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金乡有个大程楼

金乡有个大程楼

程相崧

从金乡县城西行30里，经一个叫马庙的镇子南折，直走进这片大平原的深处，便到了一个人烟阜盛的村寨。这村子的名字叫大程楼。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他们的祖先迁徙到此，便盖了一座二层的小楼。他们在精神与血脉上，都认宋朝二程中的程颐为祖先。所以，村上人有几分像他祖先一样，讲理，也重教；在以前出了很多念书人。

村子由东向西，一共六个生产队。村南地势低洼，有一个一个断续相连的湖泊，较出名的便是官坑。村东北在解放前还有一个长方形的海子，据说那里很紧，时有水鬼出没。但是，在填平前还是有大胆的孩子到里面玩耍。因为不缺水，村中男人多识水性。夏天里，常见赤条条的半大孩子，洗完澡，光着身子从坑边往家里走。在街上碰见年轻的姑娘、媳妇，彼此脸上都难免羞惭惭的。

村中央有祠堂，是一座青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建筑。里面中堂上挂着程颢、程颐二位夫子爷的画像。并有一联曰：“一宗英豪名千古，万代子孙继二程。”村东有龙母庙，庙南不远有一座不大的土丘，人们便说那是龙母的坟冢。村东原有一大片天爷爷庙建筑群。日寇来时，扒了盖炮楼；日寇走了，炮楼的砖便又被人扒去，砌锅台垒墙头。那里从此变成一片荒芜的土坑，草木间的泥地里，偶有残砖烂瓦，给人无限的想象。

村南有一片林地，俗称老林。有巨大的石碑巍然而立，还有侧翻在地的石人石马。村东和村西又各有一座宗林，是后来新开辟的供村中人逝去后安息的地方。村东的宗林中，有一座坟，平缓巨大，如自然生成的土丘。上有一无字碑，刻字处朽烂，来历不可考。

村中在解放前有一富户，也即地主。据说他家拥有占村中绝对数量的土地。青砖青瓦的房舍院落一栋连着一栋，沿着一条细长的南北街排开。精致的门楼，门口有小小的石头狮子和浮雕精美的门枕石。这家人单是有钱，并没有出什么显赫的人物。

村中有一位农救会会长，大儿子参加了国民党，是一位文官。二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做到师长，解放后当过县里的工会主席。老三是八路军的正规军，当过骑兵连连长。由于这一家人的存在，在国共拉锯时期，村里两方面都没怎么死人。村中阶级斗争不是很尖锐，地主袒护农民，农民袒护地主的情况都有。但在最后，地主的财产还是被分了。很多年里，总有人在地主家那些屋墙的青砖上，用铁锤敲来敲去，想要发现里面藏着的金银财宝。

村人的营生除了务农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家银匠铺子，有几家染坊，有一个做煎包和肉盒儿特别出名的人。那位做煎包、肉盒的人排行第二，名字已不可考，可从前附近很多村里的孩子，在父母去赶集的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能给他们捎来两个用干荷叶包着的煎包或者肉盒。那家做银器的，不叫银匠铺子，也不叫银气店，而是被人称为“银炉大院”。从这称呼上，规模可想而知。

村中染坊不止一家，所以带动了很多人家种植一种叫蓼蓝的染料作物。这种植物的叶子采摘后用水浸泡，并加入石灰，过滤后便成了纯天然的染料。这项活计俗称“打靛”，辛苦也需要技术，主人便做好吃的给打靛人吃。村里那时流行一句话：吃饱饭，打好靛。

村中的戏班子在很多年里也是远近闻名，唱的曲目是四平调、两夹弦、山东梆子。曲目开始是传统戏，后来也有了现代戏，《红灯记》啥的。据说，开国大典那天在镇子上搭台演出的，便是我们村的戏班。那时，演《穆桂英挂帅》里穆桂英的，是一个叫阿贤的人。他演穆桂英，老太太看了都夸他真像女的。据说，在阿贤结婚的那一天，村里好多大姑娘、小媳妇都黯然神伤。她们忍不住去找同伴，伤感地一遍遍说：呀！阿贤结婚了！一定有人迎合着：是啊！人家阿贤也结婚了！

在教育方面，村里有两个人堪称功臣，他们是程鉴渊和程钦渊。程鉴渊擅长珠算，是村里珠算第一把交椅。他办过私立小学，又办过私立中学，地址就在原来的银炉大院附近。在建国初，他办的私立中学招生范围已经包括附近好几个县市，学生好几百人。在他的争取下，县里后来在原私立中学的基础上，创办了金乡三中。他在办学时为了扩大规模，建筑校舍，不惜卖房子卖田产，可以说倾尽所有。

