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木填海 | 书学笔记石鼓文

“夫国于天地，

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

历史也，语言文字也。

二者国之特性，

不可失坠者也。”

——章太炎

清 阮元 重临“天一阁本”石鼓文拓片

《石鼓文》作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活化石，凝聚着我国早期先民的智慧与思想。今日由我带领大家领略我国石刻文字之祖《石鼓文》的流传及意义。

/ 何谓石鼓文? /

《石鼓文》为我国石刻文字之祖，其体象卓然，殊古异今，诗与字浑然一体，古朴雄浑之气盈然。石鼓共十件，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上各刻四言诗一篇，记君王游猎之事，又称『猎碣』。传世拓本有“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种。

鼓字为籀文大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器秦文字。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的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到象形图画的痕迹，而完全是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它的字体与虢季子白盤及秦公簋等青铜器铭文一脉相承，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代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以后的历代书法家，特别是清代以来的一些篆书高手如杨沂孙、吴昌硕等皆得力于此，其影响直至今日仍未衰退。

/ 发现与传承 /

石鼓出土于初唐，史籍所载最早可见于贞观年间，苏勖《叙记》：

“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

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又说，

“虞、褚、欧阳共称妙墨”。

关于石鼓的发现地点，唐宋以来有几种说法，较为详细的要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

“天兴县，

本秦雍县，秦国都也。

……

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

石形如鼓，其数有十。”

近代学者如郭沫若、唐兰、张光远等，根据“天兴县南二十里许”之说，又进行细致考证，言之凿凿，可为定论。

石鼓的形制，唐窦蒙为其弟窦臮《述书赋》所作注云：

“传史籀，

周宣王时史官。

著大篆，教学童。

岐州雍城南，

有周宣王猎碣十枚，

并作鼓形，

上有篆文，今见打本”。

韦应物《石鼓歌》有

“石如鼓形数止十”。

至于石鼓为何是如此形制，郭沫若认为，

“石鼓呈馒头形，这是古代石刻中仅见的一例。在这以前无此形状，在这以后也无此形状。秦始皇帝的各种有名的刻石都是没有遵守秦人的这个传统的。我的推测是这样：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秦襄公时的生产概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故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书影

纵观石鼓的命运，总是和我们的国运牵连在一起。国运昌，石鼓安。甚至可以说石鼓文是我们民族的文脉所在。

在晚唐五代的战乱中，石鼓文不知沦落何处。北宋初年凤翔知府、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喜好古物，到任后多方查找，找回九枚散失的石鼓，运到凤翔府学孔庙保存。北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位屠夫家找到被做成磨刀石的“作原鼓”，运到凤翔府学。十枚石鼓终于聚齐，可惜因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石鼓上的文字遭到严重毁坏。

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下诏，派蔡京把凤翔的十枚石鼓迁到汴京，石鼓文由此被视为国宝。十枚石鼓放置在稽古阁后，徽宗命金匠高手给石鼓填注黄金，以减缓自然风化。此举对减少人为磨损和自然氧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而，时至金代，石鼓文的命运急转直下，靖康二年，金人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及宗室臣民，城中礼器法物、珍贵古籍、天文仪器等宝物也悉数掠走，这其中就包括石鼓文。金兵在北上途中，道路崎岖颠簸，石鼓文遭到损毁，部分字磕破脱落，后因体积庞大，被遗弃于燕京大兴。

石鼓再次现身，是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虞集迁石鼓入国子学孔庙(后名国子监)大成门内，再次作为国之珍宝保护起来。

石鼓文在此平安地经历了元明清三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石鼓文的命运起起伏伏，辗转南京、上海、西安、宝鸡、汉中、成都、峨眉等多地，直到1950年回迁进京，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现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十枚石鼓安静地端坐于故宫珍宝馆内的石鼓馆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常年供游人观赏。石鼓无语，千年沧桑，尽在那斑驳不清的点画之间。

/ 研究与学习 /

罗振玉《石鼓文考释》摹写本（局部）

石鼓文自被发现之后，就引起学者文人的高度重视，歌颂其书法艺术的价值。诸如，张怀瓘在《书断》中评述“籀文”时赞曰：

“体象卓然，殊今异古;

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苍颉之嗣，小篆之祖;

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并将史籀书列为神品，评述称其

“开阖古文，畅其戚锐，

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

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

窦臮《述书赋》中说：

“籀之状也，

若生动而神凭，

通自然而无涯。

远则虹绅结络，

迩则琼树离披。”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

“苍颉鸟迹既茫昧，

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

大小二篆生八分”。

韦应物在《石鼓歌》中写道：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

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忽开满卷不可识，

惊潜动蛰走云云”。

韩愈《石鼓歌》说：

“年深岂免有缺画，

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

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

古鼎跃水龙腾梭。”

苏辙《石鼓歌》说：

“字形漫汗随石缺，

苍蛇生角龙折股。

亦如老人遭暴横，

颐下髭秃口齿龉。”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

“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

芝草团云，不烦整裁，

自有奇采。体稍方扁，

统观虫籀，气体相近。”

......

赞誉之辞，不胜枚举。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杜甫、韩愈、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

王国维跋“氐鲜早本”石鼓文

明清以来，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习篆善从中取法、临摹、研究，奉其为篆学津梁。另从石鼓文中悟其理，通其法的画家尤多，如俞樾、翁同龢、吴大澂、吴昌硕、汪洵、黄士陵、伊立勋、曾熙、罗振玉、王福庵、马一浮……均有临石鼓或集石鼓文字的佳作问世，《石鼓文》之魅力可谓历久弥新。

著名文学家商承祚便集石鼓文成八言聊赠友，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其篆书即为善学善用《石鼓文》之典范，曾言：

“余学篆好临《石鼓》，

数十载从事于此，

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其力可见一斑。

吴昌硕临石鼓文

参考文献：

（唐）窦臮《述书赋》。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

白锐《话说石鼓文》，载北京画院《大匠之门》25期，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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