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法以脱俗为第一要事!

以“书卷气”作为衡量书法艺术水平高下雅俗的主要依据，始见于宋代书论，但无其名。

苏东坡《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诗中有“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句，意思是工夫深不如多读书，只有学富才能使书法达到神化的境界，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明。

《宣和书谱》评李磎书法说：“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尘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处使然也。”又评沈约书法说：“大抵胸中所养不凡，见之笔下者皆超绝，故善论书者以谓胸中有万卷书，下笔无俗气。”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因果关系：读书多能使人心胸旷达，志趣高雅，识见超群，书法自然会明个性、富韵味、宏气象、弃尘俗，由此而产生美感。

其一，出自文人士大夫的创作。

如朱长文《续书断》评蔡襄书认为“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他把读书人写字看成加强自身修养的一种手段，而不像那些靠一技之长吃饭的人去劳心费力。

苏东坡《题笔阵图》认为：“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在他看来，书法有形就有弊，如能不为形累而任情遣兴，即可以自乐，比下棋好，并且书法不是凭借外物而能自得于心，也是古来圣贤所追求的目标。

他们的想法与欧阳修《试笔》自述学书自乐、不计工拙都是同一境界，旨在陶冶性情，超然脱俗，争取书写上的最大自由。这种心态与宋代禅悦之风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面大概还有一种隐情：苏东坡《书朱象先画后》有“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事详《新唐书·阎立本传》）之语，与宋明以来一直强调书家作品要与书手字匠的俗书相区别，提倡“书卷气”的做法可以并观，颇有文人士大夫自高位置、标榜身价的意味。

黄庭坚《论书》对“书卷气”又做了拓展性的论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道义指人品道德、礼义规范，“广之以圣哲之学”意在多读书，使圣哲的思想在自己身上潜移默化，做到高雅脱俗，书法才可宝贵。否则即使功夫能媲美钟王，也不过是俗人俗书而已。这种观点是从苏东坡《跋秦少游书》提出的“技道两进”思想蜕化而来，带有“人品即书品”的伦理学色彩。

黄氏的观点被清人承接下来，如《蒋氏游艺秘录》列“书卷气”的两个必要条件：人品高、读书多。

杨守敬《学书迩言》还有详细的解释：“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等伦者也。”

由于人品的阑入，把原本近于合理的“书卷气”审美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

人在社会中生活，各种不良风气都可能给书家和艺术风格带来不良影响，干扰或抵消学养所能发挥的正常作用。提倡“书卷气”的根本目的在于脱俗，与况周颐《蕙风词话》提出“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的道理一样，书法追求“字外功夫”即由此而来。

古代书家都是读书人，他们大都对传统文化艺术精神有比较好的理解，由学养化育出来的审美理想使之对书法有一种颇为执著的、属于一个强大社会群体的共同追求，不会轻易地转移志趣并脱出这一既定立场。他们恪守“技进乎道”的原则，把书法当成一种人格外化的过程与形式。

当书法出现社会性流弊的时候，读书人的清高与自强精神就会通过某些杰出人物的言论和实践表现出来，成为治病良方。以苏、黄为代表的书法实践与“书卷气”的提出就是针对“院体”的流弊而来，是知识阶层既定立场和价值观念的自身调节。

明清人提倡“书卷气”的用意也不出此范围。就此而言，“书卷气”不是一种确定的美感，也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标准，正如方薰《山静居论画》“古人所谓卷轴气，不以写意、工致论，在乎雅俗”的解说，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