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李冈:关于老屋的人和事_语文阅读

我与老屋的交集只有一年零两个月。换种说法，在我一岁零两个月时即被外祖母接到了一个叫桥东塅上的屋场，开始了我不尴不尬的幼年和童年生活。所谓不尴不尬，是指在整个江夏郡的黄姓祠堂，突然增加我这个异姓，和其他孩童一起享受这屋中的所有资源，包括戏耍、骑牛、上学，并且一呆便是十二年。而事实上，我只是这个村子里的编外人员，我的祖宗安睡在另外的山头，这里虽然有我至亲的亲人，即便他们视我为自家晚辈，但毕竟只是亲戚。那些年里，我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黄氏家族的生活，和乡亲们朝夕相处，俨然就是黄家屋场的后代，并未感觉到自己的另类，只有到了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才明白需要挂幡、祭拜、烧纸了，但祖坟不在这里，而是五华里外的老屋。

老屋的屋名很拗口:塘磡上。我至今仍不能确认塘磡二字的正确写法，只知道从小就是这么念过来的，时间长了，反而觉得没有必要去考究所谓的文字了，何况这只是一处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场名称，在填写任何一种涉及到籍贯的表格时都轮不到它的出场。有时候，忽略并不代表忘却，我们最亲近的东西，往往便是最易忽略的，比如我的曾祖父，世居塘磡上，寿举93岁，一辈子从未提笔写过他居住的屋场名称。据父亲说，曾祖父读书不多，却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尤以民间应酬最为里手，方圆几十里，提及李公浪风，几乎无人不晓。加上曾祖父身高八尺，声如洪钟，遇事果断，处事公正，因而赢得乡梓民众的信任和景仰是极自然的事。然而，偏是这样看似圆满的人，总会招来上天的嫉妒，给他留下另外的缺憾。曾祖父和曾祖母生育儿女九个，都先后别了红尘，无一人存活。我那可怜的曾祖母只能终日以泪洗脸，不到三年，双目失明。在她有限的晚年，她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不相信命运的任何眷顾，宁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维持着两位孤寡老人的贫穷生活。我无法设想当年曾祖母是如何踮着小脚摸到池塘边浣衣洗菜的，从老屋走到塘边，并非三两步能完成。

塘磡上，顾名思义，一定离不开池塘。老屋门前的池塘前后均为田地，右侧是一座小山包，塘中的水并不清澈，终年飘着些类似绿藻的植物。当我开始有记忆时，那口池塘便永远地存留在脑海中了。而失明的曾祖母不仅要凭判断步履蹒跚地摸索到这里，还要用洗衣槌清洗他和曾祖父的粗布衣裳。一槌槌地敲，一阵阵地搓，这个苦命而又坚强的老妇人将她对命运的诅咒，都发泄在一块小小的搓衣石上。

曾祖父六十岁那年，作出了一个艰难而又长远的决定:领养一个孙子。没有子嗣的人生，终究不是一场圆满的人生。没有后人继承祖业，更是让人终生遗憾。曾祖父在作决定之前，也征求过族人的意见，其中不乏反对者，认为如此大一把年纪抱养小孩，还没来得及享福就会作古，况且，不是亲生血脉，势必难以养亲。

我相信曾祖父当年的考虑是周全的，也是正确的，他没有听进那些善意的反对意见，毅然从硬树坪抱养了我的父亲，承继为他的孙子。

父亲说，从山那边的硬树坪到塘磡上，需要翻过两座山，山上原本没有路，是砍柴人上山时自己走出来的一条不能称之为路的小径，山上荆棘丛生，坡多路险。曾祖父没有选择走大路去硬树坪，是因为那样要花费一天的时间，而走山间，堪称近道，凭他当年尚健朗的身体和对山路的熟悉程度，只需半天便可往返，足见他当时心情之迫切。但即便再健朗，毕竟已是迈过花甲门槛的老人了，山路的行走，外加挑担的重量，想必并不轻松，但曾祖父的内心一定是愉悦的，甚至是心花怒放的，他完全忘却了路途的劳累。父亲的过继，是上天在作弄他的同时又赏赐的另一件礼物。其时，尚不满一岁的父亲被曾祖父用一担竹篓挑着，一闪一闪地颠簸在山林间时，浑然不知命运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掩映在深山中的硬树坪是父亲的出生之地。兄弟六人中，他排行最小。硬树坪与塘磡上一样，属贫困山区，困苦无时不在此处呈现。祖父寿命不长，年仅三十多岁便撒手人寰，抛下祖母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儿子。祖母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家庭的重担像一片散之不去的乌云压下来，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有了上顿又没了下顿，顾得了大的又忽略了小的，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等情境下，如何能保证儿子们不挨饿受冻成了祖母的当务之急。于是，她忍痛作出了将两个小儿子过继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此举虽然近似残酷，但亦属无奈之举。据说，父亲当时被曾祖父抱走时，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一双赤脚，离开了他以后只能称之为祖屋的硬树坪。

