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渭风 第四十五期 】 崇文阁 《刻钢板和出板报 》 / 浩飞

刻钢板和出板报

文/浩飞

当兵的那些年，我是换了很多个单位的。但无论换到哪个单位，都离不开两件事，这就是刻钢板和出板报。

我在小的时候，是曾经临摹过柳公权的字帖的，因而会大致地写一些楷体字。到了小学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又跟着老师学了几样美术字，如单线体、黑体、老宋体等。此外，还掌握了魏碑和隶书的写法。在小学时我就开始刻钢板和写大字，各种字体变换着使用。那时候的我，在墙上用排笔写大字是不用先打框也能写得匀称的。

写字能写出几种样子，这在当年还是很有用处的。到部队后，我把我的这点小技能给用上了。那是在团卫生队的时候。有一阵子全队采中药。每天采回来的中药很多，有黄精、车前子、防风、曼陀罗等十几种植物，还有用竹竿子打到的四脚蛇。我见赵队长天天都在本子上记着中药的名称、品种和形状，觉得他挺劳累的，就开口问赵队长有钢板、铁笔和蜡纸没有。赵队长问：“怎么，你会刻钢板？”我说：“我可以把中药的说明和枝叶的图形刻出来，然后印成小册子。”赵队长听了很惊讶，但还是去团政治处借来了钢板和油印机等一套工具。

为了把钢板刻好，我在大小标题、内容和重点处分别用了不同的字体。等第一期小册子印出来时，我见赵队长是极为高兴的。接下来，我又承担起了出板报的任务。我刻钢板和出板报的事被传到了团机关，团机关刻钢板的活儿也曾找过我。记得周团长还来到卫生队看过我，说：“这小鬼不简单哪！”赵队长说：“你别打他的主意哟，这是我的兵！”周团长和我们的赵队长年龄差不多。在后来团机关的拉练中，他是第一个趟过拉萨河的。

不久，团农场需要一个卫生员，赵队长就派到了我。临走时，赵队长跟我说：“出去锻炼锻炼，注意，要给我干好！”我说：“队长，你放心吧！”

团农场在拉萨的北郊。我去那里的时候正值盛夏。营房的周围拥挤着繁茂的青草，野花在闪闪地开着，还有一条清清亮亮的水渠悠悠地流着，真是一方好风水呀！管理团农场的领导是团后勤处的徐助理。他看我年龄小，就给我分了一个看管青稞地的活儿，任务是有牦牛来吃青稞的时候把牠们赶走。这期间，我经常抽空帮炊事班烧火、摘菜和提水。有一天，徐助理从团里领回一块黑板，直呼我给大家出板报。我清楚，徐助理是知道我在团卫生队出板报的情况的，也就没有推辞。

由于是新黑板，写字有点打滑，我便用湿抹布擦了一遍，等干了才写字。又由于是团农场的第一次出板报，没有稿件，我便选了几条毛主席语录写在了上面，没想到大家看了还鼓起掌来。等到第二次出板报时就有稿件了，这是徐助理布置大家写的。我一看都是些“枪杆诗”，虽有错别字，但思想内容却都很进步。为了照顾全面，我把所有“作品”经过摘录后全用上了，出了满满的一黑板。大家围拢来看时，又给我鼓了掌，我自己也觉得美滋滋的。

为了使板面的整体布局好看，我常在空白处加一些小插图。我虽然不会画画，但画些草叶竹叶之类的图案还是凑合着的。为了写好通栏大标题，我把粉笔折成适当的长度横着使用，写出了垂露、悬针和波划，大有毛笔字的特点。与此同时，我又凭想象写出了一种草体字，是用红色粉笔写出来，再用黄色粉笔勾边的，有人说像毛主席的字，还有人说是像郭沫若的字。

团农场的板报大约是每周出一次。记得还在民主会上征求过意见，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个年代部队里都是有话直说的，不像现在这般拐弯抹角。当然是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有人批评了，我就认真改进，板报也就一期比一期出得要好。我在团农场呆了两个月，大约出了七回板报。中间，徐助理还给我派了一个战士当助手。等我离开团农场时，出板报的事就交给这个战士了。

