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专题】李银兵段成名|书写文化与文化书写:民族志书写的辩证法

发布于 2021-11-23 10:24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书写“文化”与文化“书写”：民族志书写的辩证法

李银兵段成名

【摘要】对兼具理论的实践与实践的理论于一身的人类学而言，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是展现其理论实践和实践理论的最好方式。在科学民族志阶段，基于对科学性的理解与实践，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书写“文化”，科学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化现象十分突出。而在后现代民族志阶段，基于对主体性的把握与尊崇，民族志书写的重心在于文化“书写”，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趋势十分明显。“见物不见人”与“见人不见物”的碰撞与交融，充分表征了民族志书写的历史与逻辑，也预示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呼之欲出。辩证法与民族志书写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进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改革与创新，也能加强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关键词】书写文化；文化书写；民族志；辩证法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多彩贵州’传统节日文化品牌的构建与传播研究”（20GZZD36）

【作者】李银兵，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成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贵阳，550001。

当代著名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曾指出：“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或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们说了些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实践者们所做的是民族志（ethnography）。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才可能迈出第一步，以理解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而“从事民族志好似试图阅读（在‘建构起一种读法’的意义上）一部手稿——陌生的、字迹消褪的，以及充满省略、前后不一致、令人生疑的校正和带有倾向性的评点的——只不过这部手稿不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拼写符号书就，而是用模式化行为的倏然而过的例子写成的”。当前，“在作者浸透型文本的解释性惯例与作者疏离型文本之间的冲突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个性的民族志事业，被想象为人们认为事物看起来像什么和事物的真实情形是什么之间永无休止战争的战场”。在当代人类学场域中，作为人类学两大标志之一的民族志文本叙事问题，俨然已经被卷入了有关表述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所引发出来的表述危机的漩涡中心，受到了中外学界的广泛。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学界过多地民族志如何书写、书写范式及书写价值等相关问题，还少有专门以研究书写的“文化”、文化的“书写”及其相互关系为主题的成果出现。因此，只有坚持与“单纯的”科学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的自信决裂，与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奠基思想决裂，与格尔茨“精致化的实证主义”诱惑决裂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最终才能致力于“对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的一般性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志书写为研究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在时间与空间、文本与文化、真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等多重关系基础上，对民族志书写文本化和主体化的具象和特征进行较为详细的归纳和概括，力图实现民族志书写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不断彰显民族志书写求真至善唯美的目标诉求。

一、书写“文化”：科学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化

从字面意义上去看，民族志是对民族及其文化的描述，是建立在田野基础上的写作实践。但在这个实践中，没有理论的民族志写作是不可能的，没有田野的民族志理论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学术界，作为集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于一身的人类学，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门折中性质的学科而出现。相应地，其表述方法也应该是折中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志叙述有相当灵活的表现空间，对事实和现象进行记录、描述的‘志’，对‘所志对象’进行分析、解释的‘论’，对情节冲突、人物个性的刻画及其间融入表述者情感和文学性修辞策略、艺术技巧所体现出来的‘文’，三者以不同的比重被不同的民族志作者加以匹配。”因此，理解和处理好“志” “论”“文”三者在民族志书写中的比重及其匹配问题，不仅能彰显“志”“论”“文”三者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民族志文化描述与文化批判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还关乎人类学学科性质和发展态势。

就科学民族志而言，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其结合自己田野调查经验，总结和确立起了科学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诸多准则。比如，田野工作准备原则、与土著接触的机制、大纲图标和类型图、特殊叙事和典型情感的记录等。这些原则都是为了导向全面把握土著眼中的世界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内容为“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

由此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初衷是建立起一套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标准，实现文化事实性、田野实在性和书写真实性的“三位合一”。后来，有学者把这种科学民族志书写方法概括为“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取向和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取向”。殊不知，随着人类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人类学者认识的不断深入，再加上马氏遗孀抛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这枚炸弹的助攻，科学民族志的“科学性”受到了广泛质疑，民族志“书写”或 “表述危机”一时成为了人类学界的核心问题。正如格尔茨把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病”概括为书写策略一样，弗里曼也对米德进行过如此评价。他指出：“米德对萨摩亚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暴露出来的缺陷是属于概念上的和方法论的。”客观地说，马林诺夫斯基把民族志书写的焦点放在书写“文化”事实上，这并没有错，但其错在对于获取文化事实的某些书写方法和表述策略的使用上。简言之，科学民族志忽视了民族志文本建构中“看”“写”“思”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基于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从后溯源方法论，本部分笔者主要通过对科学民族志文本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的属性的探讨来反观科学民族志书写文本化问题。

