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勃然 气象万千曲靖女性作家作品研讨会发言集萃

点击上方蓝字｜云南省作家协会

生机勃然 气象万千

———曲靖女性作家作品研讨会发言集萃

主持人：胡性能 宋家宏

引言：

曲靖文学创作近年来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象，曲靖女作家显得尤为突出。她们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已经创作多年，不改初心，也有的属异峰突起，更可喜的是出现了几位90后的女作家，出手不凡，作品一开始就发表在全国名刊上。对她们的创作给予及时的关心和支持，是文学界的共同愿望。由此，省作协、《边疆文学》编辑部在今年7月末主办了“曲靖市女作家作品研讨会”，曲靖市文联、作协、麒麟区文联，以及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大力支持这次研讨会。研讨会组织了十四位作家、评论家对曲靖的十一位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一对一的研讨，并配以各文体综述，比较全面地对曲靖近年来的诗歌、小说、散文创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著名评论家王春林、刘向东、葛一敏也从外省赶来赴会，省文联李勇书记亲临会议，给研讨会带来不一样的风采。发言者既对研讨的作家作品发彩扬辉，也指出存在的问题。除被研讨的作家外，还有一批曲靖女作家到会旁听，参加研讨会的有45人。与会者普遍反映收获满满，会内会外气氛热烈。我们把这次研讨的一些发言的主要内容发表于此，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以期引起更多的思考。

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曲靖女作家们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王春林评崔玉松：出人意料的写作

崔玉松的小说，我读了七个，其中三个中篇四个短篇。一个叫《羊啊羊》，一个叫《风起那时》，一个叫《一个朋友的案子》，一个叫《不见悲喜》，一个叫一个叫《雨乌，雨乌》，一个叫《穿过公路到镇上去》，还有一个叫《月光照遍苍凉》。这些作品，都是发表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文学期刊上的。

读了以后的总体感觉，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想到，在曲靖这种地方还有一个像崔玉松这样的小说家。她小说的完成度、思想艺术的成熟度，是相当不错的，令我感到惊讶。我看她的作者简介，是云南作协会员，散文学会会员，她这个水平其实完全达到了中国作协会员的水平。不知道她申报中国作协会员了没有，如果没有报，是可以考虑申报的。

今天面对在座的各位，我首先想和大家说说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刚才有一个朋友在发言的时候强调，当下是一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相对便捷地借助自媒体和其他手段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越是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发达的年代，我们越是要强调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强调文学期刊对文学创作的“规训”作用。就是说，你的作品在经过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严格地筛选、通过一审二审三审这样的严格审查，经过期刊充分“规训”之后的这样一个写作者，跟通过自媒体发表作品的写作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要留意一下当下中国那些优秀的作家，就不难发现他们其实都是经历过这样一个严格的文学期刊的“规训”过程的。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会员评审工作，也发现评委们特别看重每一个申报者在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情况。有时候，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几篇作品，比在出版社直接出版两三部或者几部长篇小说都更重要。所以，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大部分远离文化中心和创作中心的基层作者说，在这个情况下从事创作，就是要盯住那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大量去给他们投稿。我相信，在接受编辑严格的审稿过程后，每一位作者的创作水平、思想艺术都会得到很大提升的。

其次，在读了崔玉松的小说后，我个人觉得《羊啊羊》《风起那时》《一个朋友的案子》《穿过公路到镇上去》，这四个小说的完成度相比较来看要更高一点、也更成熟一些。通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一直在现实主义的写作。崔玉松同现代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她的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成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批判现实的创作立场也是值得我们特别肯定的。当然，文学绝对不仅仅只是批判，对文学来说，除了批判，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要求，比如语言、修辞、结构、思想内涵的传达等等。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同时满足这么多方面的要求，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的小说家。但是，我觉得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中，秉持批判的立场、批判的精神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也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所以从这一点说，我读崔玉松的这些小说，比如《羊啊羊》，这里边对现实的批判性、社会的批判性，崔玉松都提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对底层平凡人物生存困境的是她小说的主要内容，她所有的小说写来写去，都是在写底层平凡人物，都是在写底层平凡人物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也因此，崔玉松的写作值得我们特别地肯定。

还有另外一个小说《穿过公路到镇上去》，这个短篇小说我觉得写得特别妙，它不仅有批判现实的层面，还有精神分析的层面。那个叫小风子的小孩，明明是个孤儿，却一天到晚讲我爸怎么怎么样，我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妈早就跟人跑了，他爸为了找他妈也失踪了。这个大概十来岁的小学生，和他爷爷在一块相依为命，最后还不幸在穿越公路的时候遭遇车祸，这个谜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处才揭开。作者除了批判现实这个层面以外，还有对小风子的精神分析。他为什么明明是个孤儿，却成天讲我爸怎么样，我妈怎么样，这就说明他内心里面有一种无法解脱的精神情节。对这种精神情节，我们只能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才能给他一个恰当的解释和分析。