来到塘磡上，一切都是陌生的。父亲记得他最爱去的地方便是那口池塘，塘水时时映照出他稚嫩而又孤独的身影，他在水中一次又一次地抓着自己的倒影，又一次次地扑空。望着那一池并不透明的水，父亲有些茫然，他不知道家里为什么会要他来到这个地方，也不曾预料到这塘中的水将会灌溉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他只知道，每天面对的是两位陌生却又慈祥的老人，他管他们叫祖父、祖母。两间几乎家徒四壁的土房，就是他的新家。

按照惯例，一般过继者都会依新家庭改姓换名，但父亲不需要，他在硬树坪生下来就姓李，到了塘磡上还是李姓，这倒省却了重新取名的麻烦。塘磡上人口不多，又都是本族本房，几家人关系很是融洽。在那个物质条件相当匮乏的年代，语言的沟通恐怕是不错的交流方式。在族人的关爱和呵护中，父亲竟然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还与自己辈分和年龄相仿的堂兄、堂弟们玩到了一起。小小的屋场因为增加了父亲的声音而变得生动起来。毕竟年幼，根本不明白何谓血缘关系，时间长了，感觉自己就是祖父祖母的亲孙子。而曾祖父、曾祖母对父亲更是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如掌上明珠。在父亲身上，他们不光寄托了所有的期望，最重要的是这一门香火终于得以有人传承。所以，对于父亲，他们极尽所能，倾注了全部的爱。然而，生活条件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再伟大无私的爱在贫穷面前也会显得苍白乏力。尽管只是三口之家，无奈青黄不接，致使一家人的生活仍旧相当窘迫，有时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曾祖父时常望着失明的曾祖母和年幼的父亲长吁短叹，仅凭他在外当礼生带回来的那点饼干已经很难度过时日了。更何况，那也根本不是每天都有的物品。

行礼，是民间治丧礼仪中的一种缅怀形式。每当有人去世，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死者的所有亲戚都要集中悼念，而悼念的形式则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行礼成服方式，即以歌咏的方式追思亡者生前的美德和绵绵不绝的怀念之情。担任行礼者，叫礼生。礼生都是颇有文墨的饱学之士，不仅要求有知识、懂礼仪，还必须记忆力超好，整个晚上下来，上百首古诗词和祭文要能倒背如流，不能卡壳，否则，会令孝家难堪，让众人笑话。正因为礼生必定是熟读诗书而又知晓礼仪之人，在整场丧事活动中，享有极高的待遇，再困难的人家，也会备足香烟、毛巾、果品作为酬谢。

在塘磡上上下甚至南江地区，曾祖父在礼生行当位列头把交椅。这不仅和他的资历、声望有关，更因为他身材高大，声音宏亮，一开口便能吸引众人的目光。每次行礼，他总是当仁不让地位居首位，领着其他礼生绕场、吟唱。在缭绕的烟火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一行人仿如古人再世，深情演绎着“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一幕又一幕感人至深的阳关三叠曲场景。