首先，科学民族志描述静态文化。诚然，文化作为人在特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一直是与人的产生和发展相始终，与人的日常生活相伴随。因此，文化兼具流动性、灵动性、传承性、创新性等基本属性。但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民族志作者往往要服从于结构、功能、整体、大理论等所谓民族志书写要求，这往往在无形中导致在民族志书写中出现过于强调社会或文化的共时性、静态性、整体性、稳定性、一致性等情形出现，最终使得文化或社会的能动性、独特性、创造性和流动性受到了限制。这样，科学民族志文本展示出来的文化往往缺少背景铺垫、时空转换、文化光晕及个体化特征，因而是静态文化。比如，在功能主义奠基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作品里，由于文化或社会的过程和历史发展的缺失，导致其作品中书写出来的文化或社会往往呈现出如下情形：理想和现实模式间相互映照，合而为一，且没有明显差异，甚至社会和文化还是十分稳定的，即使有一些变化，但变化都是来自文化或社会之外的动力要素使然。又如，在新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普理查德的名著《努尔人》中，由于对努尔人及其生活地区形成的背景缺乏必要的，导致作者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没有文化冲突、静止不动、极具“生物有机体”特性的努尔地区和努尔人。以上种种，在无形中就降低了民族志文本的社会理解力和解释力。总之，作为人类学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民族志，一旦静态文化成为其文本形成的基础，则民族志只能算是“部分的真理”。

其次，科学民族志书写单面文化。所谓单面文化，一方面指民族志作者单方面发声出来的文化；另一方面指民族志书写的文化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性和显性。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作者一言堂式单声部发声已成惯例。从理论上说，这种书写方式对民族志作者的思维逻辑、认识能力、实践水平、伦理道德等要求极高。否则，囿于民族志作者素质和能力不足的缘故，特定文化得不到完整展现、民族志科学性和价值性得不到完全彰显的危险就会衍生。比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强调民族志书写要客观、科学、全面、公正的背后，其“人格分裂症”却在后来其遗孀主张出版的他的日记中暴露无遗。有学者这样评价道：“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式的热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征。与此相反，《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所表露的，却是人类学家的‘狭窄心胸’，他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又如，在谈到《努尔人》一书可能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时，普理查德也谈到他对文化的单面建构。他说道：“我所描述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并不是从固定的信息提供者那里记下冗长繁复的笔记，以此来为自己的描述增色的。”因此，在民族志作者这样的思绪、伦理和书写情境下书写出来的文化，理所当然地会让人难以完全信服。除此之外，由于受到自然主义、化约主义、经验主义及操作主义的影响，科学民族志书写的文化带有明显的自然性和显性特征。一直以来，科学民族志作者始终把其书写的文化作为可见、客观、现象的自然物去看待，而忽视了文化背后的社会物身份和隐性意义。比如，功能主义奠基者布朗积极倡导比较社会学研究，但在研究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他始终认为社会结构是可见的现象事实。而社会结构之所以可见，是因为其是从成千上万个具体的社会中找到的共同特征。这直接导致在布朗的研究中，流动性介入的社会动力学遭到了忽视，而表征自然性存在的社会静力学得到了倡导。总之，由于科学民族志作者摒弃文化的时间性和变迁性，在强调大理论、典型性、类型性、现象性的过程中，被书写的文化成了孤立、静止、客观的自然物，最终导致文化的隐性深层意义未能彰显的结果出现。

