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大师张俊功_评书学习资料

在我看来，张俊功是陕北说书史上不世出的奇才。陕北说书正是在他手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陕北说书人从他开始，才完成了由“书匠”到“现代艺人”的伟大转变。

一

张俊功（1932—2008），祖籍陕西横山县柴兴梁村。自小父母双亡，两岁时出天花，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同村的老婆儿以缝衣针挑开眼帘，刺破左眼，导致失明。三岁时随叔父逃难，落脚于甘泉县桥镇安家坪村。八岁开始揽工，放牛、拦羊、种庄稼，样样农活干遍。由于视力模糊，锄地分不清草和庄稼，常挨东家打骂。25岁拜本县下寺湾艺人张金福为师，学习说书。四个月后，学会本书两本半：一本《汗衫记》，一本《吴蛮子贩人》，半本《劈山救母》。师傅希望他留在身边继续学习，出门行艺也好有个引路之人。但张俊功决定自立门户，勇闯江湖。

张俊功

事情发缘于一碗杂面：

有一天，师徒二人到王家洼说书，主家姓王名三，许下口愿要说书。旧时的艺人说书前不敢吃饱，等说书结束后，还吃一顿饭。“饱吹饿唱”，是这个行当由来已久的规矩。他们认为吃饱了唱会伤气。且说那天说完书，王三的婆姨擀了两碗杂面，端到炕上。师傅端起一碗吃开了，他也端起一碗，正准备吃，王三的婆姨走到他跟前说：娃娃，你甭吃！让你师傅先吃，吃得剩下了，你再吃。他只好把碗放下，但浑身难受得怎么也坐不住了，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让他钻进去。师傅看他难受，就把第二碗端起，吃了两口，说：我肚子疼了，你替我吃了。他只好再把碗端起，眼泪和面吃完了。那一晚，他整夜没有睡着，第二天就告别了师傅，开始了他一生漫长而艰辛的卖艺生涯。

1978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北斗》，要为演员王润身配制一段陕北说书。当时韩起祥身体不好，推荐张俊功赴东北录音。导演以为这三段唱词，对一个目不识丁的盲人来说，至少要背几个月，但张俊功下了飞机就会唱了。他在长春共呆了两个月，每天住在带浴室的甲级房里，随时有人配送瓜子、花生、水果、香茶，觉得当皇帝也不过如此，但实际配音只有十分钟。张俊功在电影中创造性地运用陕北说书的喜调、苦调、武调三种调式，成功地刻画了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他的喜调变化灵活，忽刚忽柔，忽粗忽细，既塑造了喜剧的气氛，又对美猴王起到了造型的作用。从此张俊功一举成名，成为陕北说书界一时无两的人物。

1979年5月，张俊功重组甘泉曲艺队，自任队长。恰逢改革开放初始，陕北民间信仰复苏，各地重修庙宇，大办庙会，张俊功带领一班徒弟走州过县，四方行艺，足迹遍布延安、榆林各县，以及邻近的宁夏、甘肃、内蒙等地。1982年，陕西音像出版社又为他录制了《快嘴》《武二郎打会》《卖婆姨》等说书磁带，这些盒带一上市便立即告罄，并以几何级数被复制、盗版。那时你到陕北旅游，街上到处播放着张俊功的说书，随时可见一个小卖铺的柜台上，放着一台录音机，店外有一群仰长脖子的民众在听书。张俊功的名声在陕北超过了任何一个当红明星，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致一个外地记者来延安后抱怨说，张俊功的说书阻碍了港台流行音乐的传播。

巨大的名声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当时陕北各县的电影院一张门票售价一角，而张俊功带领徒弟在县城“搭野场”演出，一张票售价一角五分。令电影院售票员眼红的是，人家一场下来能卖六七百元，算下来入场人数要达到四五千人次。徒弟们跟着张俊功每月能领到一两百元工资，而当时在政府上班的干部每月工资也不过六七十元。张俊功用演出的收入给每个徒弟都买了一身白衬衣、黑裤子，脖子上都打着一条红领带，胯下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当他们的车队穿过大街小巷时，着实把路两边的年轻人羡慕坏了。因此，在当时农村光棍成群的年代，他的徒弟们都娶到了漂亮婆姨。

二

三

如前所述，陕北说书属于北方鼓词话本系统，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坊间刻印了许多供说书人讲唱或文人案头阅读的底本，好多说书人家里都珍藏有这样的“猴本本”。过去的老艺人虽然大都不识字，但他们会请一些识字的先生或秀才给他们“指拨”。他们背会以后才能开始表演，尤其一些“书套子”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但张俊功从来没有在书词上下功夫，他的智慧告诉他，即使你把底本倒背如流，也无助于你的表演引人注目。因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与传统艺人比试“词功”。他把所有的书面文本都变成了临场的即兴发挥。一切形象都在他随意而诙谐的表演中创造出来。借助过人的口头表演才能，他把所有传统的故事都变成适合此时此地的当下演出。他演唱的经典《卖婆姨》，在韩起祥的唱本中叫《五红镇》，除了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外，甚至连“关口将名”也换了。他演唱的短篇故事《快嘴》，在韩起祥的说唱曲目中叫《巧嘴媳妇》，除了大致框架相似外，血肉、枝叶都被他换得面目全非。他说的《破迷信》，在韩起祥的演唱曲目中叫《请巫神》，随意加减、破坏的痕迹很浓。