时至今日，行礼的传统风俗依然存在，只是我久居城市，去往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些老辈的去世又有父母亲顶在前面，不是极其特殊的关系，一般不会叫上我们这一辈，因而见到的行礼场景已非常有限，几乎只是成为了一种记忆。我始终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有很多种载体，尤其是民间传统，一直植根于人民大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社会再进步，科技再发达，仍然能够存在，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父亲小时候对于行礼颇感好奇，望着曾祖父一身长衫行走于灵堂之间，口中念念有词，还不时作揖、上香，他甚至觉得有些滑稽，感觉和乡里唱老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少了些装束。穿梭于灵堂的人虽然多，但曾祖父还是能够发现父亲，并且赶紧使眼色让他不要逗留于此。农村迷信中讲究“煞气”，死了人的场合“煞气”更重，而未成年人尤其是青少年阅历浅，涉世不深，“抵抗力”差，很易招致“煞气”上身。曾祖父在乡间主持红白事数十年，还略通阴阳，对于一些讲究和忌讳颇为看重。他让父亲回家自然有着自己的道理，何况，家中还有目无寸光的曾祖母需人照看。曾祖父领衔的行礼仪式，必须进行到次日天明。很多时候，父亲都是在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时才能见到一夜未眠的曾祖父，他那因为长期熬夜的眼袋一次比一次下垂得厉害。每当此时，他总要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些糖果、饼干，一一摆在饭桌上，像一个缴获了战利品凯旋而归的将军，望着父亲，脸上布满了疲劳的微笑。

父亲后来说，正是因为曾祖父每次都能通过行礼带回来能暂时解决他和曾祖母口粮的果品，使他从小便对这一职业充满了向往。能背诵古诗就能解决吃饭的问题，还如此受人尊敬，比之砖匠、木匠、篾匠要轻松得多，这份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职业居然成了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梦想。在农村，除了种田，想要讨得一口轻松饭吃，便是学一门手艺，而礼生当然也算一门艺，但却不是经常有用武之地的，何况，这是一门熬夜的职业，长久熬更守夜，对身体的损害不言而喻。

曾祖父很自然地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读好书，将来能做大事。”

父亲一脸懵懂，不知曾祖父所言的“做大事”是何种意思，在他当时的理解中，婚丧寿庆是乡人办得最隆重的事情，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事？

父亲在上学的同时，曾祖父给他额外增加了作业：背古诗、练书法。昏暗的煤油灯下，两位满脸皱纹的老人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灯光映照着父亲少年的脸庞，这张脸曾经令他们期盼了许多年，是他们古稀之年后的希望。他们知道，百年之后，能让一脉香火传承下来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少年了。尽管他稚气未脱，握笔的手明显力度不够，写在毛边纸上的字和他本人一样单瘦，离字帖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父亲在屋里出现，就能感觉到生气，就能让两双老眼眼角的皱纹得以长长地舒展。在他们眼里，父亲和这盏煤油灯一样，照亮着这个家族。

因为穷，一家人终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来到后山剥树皮充饥。剥树皮的人家其实并非曾祖父一家，在那样的年月，为了填饱肚子，有些人家全家上阵，提着篮子，背着篓子，将能够食用的树皮进行了全面而又彻底的处理。那段时期，后山上树的外观普遍发生了改变，树干部分几乎全部变成了斑马纹，可惜当年没有照相工具，如果能留下当时的场面，一定蔚为可观。曾经有位阴阳先生到过塘磡上，并且断言：“此地形似一只饭碗，居住者必定衣食无忧。”可惜，阴阳先生根据自然形状所作的臆测，终究抵不过物质世界中现实的要求，即便像饭碗，也只是一只空碗而已。

我后来问父亲，除了树皮，还有什么能充饥，父亲说:“还有观音土。”观音土其实就是一种貌似面粉的泥巴，进行加工后制作成饽饽，在锅里蒸一下，拿出来便可食用。可想而知，泥巴如何能下咽？即便能强忍着吃下去，也无法正常排泄。父亲说，当时因为吃观音土导致几天都不上茅坑最终肚子鼓得像一个圆球的大有人在，他们想当然地喝水、蹦跳，所有的法子都使尽了，仍无济于事。消化系统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乡邻。父亲年纪轻轻就得了胃病，同样是因为树皮和观音土严重影响了胃动力，三十多年的胃病，硬是影响到父亲一生都远离了“胖”字，无法正常吸收食物营养，再丰盛的食品也是枉然。好在千金难买老来瘦，父亲上了年纪后，反倒因为瘦而显得精神，那些肥胖综合症也自觉地抛弃了他。

