一类学校，才能变为学生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成才出口”，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而这，需要改革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