新医疗法学习班学习的内容是“割治疗法”和“针灸麻醉”。上午课多，有四节，但下午却常常只有一节。这样我便有时间逛一逛，但不准随便出门。军区大院环境优雅，门诊部的大厅宽敞整洁，立着一个很大的黑板。有一次我走进大厅，看到一个护士正在写板报。我见她写得慢，就上前帮忙。这下被唐主任知道了，以后一出板报就喊我。学习班历时两个月。这期间我和唐主任混熟了，临别时总觉得有些不舍。我归队后是又去军区看过他的，但离开西藏的时候，却因时间仓促没能来得及去跟他告个别，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我回到团卫生队就开展了针灸麻醉。记得是开展了好几次的，麻醉效果也确实是有的。若干年后，我和当时卫生队的薄志建副队长在西安相遇。几天后，他给我送来了一张老照片。我一看，这正是当年在卫生队搞针灸麻醉的场景，照片上有我，还有薄副队长和李复兴军医。看着照片，想起当年，心头自然是滚热的了。

时间到了1970年10月，团里根据上级命令组成机动作战连开赴扎东山。赵队长这次又把我派出去了。我临走时，他还是像先前一样地跟我说了那句话：“出去锻炼锻炼。”扎东山的连长原是团司令部的张参谋，他了解我，便自然地把出板报的事交给了我。在海拔四千七百多米只有石头和白雪的高山上，有一块板报立在各个营房中间，是确能平添几分气色的。为了把高山上的板报出好，我下了很大功夫，每次都力争做到既鲜艳又好看。我那时就写诗，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常常挑几首抄到黑板上，又因我是卫生员，有时也把防病的小常识写在上面，是得到了大家的不少好评的。

七个月后，连队从扎东山撤防，我又回到了团卫生队。赵队长知道我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自然是高兴非常的，但还是说了句：“人长大了！”六天后的一个晚上约十点钟，赵队长突然通知我：“立即准备，明早五点钟出发去西宁，然后去成都学习！”匆忙中我只把随身用的物品装到了提包里。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赵队长把我喊醒，我快速打起背包，五点钟坐上拉萨空军指挥所的汽车出发了。这一天，是1971年的5月10日。

八天后，我到达了成都，来到了锦江边上九眼桥畔的成都空军医院。我入学的成都空军医务干部训练队就设在这里。当时，整个成空先期报到的学员包括我只有三人。队长姓张。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你们当中谁会写毛笔字，给咱们写一些欢迎新同学的标语贴起来。”我见同我在一起的那两个同学没有吭声，就说：“队长，我能凑合着写。”于是张队长就把写着口号的一张纸交给了我，并叫那两个同学跟着他去拿彩纸、墨汁和毛笔。张队长拟好的口号有三条，一条是：“热烈欢迎新同学！”再一条是：“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第三条是：“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记得当时我是用草体字写的，一共写了三十多条标语，从学校的大门外一直贴到了各个教室的墙上。张队长看了很满意，说：“等开学后你把出板报的任务也给咱们兼起来。现在你就在黑板上写点啥吧。”我说：“可以。但开学后如果发现有谁的字比我写得好，板报就叫谁出好吗？”张队长表示同意。可是开学后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特长的学员，出板报的事我就没有推脱得掉。这期间，还有两次刻钢板的活儿叫我干，那是刻学习用的参考材料。

我在成都空军医务干部训练队学习期间，赵队长从拉萨来成都开会了。见面时，我们一起在成都空军招待所吃了一顿饭。我问：“队长，你当时咋不早些通知我，弄得我跟谁都没有告别。”赵队长说：“你上边人多，过早叫大家知道了你要上学，这有好处吗？”赵队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没想到你被扣在成空了，我是真的舍不得呀！”赵队长对我好我心里知道，喝了一杯酒，我就哭了。

原来，赵队长是提前就跟医训队说好了叫我学放射线的，是毕业后再返回拉萨的。可是到了成都情况变了。当学员们都聚齐的时候，成都空军指挥所宣布，所有各单位来此学习的学员都算调离本单位，学习项目统一安排。这样一来，我被安排学护士了。当时我是闹了情绪的，要求不学了，回西藏去。为此，医训队的赵教导员还专门给我做了思想工作，说了句实在话：“你不知道的，学护士比学放射线有前途，将来有机会上大学呢！”