父亲16岁那年，曾祖母没能撑到春节，离开人间。临终时，她握着父亲的手时，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来自手臂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已经无法扶她坐起，她在一丝笑意中告别了人世。这笑，是对命运的抗争，还是对生活的感恩，不得而知。

父亲在痛哭中担当了生平第一次的孝子，准确地讲，是孝孙。

曾祖母走后，本来就空荡的土房显得愈加寂寥。夜半时分，屋梁上出现悉悉索索的老鼠声音，在一老一少听来，它们的叫声也是如此空旷而凄凉，正如曾祖父常年拉的二胡曲目《到春台》，在寂静的夜空里一丝一弦都紧扣人心，直听得人肝肠寸断，百般愁思。在父亲看来，那既是对曾祖母的思念，也是对生活的控诉。一位杖朝老人，不能给予家庭物质上的关怀，不能让自己的孙子得到应有的教育，最终因家中没有劳力撑工分，也无力支付学费而使父亲辍学，每当想到这里，曾祖父不由得悲从中来，连咳嗽都显得有气无力。他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对于父亲的未来，他无法作更多的设想，设想毕竟是虚无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必须得让父亲有一只吃饭的饭碗，生存下来，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业。

尽管曾祖父明白“艺多不养身”的道理，但在他的晚年时光里，仍毫不保留地将一些民间应酬方面的知识悉数传给了父亲，包括敬神、祭祖、民俗礼仪、吟诗写字、民乐的演奏。青少年时期，父亲只是在曾祖父的指导下熟读《增广》、《幼学》，练习书法，猛然间在短短的几年内要接受如此多的技艺，起初颇有些不适应，直到曾祖父带领他加入到礼生的行列，开始了正式的吟唱，他才知道，一个强大的艺人其实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在农村，读书有用论一如既往地流行，对于肚子里有墨水的人士的敬重也总令人极具自豪感。

由于父亲年轻，聪明好学，接受能力极强，又深得曾祖父衣钵真传，很快便成为老屋上下红白喜事的能人，撰写、书法对联、礼仪应酬均已不在话下。他很快便找到了感觉，并能做到游刃有余。乡人都夸赞他比曾祖父青出于蓝胜于蓝。曾祖父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尽管他起初并不希望父亲走他的老路，也无所谓要带接班之人，但父亲的领悟力和接受能力已令他十分欣慰，能驰骋于乡间还算体面的场合，虽不能光耀门庭，倒也令人羡慕、叹服。

日月不居。曾祖父进入耄耋之年后，日显苍老，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那高大的身躯很少在村头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严重的咳嗽。抽了一辈子的水烟袋，烟叶中的尼古丁早已经遍布他全身的每根经络。他曾经叱咤乡间，掌手处理了无数大小事件，德望的名声传扬梓里，而这些，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化为记忆。而父亲，并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望，因为在文艺方面展露的才能，仅读到初中二年级的他被公社聘为民办教师，教课的同时兼文化辅导员，带着一帮学生唱样板戏，参加全公社、全区的文艺汇演，他自编、自导，还自演，每次都能招来如潮的掌声和叫好声。

在那场铺天盖地的红色运动中，文艺成了最好的表现方式。我的身世同样和文艺有关。在全区汇演中，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两人身着绿色军装，腰间系着皮带，脸上化着浓妆，有着共同语言的文艺积极分子走到了一起。在简陋到连一床新婚被子都买不起的情况下，在塘磡上举行了拜堂仪式。

我的呱呱坠地令曾祖父欣喜若狂，他将我高高举起，像举着一颗明珠，在村子上下缓缓移步。据说，当年他虽然行动艰难，仍领着我走遍了周边的许多村落。可惜我那时的记忆只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根本无从记起，就连曾祖父的模样，也是模糊的。

我被外祖父母接走不到八个月，也就是两岁的时候，曾祖父高大的身板倒下了。在病床上辗转了一周后，永远闭上了眼睛。走的时候，他和曾祖母一样，嘴角挂着微笑。因为我和弟弟的出生，香火有了传人，他不再有任何遗憾。一个人的一生，前面经历的都只是过程，是由一幕一幕的情节所构成，只有谢幕时才明白其实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我相信，曾祖父对于结果是满意的。