再次，科学民族志建构直观文化。一般来说，民族志是民族志作者在实践调查基础上，把“看”“写”“思”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最终产物。因此，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直接决定了民族志书写的实践性本质。而对于作为实践活动的民族志书写来说，其内在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实践主体、实践客体以及实践中介三大要素。除此之外，实践的意图、目标、过程、结果及反馈则是一次完整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总之，民族志文本应是民族志作者依托文化对象而建构文本对象的过程，民族志作者在建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文化主体则是处于主体地位。但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由于作者过分强调科学书写和文化本身的自洽性与自为性，因而使得作者在民族志文本中始终处于“隐身”状态，仅是履行“发声筒”的简单功能。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记录的性幻想、使用毒品、对当地文化的厌恶以及对田野生活的厌倦等真实情绪在民族志文本中得以隐藏；普理查德善于精巧的理论探析本领被单纯的民族志事实描述所替代；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的长篇自传似的独白和格尔茨夫妇在观看巴厘斗鸡过程中“落荒而逃”似的精彩片段从未在科学民族志文本中呈现。在科学民族志作品中，虽然民族志作者以隐藏自身、压抑自己的方式成就了其对书写科学性的庄严承诺，但却模糊了自身在书写中的角色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本虚假性的风险。总之，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下，文化被看成客观存在物，作者对文化的反映主要是基于自身观察而来或文化主体言说而出，因而这样的文化建构本质上是消极的、被动的、一次性完成的。最终的结果则是，作者与文化之间反映与被反映、摹写与被摹写的关系虽已建立，但民族志书写中作者与文化间最为重要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则未形成。这样，从认识论角度去看科学民族志文本建构过程及结果，则可以看到科学民族志文本不外乎是客观文化、直观反映论和价值无涉三者机械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三者的机械结合体。

总之，静态文化、单面文化及直观文化很好地表征了科学民族志书写文本化“见物不见人”的基本属性，而这个基本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科学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我们要明白，这些属性和不足还远没达到消磨科学民族志文本对民族志书写乃至其为人类学所做的贡献的地步。科学民族志最大的功绩在于其一直维护着人类学及民族志对于文化书写的本分，表征着人类学学科属性及民族志的基本功能。其仅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民族志文本的精确度和信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因此，我们要相信：“缺陷和不足常常标志着知识的魅力，它们象征着一种重新系统地阐述老问题和提出新课题的努力。”正是在科学民族志奠定的基础上，后现代民族志书写方式才会呼之欲出，才会为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打上了深深的“主体性”“人文性”烙印。

二、文化“书写”：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

科学民族志“见物不见人”的书写方式，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民族志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确，这种称呼足以说明科学民族志追求实体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本质属性，揭示了科学民族志直观反映论或机械反映论的不足。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处于实验时期的民族志书写来说，其最大的危险恰恰在于，有的民族志作者形而上学式地把它的实验状态或不成熟状态说成是一种成熟和定式。因此，对于人类学及其民族志书写来说，我们在实验时期要完成的真正的任务不在于培育民族志书写的固定范式，而在于看到、分析和克服现存民族志书写的种种局限性，进而才能描写出更为丰富、更为准确、更有价值的异文化整体图景。

综观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在范式多样化、修辞多元化、叙事小说化、价值多维化的背后，其书写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较大限度的释放，随之而来的则是，书写主体成了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后现代民族志对文化的“书写”，俨然带有浓厚的主体化色彩。“出于极为重要的理论原因，目前民族志实验文本给予作者相当重要的角色，让他出现在关于其田野工作及其发现的陈述中，对自己的思考做出解说。作者的暴露已成为当前实验的深刻标志”。但事出有二，物极必反。“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民族志中没完没了地对田野工作进行反省会变成一种次等文体，使民族志失去作为异文化的知识所具有的创新和效应。”基于看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策略，本部分笔者着重对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进行探析，以此来对后现代民族志“见人不见物”书写主体化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

简单地说，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是指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过程中，由于“书写”主体的地位及作用得到彰显，使得民族志文本中主体展现、主体反思及主体批判等主体性色彩十分浓厚，最终导致民族志文本文化描述功能淡薄化、文化批评功能扩大化的趋势产生。具体来说，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趋势，可以通过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作者的主体性彰显来映照。