传统说书不管哪家哪派，都十分看重书本。即使那些不识字的艺人，通过师傅严格的口耳相传，也和“猴本本”上写的八九不离十。但从张俊功开始，说书脱离了固定的文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表面上看，这比过去的说书容易多了，实际上它对艺人的口头表演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他不要求徒弟死记硬背。在某种程度上他颠覆了讲唱文学传统的授徒方式。传统的授徒讲究“口传心授”，徒弟拜师以后就住在师傅家里，除了跟师傅学书，还要帮师傅担水种地、喂马劈柴。农闲时，师傅才将古书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并要求徒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但从张俊功开始，徒弟一跟十几个，男的女的都有，他哪有那么多的空窑让徒弟们常住？他授徒的方式很特别，就是跟上他跑场子。在实践中观察、模拟，有点像现在大学里说的“现场教学”。他从不要求徒弟一字不差地背书词，而是边学边练，边练边演，只要书理通顺、合辙押韵就行。至于以后能不能出彩，就看各人的造化了。师傅不仅不要徒弟担水种地、喂马劈柴，还给徒弟发工资，吃工作餐。有些品行好的还给挛婆姨，比如定边的贺改民，家境贫寒，但为人忠实厚道，师傅就给他挛了一个婆姨，她就是后来有名的“女书匠”牧彩云。

超常的口头表演能力，与人世间所有的技艺一样，少不了刻苦地训练，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天赋。说到底，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禀赋是无法相互传授的。张俊功自小盲残，目不识丁，但他善于观察社会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善于捕捉大地上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声音。举凡婆媳吵架、男女斗阵、老妪学舌、老翁叹气，村姑浪谑、婴儿啼哭、鸡叫狗咬、驴马嘶鸣，无不穷形尽相，信口即来。《清官断》中，他一人一口，模拟两个姑娘穿过一片幽深的森林，遇到的布谷鸟、水咕咕、鸱怪子、猫头鹰等多种鸟叫；说《卖婆姨》到高兴处，拿起快板，随便打了几段，就把一个两面三刀、贪得无厌的媒婆形象活生生托出，而这个媒婆在原作中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快嘴》中他表演的秀兰想男人，语气至柔至美，令人骨酥；《武二郎打会》中他和张和平父子两人表演的庄稼人、小学生、赌博汉、老婆子，从口吻到语气都惟妙惟肖，武松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陕北民俗风情画卷……这些章节都已经成为陕北说书史上“教科书式”的经典。他的传奇是不可复制的。他的名字以及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那些风流韵事，将会被人们长久记诵。

甘泉县文联主席、作家刘虎林在散文《张俊功说书》中，记录了一次张俊功在张家畔的说书实况。这场书是应乡民曹四所请，说还愿书。几句开场诗说罢，他没有按照传统程式说一个“小弯弯”，而是现编曹四的故事，先从两口子赶路说起：

曹老四，三十三，家住横山响水湾。

娶了个老婆是张家女，名字就叫张凤兰。

两口那天吃罢饭，一卦就想起张家畔。

老婆忙把包袱绽，一层一层往上换。

条绒裤，月蓝衫，塑料底板鞋脚上穿。

老汉一看笑哈哈，就把老婆身上拧了一把。

老婆说：

哟，死老汉，挣你的命！捏捏揣揣像个甚？

要是在黑夜里就没个啥，大白天操心人笑话咱。

老汉说：

你不要怕，不要管，谁不晓得咱们是婆姨汉。

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同睡一条毡。

老婆骑驴老汉赶，

嘟—呆—

驴屁股上就踢了一脚。

老婆说：

死老汉，挣你的命！凭什么赶驴不出声？

要不是我两腿夹得紧，一卦就跌我个倒栽葱。

老汉说：

嗨，不是我吹，不是我夸，侍候你我是老行家。

晓得你两腿夹得紧，老汉我才敢耍威风。

......

站在台下人群里的曹四婆姨高喉咙大嗓子对男人说：“你那张烂嘴，逮住什么都往出说！”曹四嘿嘿笑了一声，说：“那是张先生现编的，我有毬的办法！”众人听到他们两口子的对话，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羞得曹四婆姨满脸通红，再没敢啃声。

也许这是张俊功说书生涯中极普通的一幕，但被有心的作家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可以从中窥探一代说书大师是怎样利用口头文学的自由性，随意编织故事，即兴创造笑料的。据他晚年回忆，年青时他曾在古书上下过功夫，不止一个师傅给他逐字逐句地“指拨”过，但他并没有墨守书本、寻章摘句，而是把所有的故事和词章都糅合到他的即兴创造中。批评他的人说，张俊功的“词功”很差，全靠一张嘴骗吃骗喝。抛开这里面羡慕嫉妒恨的成分，他们讲出了口头文学的实质，那就是随物赋形的口传能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一个口头文学的从业者不靠“嘴”骗吃喝，而靠傍官媚权、拉弄富人，才是真正可耻的。相反，张俊功，一个逃奴揽工，翻转于草莱之间、寄生于沟渠之中的残障人，上帝没有将他轻看，反而把他从尘土中举起，又赐给他超常的智慧与口讲的能力，使他成年后，靠一把三弦、一张绣口，红遍整个陕北，生养他的故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

在我看来，张俊功是陕北说书史上不世出的奇才。陕北说书正是在他手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陕北说书人从他开始，才完成了由“书匠”到“现代艺人”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