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刘拓

刘拓祖籍湖南常德，1990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读小学一年级时，刘拓随父母搬到了西安市湘子庙街。

湘子庙街因“湘子庙”而得名，据说该庙是“八仙”中韩湘子出家之地，始建于宋，道教界亦说建于五代，金元时毁于战火，现在的湘子庙格局定于明代。自明末到民国初，湘子庙一直香火鼎盛。如今，湘子庙街上最著名的除了湘子庙本身，还有一家国际青年旅馆，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们在此汇聚，探寻中华文明最为兴盛时代的古都。

不知这些匆匆过客们，是否曾在刘拓年幼的心中撒下环游世界的种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刚上小学时，父亲带他一起拍摄西安城墙的事，定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当他后来有了自己的相机，走到哪，拍到哪，人不离机，机不离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刘拓逐渐痴迷上访古，是在进入北大后。他曾在校内网建立相册，上传他所拍摄的《无人版北京古迹》系列图片。图中无论是故宫、天坛、颐和园，还是长城、天安门广场，拍摄的场景都空无一人。当时许多人还不认识刘拓，大家除了觉得厉害，还很好奇刘拓家里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否则，怎么能拍到如此多无人场景。

直到和刘拓熟悉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只是比所有人更早一步进入园区，或者等所有人退场后，才拍下照片，最后一个离开。有时他会被清场的保安发现，挨一顿骂，他在这方面脸皮比较厚，只要能拍到照片，总能很有耐心地和安保人员交流自己的目的，和他们周旋。以至于后来他去伊拉克、阿富汗等危险混乱的区域，还因为这种厚脸皮，感染得当地一些军人主动想办法带他，前往目的古迹拍照。

许多朋友回忆刘拓时都会提到，他可以为了这份热爱早出晚归，风餐露宿，甚至铤而走险。而最终，他亦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热爱。刘拓高中时曾在作文中写过：“兴趣真的能给人超越一切的精神力量，它让人忘却自我，一生只为那热爱的事业而奋斗。”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忘我。

图 | 刘拓的背包

读研二时，我看到刘拓统计他去过的“世界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等，于是我也在博客上开始统计我的，每年更新一次。刘拓的收集癖比我更强，除了以上几项，他还统计“我起降过的机场”“我上下过的火车站”“我到访过的县城”……有一次，我极其“鄙视”地对他说：“全中国怕只有你一个人统计这些吧，你就自娱自乐吧”，他也只是憨厚地笑一笑。

刘拓很多次说过，自己可能不擅长真正地去写论文做研究。“我就不是一个能够真正成为好学者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价值在于记录和分享。”他曾在一档节目中这样自评。

因为笃定这是他的价值所在，所以，刘拓在资料分享方面永远很无私。对于自己的照片，他没有什么维护版权的热情，相反地，他乐于分享，只要谁跟他说对他的图片感兴趣，他一定会发原图给对方，在这个圈子里，能做到这点难能可贵。

刘拓也擅长整理。他整理资料的时间，甚至远大于他去寻访的时间。他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我去他的宿舍探望过几次，每次去，都遇到他在整理资料。刘拓的文件夹分类非常细致，仅古迹和文物就有15000多个文件夹。我们大部分人出去旅行一趟回来，建一个文件夹，把这趟拍的所有照片放进去就结束了。刘拓不是，他分得很细致，会详细地标注时间、地点和拍摄内容。

有些地方他没去过，其他人去过，他会找别人要照片充实他的资料库。今年4月，他还在找我要2012年我去云南绥江时的照片，9年过去了，他还能想起来9年前我去拍过哪些地方。所以，他的资料收藏和收集，比我们大多数人全面、细致很多。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刘拓资料的价值，更有学者在著作里有所引用。比如历史学界的权威学者罗新、朱玉麒教授，考古学界著名学者李零、林梅村教授等。

2012年，我和刘拓相约去金沙江畔，看几个即将因为修水库被淹没的古城村镇。我当时即将硕士毕业，学校还有事需处理，想让刘拓等我办完事再一起去。但刘拓说：“不行，来不及了。”我很疑惑，离水库蓄水的日期还有一个月，怎么会来不及。

刘拓告诉我，金沙江边的桃花已经开了：“现在不去，再晚一个礼拜，桃花就没了。”他比我早半个月出发，等我到的时候，果然错过了最繁茂的花期，金沙江边的桃花已凋零大半，显得稀稀拉拉。