首先，后现代民族志强调主体呈现。相对于科学民族志书写中作者的“隐匿”来说，后现代民族志文本完成了从科学民族志时期“作者疏离型”向“作者渗透型”的转变，主体性因素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得到凸显。许茨说：“如果我不求助于产生文化客体的人类活动，那么，我就无法理解这个文化客体。”正是在现象学、社会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理论的指引下，后现代民族志十分看重书写的历史性、主体性、社会性和主体间性。比如，“村民日记”使文化主体成了书写主体，村民的真情实感在日记体民族志中得到了抒发；“对话式”民族志把传统的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融进文化书写中，实现了民族志书写主体的多元化；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那一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的开场白，更是把民族志作者在民族志文本中的曝光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民族志文本从生产的整个流程去看，每一环节都大量渗透着民族志学者个性的、情感的、价值的和观念的等种种主观性因素，从对异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必不可少的亲历性的田野调查到对调查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并最终诉诸文字表述的民族志写作阶段，这些主观性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入人类学家的研究过程中，进入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所有环节”。此外，小说化、影像志、诗歌、隐喻、反讽、虚构等不同民族志体裁和修辞的纷纷出现，也间接地提高了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存在感。

其次，后现代民族志倡导主体反思。正如拉比诺所说：“必须对田野作业进行反思，必须反思它的历史情境；必须反思它的体裁约束；鉴于田野作业与其殖民的和帝国的过去的关系，必须反思它的存在和价值；必须反思它的未来。”当前，随着反思人类学的不断推进，自反性（reflexivity）所具有的消解、反思、批判及建构等多种意义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主体反思的意义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具体来说，后现代民族志倡导主体反思，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去思考：一是涉及民族志作者对自身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的反思。比如，拉比诺把民族志作者对其调查、书写及研究的对象的实践过程作为对象，把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角色转向自身，把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知识生产过程作为其书写的对象，特别是不断用伦理道德的哲学考量去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背后的知识生产方式，最终达致民族志书写知识、智慧、情感、伦理的一致性。

而巴利则用诙谐的笔调，真实而通俗地记录了他在对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的两次田野调查中，发生的可笑而又令人反思的故事。当然，巴利如此去书写对象是想通过田野互动来调整他的学术成见、研究的盲点及其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该书：“它丝毫也不输于保罗·拉比诺的那本《摩洛哥田野工作之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真诚，更实在。”一是包含民族志作者对于书写主体主导性因素的反思。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由于遵循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倡导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科学民族志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族群或社会的整体性格上，而本土观点、个性化、文化主体的自我在科学民族志中是隐匿的。“当代实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达到另一个文化。”因此，一种以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或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一位历史个体所持有的生命价值观念的“人观”思想随之出现。比如，为了批判文化决定论，心理动力学派随即兴起。人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论证了西方心理学范式并不是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的“关键”模式，从而丰富了后现代民族志对个性化、个体化的心理刻画。当然，对于后现代民族志作者主体反思的最好回应，莫过于萨林斯在和奥贝塞克拉关于库克船长之死的争论中发出的理性话语：“如果不尊重那些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我们自身事物的各种观念、行为及本体论，没有人能够写出好的历史，甚至是当代史。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理性”。总之，两个层面的主体反思，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主体的理性反思。

再次，后现代民族志回归主体批评。人类学历来秉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追求着“文化多样、人性普同”的目标。但在科学民族志阶段，由于人类学家开展工作的初衷和目标仅仅是收集和整理文化资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学家还没有迈入对所收集的文化材料进行分析和自我警醒的阶段，这就导致科学民族志在当时代未能起到深刻反思本土文化的功能。后来，随着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兴起，“民族志学者发现他们自身被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内卷方式，深深地陷入在表述的汪洋之中，他们因而被促动去强调原来只是隐约地潜藏在民族志研究之中的反省维度。这种反省需要的不仅是在所有的研究片段中达成一种对于自身的充分批判性理解，而且最终也需要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此类理解”。的确，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民族志追求科学性的书写诉求等缘由，传统民族志回归主体批评的功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人类学界一系列丑闻和争议问题接踵出现，西方工业社会现代化困境不断加深以及反思性人类学家们的积极推动，一时间人类学反思与批评蔚然成风。具体来说，后现代民族志回归主体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书写主体对其所处的民族、社会或国家，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开展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民族志书写采取“去神秘化”的方式，开始侧重于对理想、信念、信仰、观念和思想这些文化深层次中的内涵进行探究，开始文化内涵的承载者或倡导者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及他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深究。这样，以前那些潜藏于文化及其话语权背后的利益纠葛、权力地位得到了不断张扬。比如，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诸如陶西格《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萨林斯《甜蜜的悲哀》、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施耐德《美国人的亲属制度：一种文化的解说》、道格拉斯和韦达夫斯基《风险与文化》、萨义德《东方学》等一大批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进行大张旗鼓批判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本土化社会开展审视性理解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第二，书写主体批判性地审视“书写”这个主要事情。民族志，简言之就是对特定民族及其文化或社会的描述和分析。在科学民族志阶段，由于强调书写“文化”，相应地就淡化了文化的“书写”。在后现代民族志阶段，由于对书写主体的重视和尊崇，“书写”慢慢成为民族志文本形成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反思与批判的风潮下，书写主体批判性地审视“书写”这个主要事情成了当下人类学界一种“时髦”之事。有反思，才有批判；有批判，就有建构。因此，后现代民族志回归主体批评，是践履和回归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的本性之举。

