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王安石

必备常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终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

深度解读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因封荆国公，故人称荆公。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宋真宗是赵宋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接下来是在位42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受世人瞩目，是在仁宗后期和神宗前期，大概30年左右。神宗后期他隐居在金陵蒋山（钟山）。

赵宋立国百年，天下无大事。而此前的晚唐、五代十国，干戈四起，纷争不息，也是百余年。两个百年相比较，乱世治世分明。不过，封建王朝一般规律是，几任皇帝之后，各种矛盾趋于激化。一片太平盛世的叫喊声中，乱象悄然纷呈，并且势不可挡，北宋有识之士辈出，识乱象者，并非仅仅一个王安石。

仁宗朝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出于统治的需要，官僚机构不得不日趋臃肿，官员俸禄高，挥霍无度，皇帝又鼓励他们挥霍。皇帝本人的后宫，则是挥霍的典范。皇帝的家天下靠各级官员支撑。

皇权的另一个强大支撑是军队。为了防止军人生乱，又制定了一整套使军队频繁调动、官员隔膜、军权互制的措施，稳定了军心，却导致战斗力空前下降。庞大的军队开支巨大，占了财政总收入的七成以上。钱从哪儿来？从几千万百姓身上来。北宋的赋税比唐朝高出许多，岁入也翻了若干倍。

三冗是老问题，几十年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而北辽与西夏又长年袭扰，虎视眈眈，一旦打大仗，赵宋江山难保。历史到了这个时这样的时刻，有识之士应运而生。

司马光斗王安石是北宋政坛一出大戏，中间还有一位两边不买账的苏东坡。君子争原则，小人抢官帽，北宋这一出角色众多高潮迭起的大戏，至今令人扼腕、赞叹、深思。

王安石的父亲叫王益，辗转各州做通判。王安石家人多，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他是宋人笔记交口称赞的少年天才，据说，凡经他的眼睛看过的文字，一生不忘。《老学庵笔记》说：“王荆公目睛如龙。”《钱氏私志》云：“安石视物如射。”可见他的体貌特征，眼睛异乎寻常。

王安石的许多被传为趣谈的生活习惯，可能也和他长期的居无定所有关。他一般不洗澡，很少换衣服。

庆历二年（1043年），22岁的王安石，考进士高中第一。却被枢密史晏殊做了手脚，张榜时名列第四。

庆历三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朝廷重臣，发起“规模阔大”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新政收场，范仲淹等人斗不过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摇摆不定的老皇帝贬出了京师。

王安石对朋友感慨地说：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

宋仁宗已经做了25年的皇帝，变革决心有限，王安石在等待时机。

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判官，顶头上司是太守韩琦。韩琦出生于高官门第，自己也出色，兼军政才能，是北宋名臣之一。他的领导作风不同于欧阳修的，是看年轻人不大顺眼。而王安石的个性，又很难讨人喜欢。宋人说：“安石，牛形人也，故敢当天下先。”牛形人，再配上龙的电光般的眼睛，王安石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王安石一生勤写笔记，事事记得分明，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活的很较真的人。他的书法相当有力，为黄庭坚、米芾所推崇。《墨庄漫录》云：“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

扬州磨勘三年之后，二十六岁的王安石回汴京长时间待官。

王安石嗜古书，他读的古书有些今已不传，他的历史眼光，显然不同于和他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与司马俱有史学巨著，而苏东坡，则被今人陈寅恪称为“最具史实的人”。王安石比他们看得更远吗？他所看到的三千年的尧舜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头钻进古书，同时洞察时事，深厚的历史感辅之以强烈的现实感，他自视甚高，看不起“流俗之人”。京城待官到二十八岁，官帽终于来了。

此后数年，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舒州任县令和通判，基层经验日益充足。此间他已娶妻吴氏，生一子，取名王雱。这个异日绝顶聪明的儿子带给王安石的有骄傲，有烦恼，更有无尽的悲伤。

嘉佑元年（1056年），在地方干的出色的王安石调往京城，任群牧判官，从事畜牧业。从州县跳到京城去做官，称改官。王安石进京可能是由于朝廷大臣兼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举荐。

王安石是个关心家庭的人，进京后将弟妹拢集到身边，操心他们的仕途和婚嫁。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先后登上仕途。有趣的是，二人到后来，都不肯附和哥哥的变法主张，分歧很大，一度导致反目。

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讲原则性的，也不乏例子，比如欧阳修，不厌其烦的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但到了王安石轰轰烈烈搞变法，事关国家前途、苍生祸福，欧阳修以他一贯的价值观坚决抵制新法。

王安石居京师两年，又外放，做常州太守，迁江东提点刑狱，一如既往地政绩卓著，断案公正。朝廷召他还京，让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的合称，掌国家财政收支。王安石埋头研究经济，大约起于此时。

嘉佑初年的王安石有不少趣谈，他认识了年轻气盛的苏东坡，领教了脾气火爆的苏老泉，他和苏老泉一见面就互相不喜欢。王安石又认识了司马光，两个人一见如故，钦佩对方的才华和人品。不是你拜访我，就是我拜访你，从早晨起到半夜三更互为知己，抵足而眠，友谊看来是天长地久。王安石还是开封府尹包拯的座上客。后来王安石任制诰两年多。