这个上大学的话被赵教导员给说应了。五个月后，按照上级指示，在我们医训队的学员中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三个人去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上学。我被全票通过选上了。离开医训队的那一刻是十月里的一天晚上八点半，同学们都蜂拥着跑来相送。有送袜子的，有送枕巾的，有送钢笔的，还有送上一封信的。我知道这都是同学们的情感，便没有推辞，打开提包都装上了。医训队的学期是一年，只学了五个月的理论课，中间还去什邡县金河山区采了半个月的中草药。熊教员说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并且还承担着出板报这些学习以外的工作。我的女同学刘霞采药时在悬崖边上踩滑，紧急情况下是我给拉住的。这些都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产生了好印象，选大学生的时候便都投了我的票。分别以后，我很怀念这些同学和教员。第二年四医大放暑假时，我专门在成都下了火车去看他们。由于大家都已毕业，我只见到了分在成都空军医院里工作的同学和医训队里的教员。

四医大当年在重庆。入学时我被分到了一中队。由于跟我一起从成都空军来的方荣友同学嘴长，把我原来出板报的事给说出去了。这下子我就被迫地进入了中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板报组。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愿意接手这个活儿的，因为这个活儿是要分散学习精力的。事实也正如此，我们板报组是常常在同学们都入睡后还在继续劳动着的。继红是我们的组长，她是从沈阳军区来的，文章写得很好。成员中除了我，还有海岩和泽龙。板报每次都弄得很漂亮，图文并茂，比之我先前出过的板报，档次要高得多了。海岩的粉笔画，在我后来走过的单位里是再也没有遇到谁是比他画得更好的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了，接着又换防来到了西安。1985年6月7日，是我们毕业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校学员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海岩此时恰在一院进修，刚好赶上。我说：“海岩，咱们再共同出一次板报吧！”海岩说：“好！我也正有此意！”于是，我在会场正面的黑板上写了一个通栏大标题，海岩画了一幅大大的粉笔画。大家一看，画的是一个巍峨的重庆高滩岩四医大的校门。思绪的帷幕被立刻拉回到了当年，真是感慨万千哪！

时至2014年，我在群里邂逅地找到了继红，攀谈之中，共同回忆起了当年在中队出板报的事，兴奋多多，惆怅多多。继红说：“只是不知泽龙和海岩他俩现在何处哇！”我说：“我也很是思念他们，思念咱们中队所有的同学。假如有一天，大家都能重新聚在一起那该多好哇！”我虽然是这么说着，但心里却明明白白地知道，同学们如今都分散在祖国的四面八方，要重新聚在一起又谈何容易！

记得我是把我大学毕业以后的情况说给继红听了的。自1975年开始，我先是在干部处工作，后又到二院当了眼科医生。十多年里，刻钢板和出板报一直都是我的事。由于长期刻钢板抓铁笔，我的右手中指末节处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凹痕。

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在部队干得那么好，怎么还转业了？我是坦然地告诉了他原因的。1984年我写完长诗《太华新歌》后，是立了三等功的。但接下来的三年里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波折，这些波折导致了我的转业。我想，转业何惧？人是要有一点气节的！只是协理员胡忠义说的那种话，是着实地叫我不得不认真地记着的。他说：“你破格提为正营，写东西弄得连政治部的干事都不如你，可这回你完了！”但几十年走过来，我发现我并没有完，还活着呢！而协理员在整了人之后，他自己的心里在后半辈子就能安宁了吗？――害过人的人，其心里总会有一片抹不掉的阴影，这是古往今来的定律！

再把话说回来，这就是，我的整个军旅生涯，都是没有离开过刻钢板和出板报的。如今的部队里，出板报的事还有，这是部队的传统。但刻钢板则早已淘汰了。最感痛惜的是，我留作纪念的一块钢板，不慎在搬家中丢失了。如今能够见证我当兵岁月里刻钢板的历史的，就只有右手中指末节上的这个凹痕了。

（20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