程钦渊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子的完小当校长。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建国前平原省湖西中学的学生。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二儿子是知名的老红军，在聊城军分区干休所。他的三儿子程宝源，字大廔，是著名的书法家。如果从出人才这个角度讲，他们家算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望族”了。另外，地主子弟程汶源也办过私立小学。他和二弟程渭源都做小学教师，兄弟俩都写一手好字。程渭源写得尤其好，在家谱中都有“擅长书法”这一项专门说明。

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村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奇人。瘸子、哑巴、傻子、疯子等等，都有那么一两个；酒鬼、赌徒、色痨、亡命之徒也不乏其人；寡妇、鳏夫、孤弱、贫贱之人也隐忍地生活在大家中间。木匠、铁匠、屠夫、商贩更是在农耕之外，一日日平静地做着他们的营生。从前村北的磨坊里，还有一个人的脑袋像开动后的电磨的部件一样，一秒不停地疯狂晃动。这都让喜欢观察生活的村里人，自孩童起便从一个小村，目睹了整个世界的模样。

大家都记得一个叫彬国的老人，他住在离小学校不远的地方，以前曾在上面说的私立中学教书，不知为什么却疯掉了。他手中有《古文观止》，嘴里还念叨过“仄仄平平仄仄平”，好像对古文很有研究。他喂着一头驴子，除了赶着下地干活，有时还骑着。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他被人用棍子抹了一嘴巴的屎。他的儿子是个瘦弱且老实的人，没有办法，便用地板车拉着他，走遍了村中每一个街巷，以期望用这种方法，引起村人对伤害他父亲那人的道义谴责。

程彬国神秘、古怪而且引人同情，儿女也没有什么建树。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孙女学习极好，后来考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大夫。孙子更是聪颖过人，初中时候就学习出众，常得到老师和村人的夸赞，大约是得到了些爷爷的隔代传吧。

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文化积淀的村子，今天却似乎越来越泯然而毫无特色。银匠铺子是早已成为记忆，染布作坊的遗迹也荡然无存。大家都跟附近别的村子一样，以种植大蒜、辣椒为业；其他的手工与商业，也无不在这两样东西上做文章，千篇一律。在前几年，有人提出村子旅游开发的想法，打算将其作为县里人去白洼林场野游路上的一环。如果地主的那些大院子还在，修葺之后，似乎也蛮可以像乔家大院那样，供人一瞻的。可我们的旧建筑，总不能像西欧一些国家一样，保存至几百年而完好无损。

按说，建筑物是最易保存长久的，除非是遇到了无法抵抗的自然力或者战争。但在现实中，和火山、洪水、地震、兵燹相比，对建筑最大的戕害，却往往是人为的破坏。有意去毁掉它，当然比不慎损毁，猛烈而直接。这种破坏，往往又是毁灭性的，毁灭后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村中的那些地主院落，开始肯定是因为代表着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要被破坏；后来肯定又是不利于村子的整体规划和发展，不能给大家带来经济利益，要被破坏。在遗迹被弃置一旁甚至破坏殆尽的同时，文化和精神内核上的东西，自然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洗、大毁灭。巨大的文化和心理断层，带来惶惑的无根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村子里随之而来的变化便是，大家不再推崇文化，不再认同读书，不再津津乐道于哪个门里出了几个人才。除了由于骨子里的劣根性而产生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村干部的仰慕和追逐（惧怕他们，崇拜他们，并在有条件时，希望成为他们）；他们羡慕的是谁做大蒜生意挣了大钱，成了村里的“首富”。他们把那些走歪门邪道的人捧上了天，把那些靠偶然的好运气发达的人当做了年轻人的偶像。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或者希望像祖辈那样，花了钱上了学，但找不到工作或者没找到好工作的，自然在别人的窃笑和口水中，卑微得抬不起头。

这样的村子，实在是难以自然而然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所以，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村里有弟兄俩骂架，一个说：我操你妈！另一个便学着历史上刘邦对待项羽那样，笑笑地说：我妈也是你妈，你操就操嘛！骂人的便动心思说：我操你闺女！结果，是上演了一场武打大戏。

这样一个小村，没有奇异山水，却也在自然的筛选中，发展出它独具特色的产业，也有了它稍稍出色于周围村子的事业——人才与人才的培养。这里在建国初即有人考上清华大学，北航、北邮这些名牌大学更是不乏其人。这些年，小村从风气和所推崇的来看，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同一个原本装满佳酿的瓶子，酒倒掉了，却装满了醋或其他说不上来的东西。总之，是让人觉得不对味儿。在前些年，村里是想动动祖宗的脑筋，用文化搭台，也唱一出大戏的。具体说是修了宗祠，建了牌坊，还在村口树了两根不伦不类的华表。在准备就绪之后，还搞了一个程氏的寻根问祖祭祀活动。据说在活动中，被奉为座上宾的，大约还是几个捐了款或当了官的人。虽然不大像样，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会干点儿啥呢？

这样的一个村子，渐渐活成了北中国很多乡村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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