曾祖父就葬在老屋旁的一处黄土路下，前面是一条坡路，上面则是通往小水岭的大路。父亲说，那个墓地是曾祖父生前的好友、当地风水大师王炳伦先生所相中，其时，他罗盘一摆，放眼四望，胸有成竹地对曾祖父说：“我们兄弟一场，无以回报，这地本来是我本人所中意，相赠给你吧，上好的风水。”曾祖父于是和曾祖母并列安放在此处。可惜父亲当年经济拮据，连刻一块墓碑的钱都拿不出，只能在乱草丛中插一根竹篙作记号，以免来年找不着准确的方位。早些年，我们去挂清明时，野草已长至路中央，那根竹篙也已不知去向，只能凭记忆判断，真实的朝向被一年又一年的黄土所掩盖。

十多年后，已定居岳阳的父亲决定将两位老人的墓地进行重修。附近的乡邻们闻听此事，都纷纷前来帮忙，不但确认了准确的朝向，还新砌了墓茔，前面是一个较为宽敞的水泥坪，用于平时的祭拜。父亲特意选了上好的青石，撰写了墓志铭，其文曰：

故祖父李公浪风，派序弼字，祖居凤桥，为平若公之后裔，其兄弟姊妹有七，排行列三。祖父一生耿直，秉性刚强，风清气正，仗义疏财，仁心剑胆，乐善好施。自幼躬耕陇亩，开设染行，以农立本，兼艺营生。虽少读而知书识礼，以文处事，以礼晓人，婚丧神寿，主掌应酬，解难调事，化舌为和。是故型端梓里，声蜚南江也。祖母何氏，闺秀庐江，其心慈善，其性温恭，其行贤淑，其品真纯。自与吾祖父结发，同甘共苦，立业兴家，宽以处世，诚以待人，慎以律己，睦以和邻，操持昼夜，织纺三更。佐余祖父为家庭呕心沥血，为儿女沐雨栉风。嗟呼！叹其心血徒劳，风雨无情，祖父母花果一藤，谢落八九，仅存粉母一枝，香慰暮年。祖当花甲，带我为孙，是时青黄不接，老幼悬殊，纵视我为宝，却养我维艰，乳之哺之，衣之食之，褓抱提携，劬劳卅载，教读完娶，恩泽一家。未能跪乳，祖慈鹤驾，尚期反哺，祖父辞尘，其恩未报，其劳未酬，抱憾之深矣。幸可慰者，传宗有后，接力有人，承房继志，愿了祖之初衷者矣。祖目昭然，欣观后代，家成业就，桂馥兰馨，常遵祖训，孝义为先，德才并重，书读圣贤，为人忠厚，处世清廉，情关故土，无愧于祖先也。兹值清明盛世，葺修祖墓，遂撰志铭，刊于其上。以怀祖德，以慰祖心，以励来人是也。伏祈祖父母英灵永耀，福地长眠，神佑后代，富贵吉祥，阖族兴旺，阀阅无疆。

我对风水的认识极为有限，介于自然科学和迷信之间。但风水的作用总是为人津津乐道，似乎所有的变化都与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农村的坟墓，更是不能犯风水之大忌，否则，会殃及后世。常听乡人说，一座好坟能管三代，所谓好，即是指元气流动，地脉适中，能趋吉避凶，庇荫后人。

当年炳伦爹为曾祖父相中的这块地，坐北朝南，风水的好坏并非我们所能感知。但在他去世三年后，父亲的命运的确发生了改变。冥冥中，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曾祖父显灵，同时更加确信选一块好地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父亲先是被任命为乡文化站长，又被一家大型工厂调去从事宣传工作，写写画画的生涯持续了数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岳阳地区两位颇具慧眼的领导看中，给了他参加全地区招考文化干部的机会。父亲不负众望，一举夺魁，完成了从乡到地区的越级跳。到岳阳后，他专事群众文化。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原本就是群众文化的范畴，对于里手的父亲，并非难事。从乡村到地区，从局部到区域，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真诚与低调贯穿了父亲的始终。三十多年过去了，待他回首时，阳光已然斑驳，手心里的掌纹印证了一生的轨迹。虽无轰轰烈烈，也应该离曾祖父当年所言“办大事”的标准相差不远。