那件事之后，我才发现刘拓兴趣广泛，对植物也很有研究。一年四季，他会去拍不同的植物。他知道北京任何一个古迹里面，什么植物在几月份最好看。他会在4月份去元大都城垣遗址拍海棠，10月份则一定会去北京五塔寺拍那两棵古老的银杏树，而冬至那天，我们必然会在萧瑟的颐和园里见到拍“金光穿洞”的刘拓。

最初，刘拓的爱好是集邮。大约五、六岁时，刘拓的妈妈把自己收集的两册邮票送给刘拓。刘拓初入邮海，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迅速掌握了邮票的知识，并开始显现出一个跟随他一生的习惯——收集。在父母的协助下，除了极贵重的个别邮票，刘拓几乎收集齐了新中国之后发行的所有邮票。

很快，集邮已不能满足少年刘拓的收集欲，他开始热衷于收集干脆面中的卡片，拼装肯德基全家桶中的玩具，几年下来，他集齐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几套卡片和贴纸。

刘拓读四年级时，兴趣点再一次发生转移，开始分门别类地收集植物标本。遇到没有收集过的植物，刘拓会将其采下，经过整形、压干、换纸、过塑等步骤，制成植物标本。他家至今保存着刘拓少时收集的三千多份植物标本，每份标本下，他都认真标注该植物的学名、科目、采集时间与地点。

每个周末，刘拓的父亲都会陪刘拓去植物园观察植物。他读高三那年成了北京大学提前招录的保送生。当地植物园的一位研究员给刘拓写了一封推荐信，信里说：刘拓是我见过唯一一位十年如一日去观察植物、研究植物的孩子，这样一个孩子值得推荐。

刘拓的父亲曾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应该是一个称职的父亲。”除了陪他去植物园，刘拓放寒暑假时，他的父亲还会带他去旅行。当刘拓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让刘拓去采集秦岭腹地的植物标本，他的父亲带他去了太白山考察。两人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一天步行60多公里山路，艰苦的考察磨炼了刘拓的心性，也锻造了他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

刘拓有一对支持他自由发展的父母。他的父母总是觉得刘拓“前进得太快了”。刘拓去世后，父母在写给刘拓的悼词中曾说过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这种感慨的进一步阐释：“我们不想用我们平庸的想法去强求你，只能在你遇到困难时尽力帮助你。”或许正是因为有了父母的支持，刘拓才有了能始终如一在外考察、发展兴趣的底气。

图 |刘拓小时候收集的植物标本

一直到刘拓去世之后，我才看了他参加《一席》和《奇葩大会》的视频。当年他参加完这两个节目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称刘拓为 “拓神”。

在我眼里，他还和以前一样是个普普通通、大大咧咧的大男孩。但喜欢、敬慕他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大家一起去外面吃饭，会有人认出他并找他签名、跟他合影。

当时我并不以为意，现在想来十分遗憾，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单独正儿八经合过影。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也是在刘拓成名后才认识他，可能就和他有正式合影了。我认识他太早，每年都会见几次面，大家一起吃饭、聊天，老朋友间没想过要合影留念，毕竟时常能见。

访古免不了攀爬，刘拓的身上总是有伤。他的身体本来也不好。初中时，他被诊断出患有原生性高血压，有时在室内坐着都会头晕，踱步到室外才见好。最近几年，他老提起他失眠了。他怕热、爱出汗，所以夏天时他习惯搭一个毛巾在身上，随时擦汗用。

刘拓曾经和朋友们说过，他担心身体状态不够支撑他有太久的生命，所以他想穷尽在世的每一分钟，尽可能多地去跑、去看、去记录，他觉得这是使命和存世的价值。

图 | 刘拓

刘拓去过很多县城、乡镇，很多破落的房子，从他嘴里介绍出来就是历史街区。这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无可避免地会让许多历史街区不复存在。刘拓想尽可能多的去记录。

一次，福建连江计划拆除一片历史街区。刘拓得知消息后，前往现场考察。他发现，那里有些宅院是名人故居有保存价值。回来后，他系统整理现场走访拍的照片，写文章详细论述了自己的发现和想法。最终，得益于刘拓的呼吁和其他大V、网友的帮助，当地管理者重视起这件事，刘拓呼吁保留的故居，得以被保存下来。那时候他粉丝量不多，只有一定的知名度，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进入了发展极其迅速的阶段，我们过去50年的发展速度可能超过了过去500年甚至5000年。

新事物的发展必然以旧事物的灭亡为代价，而在中国，新建筑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是以旧建筑的消亡为代价。古建筑、古墓葬、以及一切人类活动的遗址，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刘拓想要记录下这些信息，留给后人去见证、领略、学习或研究。

