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我的班(二)

作者：陈增印

这样走过来

刚刚入学的一段时间，我的学习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小学整天背 “语录”，中学先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忙着揭批“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前，既无暇读书又无书可读。所以初进阅览室，骤然看到好多图书，犹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顿时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光是中国文学史，就有多种版本，刘大杰的、文研所的、郑振铎的，等等。我翻开一本，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诗人、文学现象、各种流派，评述周详，彻底颠覆了我所知的那点鸡零狗碎。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笔记本，兢兢业业地开始了摘抄大业。等我的手抄本快要竣工的时候，古代文学开课了，教材正是摘抄过的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

1982年分到邢台师专，与中文系七七级的杨东坡、潘立仿同住一排。二人讲起同窗典故，说他们班一个同学，有一部“珍贵”的《中国文学史》手抄本，成为大家的笑料。我一边感叹着吾道不孤，一边哈哈大笑，做聪明状。

“文革”甫毕，留下许多思想禁区，许多作家尝试着用文学的形式去打破一些藩篱。每有突破，人们奔走相告，一片轰动。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叶文福的《将军，不能那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戴厚英的《人啊，人》等等，无不引起人们的追捧与热议。那时的我们，吃着粗粝的饭食，住着简陋的房舍，却无不放眼世界，心忧天下。陈福民、季同欣、郑子森、贾青云、汪洋等同学，经常在一块讨论、争论、辩论。思想碰撞，学术砥砺，成为当时学习生活的一种常态。

当时人气最旺的地方就是阅览室。当时的课程安排基本上都是“干货”，多数是上午上课，下午自习。自习的时间，多数学生都涌到了阅览室，所以不等阅览室开门，长长的走廊里就挤满了人。记得有一次，拥挤得太厉害了，咣啷一声，把阅览室的两扇子大门挤倒在地，人群忽地一下，全都冲进了阅览室。现在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这要是发生踩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阅览室的座位有限，同学们想方设法，抢占座位。有人拿椅垫子占座，有人委托别人占座。记得有一次在阅览室看书，一女同学进来，左右略一扫视，噌噌噌，收起一摞子椅垫，毫不客气地丢到后头，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断，宣布了这种占座方式的破产，然后坐下来静静地学习。还有一次，中文七七级的一位杨姓学兄，一边看书，一边摇动长椅，时不时地“嘣”的一声，制造一次“地震”，并排放出一股尾气。旁边的女生一开始还皱着眉头，掩着小嘴，顽强坚持，后来实在顶不住这物理与化学的双重攻击，只好收拾细软，落荒而逃。这位学兄奸计得逞，不慌不忙地拿过书包，放在旁边，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帮死党占座的艰巨任务。

大一的时候，班里曾经出过几期墙报。编辑有李文秀等人，姜凌涛同学担任美编。我在中学时期爱好写作，作文有的登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小报上，有的被收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而我自己担任班里的板报组长，经常按葫芦画瓢，写一些《渔家傲》《水调歌头》之类的东西蒙人。上大学以后，骤脱夜郎，不啻井蛙，除了写一些小人得志的“散文”之外，还接二连三写一些所谓的“词”。蒙编辑同学不弃，张贴“发表”，沾沾自喜。后来学到诗词格律，方知古典诗词，除了字数、押韵之外，尚有“对仗”与 “平仄”之说。想起我的“大作”，不但有各班同学围观，且有各科老师“哂读”，登时冷汗涔涔，无地自容。

大学四年，我不懂音乐，不擅体育，不精写作，除了《古代汉语》考试时侥幸突破90分，名列全班第一之外，一直庸庸碌碌，默默无闻。直到北戴河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双手各攥三把暖壶，打完热水，穿过饭厅回归宿舍。饭厅的地面上有学生泼洒的稀粥，扫帚扫过以后，上面一层浮土。当时正值中午，各个饭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施施然走来，冷不防脚下一滑，以行为艺术中最酷的一个造型，趴在了地上，六把暖壶同时爆炸。沉默了四年的我，厚积而薄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师恩如海永难忘