两年后，我们举家迁往岳阳。塘磡上正式成为了我们的故居。那两间空空如也的老房子因为我们的离去显得越加孤单，它的去留也成为了父母亲一块搁置不下的心病。思考再三，还是决定将它以八百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位堂叔。作这个决定时，父亲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是曾祖父留给他的唯一家产，也是祖业，尽管越来越陈旧甚至破烂不堪，但毕竟装下了父亲三十岁前的所有时光，还有曾祖父曾祖母对他毫无保留的爱。如果没有岳阳的招考，父亲一定会将它重建得风风光光，一家人在此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然而，一切都改变了，我们随着父亲都成为了背井离乡之人。远离故土，连房屋最基本的修缮都无法做到，更无从谈及管理。尽管古人云:“长安虽好，非久留之地。”但若干年后，我们回来居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件事上，我相信父亲的考虑是无奈的，却是成熟的。

父亲在岳阳一呆便是三十多年。这些年里，他人在岳阳，心在故地。每逢老家有事，他总要丢下手头哪怕再重要的工作，不管是参加乡村公路的修建也好，出席庆典也好，几乎从未拒绝过一切邀请。尤其是退休之后，他跑老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岳阳往返老家的途中。像三十多年前一样，他并不高大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家乡的舞台上。当年的文化站长，依然在、支持家乡文化事业的建设，将余热点点滴滴投射到了家乡，以至于当他手捧“最佳乡贤”的牌匾时，竟激动不已，将其摆放于家中客厅的显要之处。这份级别并不高的荣誉，他盼了三十多年。

对于父亲的怀乡情结，母亲起初是数落、埋怨，后来拗不过父亲，竟然也加入到了返乡的行列。每次回来，都要带回来大包小包的土特产，然后一五一十地数给我们听:这是慈婶给的鸡蛋，那是俊舅给的茶叶……其实，父母亲每次去乡下，都不会空手而去，要么打点费用，要么买些食品，要走动的人家均早早地列好了清单。有时也就是上门见见面，叙叙旧，哪怕时间很短，短到只有两分钟便被我们的汽车喇叭声催着上车。在他们看来，人来了，礼性到了场，就不会被塘磡上以及罗塘里、毛铺里的乡亲乡邻们背后说我们数典忘宗。

前些年，父亲总在纠结一件事，曾祖父留给他的两间祖屋被他以八百元的价钱卖掉了，如今连寸土都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堂叔新建的两层小楼。父亲时常说，不行，祖业在我的手里被化掉了，我没法对祖父交代。说这话时，他满是自责，内心的复杂与挣扎与日俱增。

终有一天，父亲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塘磡上做一栋房。“哪怕只做两间也行。”父亲的斩钉截铁颇令家人惊讶。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就建房的必要性、适用性等各自发表意见。资金不是问题，长期闲置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地基，巴掌大的塘磡上早已被两层三层小屋占满，仅留下一个不大的堂屋作家乘之用，哪里还能容得下一栋哪怕是一间房屋的空间？父亲仍不死心，又先后几次回到塘磡上，屋前屋后察看了无数遍，仍无从找到理想之地。有人建议他做到离塘磡上两公里外的南江镇去，父亲摇了摇头：“那里不是祖屋。”

建房的计划几乎搁浅，但每年清明节，我们全家大小一行浩浩荡荡地开往塘磡上仍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天气多恶劣，也无法阻止我们坚定的步伐。或许，我们只是在例行传统，抑或是为了给黄土之下的曾祖父、曾祖母一种慰藉。一挂纸幡，只能在坟头短暂地摇曳；坟前的野草，疯长得再猛，我们也不可能时时赶回来锄尽。老屋，悬挂于我们心间却又让我们平添些许遗憾，最让我们难以割舍的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纠结的愁肠。

父亲指着塘磡上的方向，对他的孙辈们说：“将来你们长大后，要记得到这里来。”我的儿子和侄子们望着他一脸肃穆，都睁大眼睛，认真听着，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望着他们的神情，我想起了当年的父亲，被曾祖父带进塘磡上时，一定也未曾想到过，这里，竟会成为他一生的牵挂。

刘金国长篇小说《洞庭听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