正如许茨所说：“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主体间性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由其他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随着民族志作者对文化的“书写”愈加重视，范式多样化、体裁多元化、修辞使用普遍化的写作态势在民族志书写中逐渐形成。这种注重主体呈现、主体反思及主体批评的民族志书写，一方面很好地体现了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的主体性和人文性，但另一方面则潜存着过分凸显“书写”、淡薄“文化”的危险，出现避重就轻的缺陷。因为在后现代写作态势下，被描述的事件往往被放在一个超越的故事中去形塑，并被这故事所覆盖。正如克拉潘扎诺所说：“在最终的分析中，掩盖这种沉沦、这种对所描绘的事件的颠覆因素的既不是修辞、生动叙述、戏剧性后阐释癖好，也不是它们的隐喻化——救赎、生活、社会，而是作者的权威，至少在许多民族志当中，他凌驾于那些他声称要去描述其经验的人的头上，或者躲在它们身后。”因此笔者也相信，当前民族志书写的种种实验，总的来说是健康的。

三、文化与主体：民族志书写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科学民族志书写坚守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注重对书写的“文化”的描述和呈现，使得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化现象十分明显；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秉持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侧重对文化的“书写”的和尊崇，导致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化色彩非常浓厚。但总的来看，两种民族志各有侧重，却又各有利弊。针对两种民族志书写方式，有学者指出：“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换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在学者们进入到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也有学者强调：“实验时代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视为健康的取向，有的人视之为人类学陷入知识混乱之中的表现。以我们所谓的‘表述危机’以及正被广泛地讨论着的‘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理解为背景，我们对实验时代采取正面的态度。”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做出抉择，因为“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维度并不要求为了假定的诗的自由而放弃事实和精确的描述。‘诗歌’并不局限于浪漫的或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它也可能是历史性的、精确的、客观的。当然，它也像‘散文’一样为惯例和制度所决定”。并且，从人类学发展历史去看，两种民族志书写方式和人类学学科发展是相契合的。科学民族志“见物不见人”的书写方式表征着人类学的过去，后现代民族志“见人不见物”的书写方式展现着人类学的现在。“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隐喻和真实合而为一，启动了社会。”会走好未来的路。

正如恩格斯指出，在唯物辩证哲学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前，把唯物辩证法精神用去指导人类学界处理文本与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关系，进而建构起科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是十分准确和适宜的。正如克利福德在总结《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说到的那样：“本书中的作者没人认为任何文化描述都一样好坏。如果他们支持一种如此无足轻重和自我拆台的相对主义，他们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作详尽的、有承担的批评研究文章了。”因此，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方式虽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对于人类学学者和民族志作者来说，不懈追寻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则是人类学者和民族志作者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知的集中体现。

