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一本比较冷门的书，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齐小林副教授的著作。整本书以实证主义的风格探究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地区农民参军的情况、动机、障碍等等问题，并进一步延伸到对中国农村文化和传统的讨论。这本书毋宁说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可知很多时候人文学科是无法分家的。

先抛开具体的内容让思想放飞一下。我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接触来自于大学时对建构主义的学习，可能是因为跨学科的原因，也可能是温特那本《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而言太过于艰深了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是讲课的方长平老师口音太重，总之，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理解所谓的“建构主义”实质是什么，或者说如何把社会学理论引入到国际政治的学科中。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一跨学科思路的兴趣。记得大二还是大三还斗胆在小调查的基础上写过一篇关于前高等教育阶段政治社会化（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的论文，并腆着脸请杨光斌老师指导了一下，恍惚记得好像还得了个小奖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对社会学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根本是雾里看花。

当然，直到现在认识的也不是那么深刻。只是比当年上学的时候要好了一些。原因一是在读硕士的时候又回过头复习了一遍有关的理论，加深了理解，然后就是看了一些有关的书，比如今天说到的这一本。

这本书没有高深的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所以喜欢烧脑的朋友不要指望在其中发现那些理论演进和逻辑推理。它更多的是繁之又繁、细而又细的档案的梳理和归类，当我们看到那些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接触和大多数史书中不会告诉我们的一个个生动案例，可以充分体会到作者所下功夫之深。

作者反复强调他的老师李金铮教授要求“要把人看作人，从常识角度出发去理解历史”，我想这也许就是作者能够下这么大功夫去做这篇文章的动力所在，至少是动力之一。同时，这也回答了我刚才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其实就是这句话，只不过是把它代入到政治学和历史学中。

自从有了国际政治理论的渊源，长期一直是现实主义体系和自由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体系分庭抗礼，直到建构主义出现，才在其中形成了分一杯羹的局面，虽然这一足仍然弱了一些，但“势分三足鼎”的态势还是可以下定论的。在没有理解建构主义核心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么一个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老牌理论相比逻辑既不强大，实践也不深刻的概念，怎么就能够与前两者并列？这只是西方理论界的标新立异？还是人们出于对老牌理论的逆反？抑或是我们的理解偏差？

逐渐，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建构主义的切入点是完全不同的，老牌理论的切入点是自上而下，由结构和体系的顶端来观察其下的芸芸众生，其区别只在于分辨率的大小；但建构主义的切入点是自下而上，或者说并不是仰视，而是努力平视。仅这一点，它就完全可以做到批判主义的头把交椅，因为，这不仅仅是批判，而是一种颠覆。

再说历史，之前的很多读书笔记中，我反复强调和验证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事物反常必为妖，或者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我们被动或者主动地在历史书中看到一些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片段时，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相，或者说事情的全部。因为中国的历史记载目的很明确，就是“资治通鉴”，同样是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上而下、或者有上无下的扫描。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历史主要读者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同样没有社会学的根源，因为组成社会的微粒部分达不到知识掌握者的研究门槛。用本书作者的话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多‘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然而，“细小的行为之处（才是）具有一片文化的土壤”。

我想，作者的以下两段文字也许能唤起我们对这本书的阅读兴趣：

他说“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换，历史的前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人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总之，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忽视了历史发生的最基本前提，忽略了普通民众为生存奋斗的艰辛，将无法揭示革命的曲折与艰难。”

“至少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大多数普通人是向往和平、富足的生活，渴望自由和平等的。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强制是实现这些目标最大的障碍，而这往往源自于人类对所谓的集团利益的极端尊崇和肯定，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不仅施于集团之外，亦施之于集团之内。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思想桎梏。”

之所以大段引用作者的原文，实在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写出这样能够非常到位地总结这本书脉络以及落脚点的文字，我想，一本书的力量也许正在于其中的文字需要照搬。不能随便改一字的是《全唐诗》，而可以随意替换的只能是《清高宗御制诗初集》。

推荐指数：五星。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边管窥八九十年前祖辈们的生活片段，拼接出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轨迹和思想碎片，然后与那些已经掌握的宏观大历史相对比，看看历史的华丽外袍之下究竟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