河北师院的好多老师大有来头。比如我们中文系的朱泽吉先生，1938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参加沈兼士、陆宗达、周祖谟等著名学者主持的“语文学会”，颇受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学者的赏识，后来成为余先生的研究生。萧望卿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他的《陶渊明批评》由朱先生亲自作序。王学奇先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颇受先生的青睐。

其他的老师虽然师承不同，却也各有“绝活”，各擅胜场；偶有不如意处，更显其个性特点，至今回忆起来，有滋有味，情趣横生。

柴世森老师讲现代汉语，表述严谨，语气和蔼，非常有亲和力。韩阙林老师讲古代汉语，板书竖行繁体，字迹舒展大方，简直就是绵绵不断的书法表演，让人大饱眼福。白静生老师的司马迁与《史记》，汩汩滔滔，旁征博引，气场极为强大。欧阳方润老师的外国文学，王惠云老师的当代文学，逻辑严密，条分缕析，听着非常过瘾。陈淑敏老师的中共党史，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感染力极强。张祖彬老师讲授文学概论，化枯燥为生动，丝丝入扣，引人入胜。讲到兴起，白沫生焉，面色红焉，台上台下，酣然若醉。张月中老师讲元曲，激情四射，眉飞色舞，略微带“色”的地方总要渲染到淋漓尽致。许秀京老师讲“毛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讲到“原驰蜡象”一句，许老师一边以手绘形，一边以言释义：“连绵的山岭起起伏伏，就像大象的驼峰！”“大象”而有“驼峰”，许老师的思维快到错位。孙煜老师讲逻辑推理，推着推着，误入歧途，尴尬地一笑，从头开始，拎拎清楚。

尤其难忘的是胡如雷先生开讲座，大裤衩子，短袖背心，一把大蒲扇，边走边说，边摇边讲，状若市井老人而偏偏字字珠玑。马季先生作报告，外系的学生闻风而至，座位上，过道里，窗台上，挤满了人，笑声，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

大四做论文，我的指导老师是赵九兴先生，所以免不了登门求教。赵先生住一个单间，从北京搬来的书籍资料用密密的草绳捆着，一包一包地摞在一块，七八年而未曾拆开。可见“文革”期间老师们无暇治学，而赵先生对宣化也实在没有归属感。赵先生对我的选题作了详细的介绍，比如历史上有过哪些重要的争论，当今学界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等等。之后又就论文写作的立意、选材、行文格式等等，作了详尽的指导。他给我开列了一些参考书目，我专门跑到北图，才把相关的资料找全。

大学四年，我的最实际的收获有两项：毕业实习，常林炎老师训练我的职业技能，使我以后能够胜任工作，传承薪火；做论文，赵先生教给我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使我毕业之后有了追求的方向，提高的可能。

毕业后我曾到石家庄拜访过萧望卿先生。萧先生非常激动，一直在说，可惜他湘音太重，我听不太懂，只能频频点头，就像返乡的游子，充满了孺慕与感动。我在大学讲授《国学概论》，谈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说陈给他的学生戏作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梁启超是他的弟子，也是国学院的导师。王国维是大清皇帝溥仪的老师，同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此联的意思是说，你们既是圣人的再传弟子，又是皇帝的师兄弟，足以自豪了！之后我拉大旗作虎皮，弱弱地说，我的授业恩师萧望卿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几位先生。这样算起来，咱们也……话没说完，学生都笑了。

母校的老师，所任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不同，授课风格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异常敬业，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毕业几十年了，当年的学子如今发亦苍矣，齿亦摇矣。但不管我们身在何方，成就高低，老师们当年镌刻在我们心灵上的印痕，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淡化。

未完待续

点击下方名片 小月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