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

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封建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而且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这种历史往往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奉天承运”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因此，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纽约时报的记者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最终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的遮蔽、寻求到历史的真相？

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而论及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

1976年，因为愤恨当时的黑暗环境，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成了被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

这段监狱岁月，让杨奎松很快有了两个发现——首先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监狱里面，他很快能学会泰然处之。

其次，在和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

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或政治脸谱化。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的解读，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而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

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

▌他专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

杨奎松毕业于人民大学，曾多年在近代史研究部门工作，可以读到尚未解密的资料；80年代他又蹲过几年档案馆；在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也去过俄国查过档，并一直跟踪研究近代史的相关问题。

比如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

又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

杨奎松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学术的终极定义。他反对大多数学者一辈子待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

有人请教杨奎松，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

◎其次，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

◎最后，要能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比如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对种种问题的“拓荒”式研究，其实也透视了此后种种风潮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