嘉佑八年（1063年），皇帝终于死了。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回江宁（金陵）丁母忧。三年内，一心感念母亲的大恩，把朝廷抛到脑后。宋朝的丁忧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必须丁忧。丁忧也叫服丧、居丧。对官员来说，丁忧还意味着任何官职都是可以由别人来顶替的，丁忧之时，社会身份悬空。

王安石是孝子，他一直睡在母亲的灵堂，地上只铺点麦草。居丧期满，朝廷以原官召回王安石，他以身体差为由拒绝赴京。诏令屡下，他屡辞。仁宗之后的英宗是个病歪歪的皇帝，朝政交给了他母后。蓄志已久的王安石对这病人和垂帘听政的妇人不感兴趣。他闲居江宁，拿一点俸禄，开几间课堂，授徒讲学，名播四方，古之圣贤皆如此。

天气多变，人寿无常，英宗很快死掉，神宗坐上龙椅。王安石盯上了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宋神宗年少时读书用功，亦如王安石，他叫赵顼。20岁当皇帝。王安石这个名字对神宗来说几乎如雷贯耳，神宗迫切想见见这位百年不遇的高人。诏下，却遭到王安石的婉拒。后来司马光直接给王安石写信，称：“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咸被其泽。”安石为宰相，朝野呼声大。

熙宁元年（1068年），诏下，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王安石抵京，刚到阁门报到，神宗就“越次召对”，破例在便殿和王安石谈话。后来王安石又承上奏章，神宗把王安石的奏章连夜读了好几遍，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个关键词，火苗般的在他眼前跳动：“变风俗，立法度。”“当务之急，理财为先。”

这年河朔受灾，朝廷为救灾款大伤脑筋，司马光请慎重面对官员的赏赐，把钱用于灾区，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用不足是由于理财不善，靠节约解决不了大问题，区区万贯赏赐，何必大惊小怪？”两个大人物，治国方略严重对立。原则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抨击他，前后不过数月光景。

司马光的个人生活相当俭朴，以至造访他的朋友抱怨说，到他家，不要说酒不能足肉不能饱，就连蜡烛也惜着用，一次只点一根。

王安石同样不奢华，他连酒都不喝。近女色更谈不上。一个北宋高官，如果他拒绝酒色，就等于拒绝了高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

熙宁二年初，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同期，请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当日批准。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新法的领导机构，三司相当于财政部。王安石变法度，先变机构。权力运行要畅通，条例司的人选由他自己定，三员大将，吕惠卿、章惇、曾布。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三个人确实非常出色。王安石把苏辙也拉进来，任检详文字。苏辙写过一篇文章，痛陈朝廷的若干弊端，王安石表示赞赏。请苏辙参与他的变革大业。

王安石既是变法的理论家，又是实践者。有人统计说，当时的人口已近1亿，京师150万人，城市规模和人口数字俱称世界第一。

王安石这个人，颇善于沾沾自喜，他不介入社交，偶有闲暇就神出鬼没，皇上、部下往往不知他的行踪。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他，见一次吵一次，他躲避，这个人就写信，或在街头堵住他，此人是他最老的好朋友曾巩。当初一同考进士，算来已近30年。曾巩反对他，态度极其坚决。

变革是大势所趋，但怎么变又是一个大问题，渐变还是骤变，对天下苍生，“所关祸福不细。”苏东坡终其一生是坚定的渐变派，牛形龙睛包公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骤变。这头野牛要发足狂奔，车上拉着大宋帝国、几千万黎明百姓。谁是谁非呢？数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熙宁三年（1070年）的正月初一，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写得轻松自在，王安石心情蛮好。新法初试锋芒，一切都在预料中，包括反对他的声音。这头大黑牛，难怪人称拗相公。这一年他50岁，以“三不足”安身立命：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他的战斗口号。

王安石熙宁变法，主要想触动两种人的利益：一是大地主，二是大商人。土地兼并普遍，商业竞争激烈。乡下的富豪，城里的巨贾，呈迅速增长的态势。

王安石为官一辈子，廉洁自律，却对部属宽松，全不计较小节。他的人才观是把才干放在首选。几员大将中，吕惠卿在朝廷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因他公然宣称，除了王安石通不买账；章惇是他父亲与其岳母的私生子，是能量巨大，恶名昭著的魔头；李定公然不服母丧，闹得全国舆论总攻击；沈括阿谀奉承、下绊子插软刀的本领，和他广博的学问不相上下……这些人在条例司活跃得很，王安石领导他们，通过他们又掌管几十个年轻人，在熙宁之初的两三年内，工作效率奇高。

王安石一手掀起的新政风暴，对一般官员并无损伤，对部属更提供了进身的快速通道，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腹背受敌：官员在前面横身挡路，部属在身后反手捅刀……

