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曾刮起中国风

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初始于马可波罗的冒险之旅。在1306年前后出版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 ）中，马可波罗描绘了这片异域土地上的建筑、神话和生活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去中国旅行，这样你也许能够对它的伟大和财富有一些了解。”而欧洲人最早接触到关于中国的图像，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丝绸上。之后，通过进口的中国商品，中国风一点点地传播到了欧洲。

英国上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出版物、艺术、文学，都透露出强烈的学习中国风俗的愿望。1755年，《鉴赏家》（The Connoisseur ）杂志的一位作者讽刺道：“中式美学已经侵占了我们的花园、建筑和家具，还会入侵我们的教堂；要是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风，装饰着龙、铃铛、宝塔和满大人，该有多美啊？”中国热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英式设计与中式主题的结合，散发出巨大的魅力。英国人对中国风格进行了创新，发展出引人注目的中式洛可可风格，它与之前流行的严肃的帕拉第奥式风格相反，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轻浮、猎奇的审美取向。

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在18世纪创造了艺术园林，也就是所谓的“中英混合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18世纪40年代，之前对称、统一的风格已经被不对称和中式的亭台楼阁、宝塔所取代。这种风格的园林，现存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 里面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在1760年左右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造的宝塔。修·昂纳（Huge Honour）认为，中英混合式园林的地位十分关键：“英国对欧洲的中式景观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所谓的中英混合式园林。这种园林后来传遍欧洲，它和它园子里的那些橡木和山毛榉，都带有鲜明的英式风格。”

中国风对装饰艺术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发声反对中国风的流行，他也是最早把这种风格归为英国原创的人之一。大约在1750年，他在《世界》（The World ）杂志中写道：“现在的人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中国的或中国风格的……连最本土的餐具都沦落成这种新潮的样式了。虽然很少被承认，但我们的那些中国风装饰品其实不仅仅是英国制造，更是英国创造。”当时，英国把中国风做得最好的两位银匠是保罗·德·拉米热和尼古拉斯·斯普利蒙特，虽然他们被说成对东方艺术一无所知，但两人都在作品中运用了中国元素。银匠的主顾们对中国风如此痴迷，以至于他们经常要求把包装盒上的汉字刻到银茶盒上，虽然并不知道那些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字的意思会不会是“保持干燥”“货品”，或者“此面朝上”？坦白地说，重要的不是意思，而是在喝茶的时候，这些装饰为主客之间的优雅交谈提供了有趣的话题。

在家具领域，英国设计师大量炮制中式洛可可风格的图样书。1740年以后，马蒂亚斯·洛克（Mathais Lock）最早开始雕刻鸟和带翅膀的龙。这种风格的集大成者是奇彭代尔1754年出版的《绅士与细木家具制造者指南》，书中介绍了所谓的中式奇彭代尔风格。无数的茶桌被做成这种风格，桌面被高于桌子的回纹装饰围起来，以保护昂贵的茶具，使其不会被摔碎。虽然这些茶桌的设计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影响，但并非抄袭。

扇子是时髦的装饰品，也是地位的象征。扇子上画着关于茶的画，因此它还是一种独特的茶文化传播媒介。欧洲的扇子大多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也有些是在本地生产的。据记载，1709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福佑号购入了5万到6万把扇子：“质量好的扇子……所有都是上等的扇骨……全部品质非凡……一共19 种图案。”透过扇子我们得以窥见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同时，它本身也是独立的艺术品。扇骨由雕刻精美的象牙、玳瑁或珍珠贝做成，扇面也做了很好的上色和装饰。从花卉到政治局势，当时的扇面图案涉及的题材包罗万象。这个时期的团扇和折扇上都绘有喝茶的场景，使得英国人对喝茶更为重视。图中这把英国制造的扇子是位于格林威治的扇子博物馆的藏品，上面描绘了中国人备茶、饮茶的各个步骤。