这个理想十分宏大，宏大得有时显得不真实。刘拓曾说过，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有用，但是也许哪一天，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踏上东方古国的土地时，街头巷尾的房屋、吃饭的餐食、婚丧的仪式……这些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元素，都成为了西方人相机中的记录。或许那时，照片的拍摄者们没有考虑过这些影像在未来的功用。但现在看来，它们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最直观的资料。

刘拓所做的，正是如此。对于人类文明曾经创造、行将消亡的事物，刘拓有记录它们的使命感。人类文明的痕迹这么多，他知道有生之年自己记录不完，所以只是尽力记录更多。

出事的前几天，刘拓从外地回到北京。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腿又烂了。他妈妈劝他，都伤成这样了，在家好好休息吧。结果第二天一早，刘拓就拖着伤腿出现在了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还遇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谢田。当天晚上，谢田还跟大家说，今天看到刘拓了。没等我们大家一起相聚，第二天，刘拓就去了四川，只因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要异地搬迁保护了，刘拓想要去记录那里的原貌，后来就在那里出了事。

2021年10月26日，刘拓完成对“斯飞小程序”中哈休遗址的定位坐标标记。几小时后，意外突至，刘拓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国保数永远定格于1562项。

今年4月份的时候，刘拓跟我聊过一次他的出版计划。当时他提到计划写伊拉克游记的事。2015年他从伊拉克脱险归国，许多出版机构和媒体找过他，想让他讲一讲在伊拉克的故事，写成书或者文章。他都拒绝了。

有关那段经历的公开讲述，只有风波过去小半年后，他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请写了一篇大概2万字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基本完整地记述了他在伊拉克那十几天的状态。

图 | 刘拓

他跟我说，在写《阿富汗访古行记》那本书的结尾时，他留了一个伏笔，简短提及了一点去伊拉克的经历。他想先看看《阿富汗访古行记》出版的效果，效果好，就紧接着写伊拉克。

《阿富汗访古行记》正式出版前，刘拓对出书没有太大信心。最早，出版社安排他跟国内学者邵学成博士合著一本《柔软的阿富汗》，邵学成写学术部分，刘拓负责补充一些城市面貌、百姓生活、伊斯兰教建筑及旅行花絮。后来因种种原因，邵学成那部分的内容无法按照原计划出版，于是，出版社决定把刘拓那部分单拎出来，单独出书。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此书，刘拓信心不足。一方面，他觉得现在鲜少有人会看游记这类内容，另一方面，他写的还是阿富汗这种国人都去不了的地方，谁会买呢？第三，他觉得自己文笔不好，而这方面他显然是过度谦逊了。

《阿富汗访古行记》的销售结果，让刘拓感到意外。他对很多事情云淡风轻，对那本书却是很在意。他的这本书刚出版时，评分不高，他挺沮丧。后来有一次他旅行回来，看到评分上去了，非常高兴。他在群里说：“没有想到大家还是喜欢我的这个东西的。”

出版伊拉克游记之事，他如何计划，我无从得知。但在《阿富汗访古行记》得到肯定后，刘拓肯定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要把他去过的地方逐步整理出来。到他离世前，“阿富汗”那本完成了，“伊拉克”那本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更多的资料还躺在他的电脑里。

很多学者都认为，国内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刘拓应该是顶尖的隐形人了。虽然他没有刊发过论文，但那些地方他实打实地走访过。看他的《阿富汗访古行记》，你能知道他对数据的记忆十分准确。时隔四、五年，他依然清晰记得当天他见到的遗址是什么样子的、遗址出土了什么东西、是什么文明的发源地、产生过什么样的后效，当年的政权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一切复杂晦涩的历史信息从他嘴里出来就是生动有趣的历史画面。

刘拓对于阿富汗当地的民风民情、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记载独一无二，而且是中国第一个以考古学者的视野去记载中西亚文明的人。也因如此，很多人觉得刘拓的《阿富汗考古行记》，或许在若干年后会有类似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一般的意义。

除了一本行记，刘拓没有再留下更多。好在，刘拓系统的整理方式，方便我们把他整理过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刘拓有非常好的记录习惯，每次出国，当天都会写很长一段记录，记录他今天去的地方、看到了什么、经历是什么，发在他的朋友圈和社交平台上。这些记录很详细，整理出来，稍加润色也可以出版成书。只是这一次，最终的版本就不由刘拓本人来修订了。

风依然呼啸。停好车，收音机里传来罗大佑《你的样子》，在他悲怆的声线中，我不禁再一次潸然泪下。

- END -

撰文 | 唐大麟

编辑|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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