苏轼、苏辙价值观一致，而性情迥异，苏轼激烈，苏辙温和。苏轼猛打猛冲，苏辙稳扎稳打。

司马光长期治史学，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混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政治原则性有如钢铁。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三封长信七八千言，总结出王安石的四条严重错误：生事，征利，侵官，拒谏。王安石不以为然，他回信反击司马光，《答司马谏议书》，称得上是一篇好散文，理论明确，论据清晰，情绪饱满，又不温不火，变法之志因受到强劲攻击而愈加坚定。信中说：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王安石表示不可能如司马光所言，“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熙宁诸法，开弓没有回头箭。两人尖锐对立，半辈子友谊难以为继，绝交不可免。

司马光走了，去洛阳一呆十五年，埋头写他的《资治通鉴》。无力改变本朝皇帝，且做后世帝王师……

司马光将行，神宗请吃饭，举荐他，希望他举荐一名谏官以替代吕诲。司马光举苏轼。神宗当时应允，下来转问王安石，王安石一口否定。苏轼这个人，比吕惠更难缠。神宗无奈，只得听命王安石。

苏轼并不是一概反对新法，但新法来势太猛，他不可能反对五个赞成三个。

王安石犹如纤夫，拉着大宋这条船逆水而上。

王安石有一首《桂枝香》，咏六朝古都金陵，宋词同类题材中称第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情、景、史交融，无疑是大手笔。王安石忙于治国，偶尔填词，俱称佳作。波澜壮阔的历史感涌到笔端，他要让大宋帝国江山永续，避免六朝五代的悲剧重演，然而困难重重，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大臣们原则性之强，出乎他的意料。

到了熙宁七年，市易法在京城试行两年后推行全国，曾布忽然调转枪口瞄准新法。曾布越过王安石，直接向神宗报告，王安石大怒。更让他恼火的是他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唱起了对台戏。王安礼、王安国几乎是他这个当大哥一手拉扯成人又送上仕途的，王安石真是很伤心。

皇帝如何呢，事实上皇帝也动摇了。神宗在小范围讲话说，“朕始谓法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神宗一席话，显然是说给王安石听的，王安石火冒三丈，挥笔疾书，狠狠质问皇帝：这么三心二意的，天下何事可成？神宗沉默，王安石辞职。后又加上郑侠、吕惠卿的小动作，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结束了。吕惠卿后来被贬，王安石又卷土重来，再度与神宗携手。整顿朝政的工作，正艰难展开，却发生了一件伤心事，使这一强制支撑的铁牛再伤元气，彻底趴下了。独子王雱，一腔闷气化解不开，背生恶疮，不治而亡。而吕惠卿贬谪多年后“杀”回京师，官运看好，直到徽宗朝。他活了80多岁，小人命长。

王安石老年丧子，万年俱灰。朝廷他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再度罢相。神宗苦苦留不住，他去意已决。熙宁九年的秋天，王安石秋风落叶回金陵。

王安石一心为朝廷，却落得众叛亲离。他下决心给因政事而得罪的朋友们写信，一口气写出几十封，又把信都烧了。有一天他骑驴出去，破例让几个门人跟着。走到山坡上，忽然一声长叹，“司马十二，君子人也。”言之再四，众莫知其意。司马光排行十二。

他又念叨起苏东坡。几年后，他连吕惠卿也原谅了，如同苏东坡原谅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章惇。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王安石黯然，食不下咽。宋哲宗登基，还是个10岁的小孩儿，高太后听政，复起司马光。王安石听下人报告，只淡淡说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下人又报告说，司马光进京城，全城百姓夹道欢呼……看来，新法真的苦了百姓。王安石对此缄口不言。熙宁新法被逐一废除，有一天王安石忍不住叫喊：连免疫法都废掉了？他横竖想不通。

王安石晚年倾力而为的著作《字说》，则被司马光列为毫无价值的书籍，禁止士子阅读。王安石愤愤不平。

司马光为相，苏东坡升官。苏东坡起于黄州，取道金陵看望王安石，人未到先带信，王安石高兴万分。隐于金陵七八年，来看望他的人真是不够多。他亲自跑到江边迎接，他和苏东坡踏遍钟山，游遍诸寺，谈禅谈诗谈艺术，也谈政治得失。当苏东坡说，司马君实尽废新法的举措不当时，王安石暗生感激，浊泪于两只老眼中打转，背过脸去。

苏东坡走了，王安石的心空了一块，曾巩、曾布又来看他，慰藉老人深深的落寞。弟弟王安礼，终于走进半山的小庄园。

元佑元年（1086年）的春天，园子里花红草绿，王安石写下一首著名的《新花》：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这是王安石的绝命诗，超旷有哀声。几天后王安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寿同欧阳修、苏东坡。葬礼格外冷清，当年追捧他的人一个都没来。宋哲宗追赠为太傅。苏轼制诰词《王安石赠太傅》云：“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尽废新法，却称赞王安石“靡然变天下之俗”。司马光在写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的信中说：“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其他场合，司马光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此言令人想起斯王安石语：司马十二，君子人也。君子与君子之间发生的故事，令人当细读，当深思。

司马光为政一年，累死在宰相府。死前嘱托吕公著：“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中国古代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