英国人对中国风的狂热还延伸到了整套房子的室内设计，给房屋带来了一股异域风情，尤其是卧室、客厅、密室和喝茶的房间。在奥利弗·金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一书中，有一个角色曾去拜访一个中国艺术品代理商：“你有没有漂亮的中国货？那种一般人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我有20种只有中国人懂得怎么用的东西。看这些罐子，正宗的豆绿色……还有这些，虽然在你看来可能还不错，但对中国人来说不值一提。但它们是有用的器具，所以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套。”这段对话揭示了瓷器、漆器这些中国进口商品的重要地位，它们往往被人们有意地摆在一间中国风的屋子里展示。

18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风的室内设计还会配上针对欧洲市场的中国进口手绘墙纸。第一批墙纸是在17世纪后期从中国运来的，被当做英国印花棉布的廉价替代品，因此曾被政府禁止进口。后来，这种墙纸的品质有了大幅提升。到了18世纪中叶，这些墙纸变得非常抢手，上面一般绘有精美的花鸟或者带有宝塔、桥梁、亚洲人喝茶场景、广州风景的中国景物。之后进口的墙纸在图案上融合了上述两种题材。与上文提到的中国外销画类似，墙纸也展现了西方人尤其感兴趣的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的贸易状况。这些墙纸至今在英国境内的很多田庄都有保存，在家用物品清单上它们通常被称为“印度纸”（India paper）。除了购买现成品，也可以定做墙纸；虽然价格更贵，但英国人喜欢定做，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墙上的背景更加完整。然而，中国风雅致、朴素的微妙美感，并不总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1769年，托马斯·奇彭代尔曾在约克郡的诺斯戴尔修道院（Nostell Priory）铺设墙纸，记载购买了这些材料：“4张印度纸加包边——2镑15先令”和“17张优质印度纸——12镑15先令”。人们普遍认为，1740年到1790年间出产的墙纸质量最好。

这一时期，有些特殊的室内空间因为极为精妙地运用了中国风并力求“完全”还原中国本土居室的样子而十分引人注目。例如，1753 年为博福特公爵四世（the 4th Duke of Beaufort）装潢的位于埃文郡（Avon）的贝德米特住宅（Badminton House）的中式卧室中就有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 1729—1796）的作品，代表了对中式审美的尝试。比这个更好地展示了东方审美品位的，是卢克·莱特福特（Luke Lightfoot, 约1722—1789）在1769年左右设计，至今保存完好的，位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克莱顿庄园的中式房间。这个房间体现了中式洛可可风格的精髓，无可争议地成为英国现存该设计风格最重要的代表。另外，它也体现出一些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 生于1714年，1770年之前和卢克在一起工作）风格的影响。蓝色的墙上装点了雕工精细的木头和石膏浮雕，充满想象力，进入房间，感觉就像是隐居到了另一个地方。因为屋里的异域元素太多，家具反而成了装修中的次要元素。房间里有一个装茶的壁龛、一把长沙发椅，以及饮茶用的家具，这些使饮茶成为更加愉悦的体验。屋内一个展现中国家庭饮茶场景的装饰细节表明了房间的用途，在该场景中，茶壶、茶碗、茶碟、茶勺、糖罐等茶具一应俱全。这个房间无疑给主人弗尼（Verney）一家和朋友一起饮茶创造了一个愉快的环境。

到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的中国风热潮逐渐被哥特风格的复兴和新古典主义取代；不过，中国风也曾与哥特风有过一段短暂的结合期。1801年，有人送了乔治四世中国墙纸作为礼物，他由此获得灵感修建了气度不凡的布莱顿宫，这导致中国风在那一段时间曾重回时尚舞台。布莱顿宫的整体风格看起来似乎非常符合乔治四世所期待达到的氛围，轻松、愉快、有趣、富有魅力，适合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聚会。简而言之，各种形式的中国热为英国人“原汁原味地”享受中国的饮茶风俗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在中国风的影响下，英国人有了专门用于饮茶的放松、舒适的空间，无论是卧室、密室、花园，还是专门的茶室。

文章节选自《茶味英伦：视觉艺术中的饮茶文化与社会生活》

茶味英伦

视觉艺术中的饮茶文化与社会生活

Tea & Taste：

The Visual Language of Tea

塔妮娅·Ｍ．布克瑞·珀斯 著

张驰 李天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