针对形形色色的当代人类学种种范式、修辞、体裁、价值，新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则需采取“科学的研究纲领”，才能给予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以实质性的指导。具体来说，新的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建构，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立足“文化”与“主体”的同一性。如果说人类学是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的统一，那么作为人类学重要标志之一的民族志则可以概括为文化的书写和书写的文化的统一。简言之，民族志本质上是书写主体利用语言中介对特定文化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当然，也有的学者把民族志书写认为是文化建构或文化翻译过程及其结果。但不管如何，在民族志书写实践中，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化”和作为书写作者的“主体”之间存续一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贯通及“你变成我、我变成你”的相互转化的同一关系。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化的实践过程很好地论证了民族志书写是文化与主体双向建构的过程，也是书写主体与文化间反映与被反映、创造与被创造的结果。这样，文化和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的不可缺少性，直接论证了科学民族志“见物不见人”和后现代民族志“见人不见物”的书写方式的机械性和片面性。此外，对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来说，学科的折中性导致其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双向获取信息的关系，且双方都受主体的主观意愿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有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内在地体现了人的创造活动中体现事物及其规律的‘物性’特征和凝结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人性’特征的内外尺度的统一。”因此，在民族志书写中，书写者要大胆承认自身对客观事实的需要和对价值诉求的渴望，把文化与主体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文化与主体的统一。

其次，强调文化与主体的不平衡性。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化与作为书写作者的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具有一致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你想离开我，我想离开你”“你代替我，我代替你”的相互区别、相互排斥及相互替代的对立性的一面，因而它们之间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关系。并且，由于矛盾双方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文化与主体之间还存在不平衡性。基于人类学的实践理念和民族志书写的目标诉求，笔者认为，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是民族志书写的两大功能或者是两大维度。但在这两大功能中，文化描述是基础，文化批评是建立在文化描述基础上的产物。因为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描述功能，我们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在实验性的转换和批评的可能性里，我们把民族志理解为经验研究和写作的一种训练工具，它探究艺术和哲学的问题，但它的角度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因此，在对文化的书写中，民族志作者可以在不影响文本真实性的前提下，适当置入一些书写的诗学和政治学。反观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前者为了科学的原则而缺少了主体人文色彩，后者过分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削弱了文化书写的整体性，两种民族志书写方式在文本与主体关系的处理上，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综上，在两种民族志书写方式中，都存续着提高和降低民族志书写的信度和精确度的“二律背反”。因此，只有坚持以“文化为本、书写为辅；描述第一、批评第二；实践为基、文本为果”的辩证书写原则为指导，在对科学民族志书写和后现代民族志书写进行“扬弃”基础上，新的科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才能最终形成。总之，在民族志书写中，不仅要看到文化与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更要注重对文化与主体间不平衡性的考量。

再次，实现文化与主体的交融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把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民族志的这些特点是对民族志书写中实践与认识、宏观与微观、真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等各种关系的进一步阐释，因而也可以作为新的科学的民族志书写的基本原则而存在。此外，实现文化与主体的交融性，其实还包含对未来公共人类学的期许这一意蕴。特别是在全球性新冠病毒持续肆虐的当下，人类学更应发挥出其在对文化探析上的优势，不断去呼吁和启迪不同政府、社会及民众，在尊重各自不同文化的基础上，放弃不同意识形态引发的歧视、层级、淡薄及疏离感，联合起来去不断加强对抗疫文化的认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团结。因此，“在当代民族志的复杂的多点区域中，人类学自身是它自己的最好与最具创造性作品的最终的元公众。在这种立场看来，人类学不得不重新定义在这种以公众为核心的研究特性中，什么是它的支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中国历史的政治遗产‘大一统’理念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学术支撑体系。”因此，在当前的民族志书写中，民族志作者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进书写中，则是其责任、义务及担当的集中体现。

总之，只有回到科学民族志书写的历史场域中和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现实境遇下，我们才能感受到传统民族志对于科学性的守护之心和后现代民族志对主体性的尊重之情，我们也才会明白，民族志书写“见物不见人”与“见人不见物”的碰撞与交融，开启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新的科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思索。正如拉比诺所说：“人类学既不能简化为田野作业，不能简化为民族志，也不能简化为哲学的人类学。毋宁说，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历史地变化着的实践，这些实践与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和‘学’（logoi），即与界定和形塑这一学科的科学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并动态地相互作用。”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没有“最好”的民族志书写，只有“更好”的民族志书写。我们相信，辩证法与民族志书写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进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改革与创新，促使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民族志书写方式产生，也能加强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在很大程度上彰显民族志书写求真至善唯美的目标诉求。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四期 P79-87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gongzhong号

小夏编辑：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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