上面我说了一些对崔玉松小说创作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不满意和不足的地方。她小说创作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缺乏对生活独到的发现、理解和领悟。怎么形成个性化的小说书写？怎么形成个性化的思想艺术特质？我觉得这是崔玉松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想鲁迅先生比当时的作家高明在什么地方？那就是鲁迅先生想得更深一点、更远一点，他往往是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展开他的思考。“五四”时期的作家们，他们大量地去写对传统包办婚姻的反抗与叛逆，最后总是自由恋爱会取得胜利。他们往往不考虑这段爱情和婚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而鲁迅先生却并非如此，比如，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伤逝》，小说一开始就是子君和涓生自由恋爱成功后的结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因为思想的分歧而造成了一种情感和生命的悲剧。这就充分表明，鲁迅先生在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上，比同时代的作家要走得更远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崔玉松应该加强自己思想能力认识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怎样来取得更好的突破，怎样来对生活形成自己独到的发现、理解和判断，这一点特别重要。

好，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潘灵评王莉：一个快速成长的小说新秀

王莉是曲靖文坛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女作家，几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仅是珠源文学社的一名普通社员，作品也写得很幼稚，看不出在小说方面有什么潜力。但她对文学有热情，对写作近乎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她喜欢问这问那，而提出的文学问题，也往往是幼稚的。可以说，王莉在我印象里，和大多的文学爱好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甚至以为，她对文学的那份天真，是因为受她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要做好一个小学教师，没点天真和好奇是不行的。我有一段时间，常被曲靖市作协请来做文学辅导，王莉每次都会跟她的嬢嬢——会泽的另一位散文女作家付鲳惠从会泽远道赶来，认真听课，照样问这问那。但渐渐地，我发现她问的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不再像开初那样“泛”，有了针对性，有些提问，还真是问题。

再后来，王莉给我投稿。刚开始投给我的稿，写得也很幼稚，说是小说，其实一点小说的门道也没摸着。她要我对她的小说提意见，因为意见太多，我没提，我只说要少写多读。她就问我读什么，我就告诉她读谁谁谁。她还真读了，跟我说她的读后感。虽是三言两语，但我还是发现，她把那些谁谁谁的小说，还真读进去了。可以说，阅读快速增强了她的文学理解力。她再提起笔来的时候，她已经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朝着一个小说作者转变了。

正是看到了这个转变，我们《边疆文学》才在2020年第三期推出了她的小说处女作《天女散花》。我作为一个省级文学期刊的负责人，预感到一个云南小说新秀即将粉墨登场。我发现，她的小说语言开始及物，有了质感，而且干净利落。她的小说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既苍白又模糊，变得清晰生动了。那个叫秃手的小人物，那个乡村火炮手，生活的困惑与生活的无力跃然纸上，被我记住了。王莉的叙述，有种音乐似的节奏感，洗练的语言，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王莉写小说的才华，开始把她作为云南青年女作家的新秀进行。

接着我读了她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有雪落下的黄昏》，写一个寻找被拐孩子的故事。说实话，这篇小说的完成度不比《天女散花》差，但故事的编织能力上却显得既惯性又无力，小说确实像标题一样，有一种诗意的氛围，被拐孩子的父母的复杂心理描写也很到位，但故事的惯性，说服力，情感逻辑是有问题的，我提出了我的修改意见，王莉说她无法按我的修改意见完成，于是，我毙掉了这篇小说。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说服王莉，她不修改是她的固执，而不发表那是我的固执。我承认王莉的语言天赋，但我相信我的眼力，她在结构故事上还不老道，还很青涩，缺少迂回和反转能力。

今年六期的编前会，编辑部的编辑，小说家、诗人段爱松，把王莉的短篇小说《我来过》推给我，说这小说语言轻盈简炼，内容上表现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无奈比较深入。我审读后，认可了爱松的意见。我发现王莉的小说在快速进步，她开始在小说的故事上着力，对人性的挖掘不再停止于表层，开始有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倾向。于是，我在今年六期签发了该小说。

因为这次活动，王莉把她的又一个短篇小说《踏花行》给我，说已投《广西文学》，但无音信。我读了这个小说，确实有一份欣喜。王莉的小说语言显得更轻捷，更干净，更有力量感了。“泰勒丝仰望星空，是在研究天气；张老师常年弓着身子，低着头，是怕踩死蚂蚁。”这样的小说语言简单，直接，同样还有“我们一下觉得编花篮不好玩了，跳绳也土得掉渣。一刮旋窝风，黄灰便打着卷儿上升；风向一变，忽的又向我们扑来，我们吐着满嘴咯吱叫的沙子，想象着莫明明他们在城市水晶宫般美丽的校园里，玩着魔力变身游戏，羡慕得不行。”我将这跟《我来过》里的语言“朝阳挣扎着，站上昆明双塔之一的塔尖，露着顽童似的脸”对比，发现王莉的小说语言，已经从“做”和“作”，转而向朴素自然迈进了。

市县一级的基层作家，在小说写作中，大都存在语言的短板。而王莉，却把小说的语言变成了自己的优势，这是难能可贵的。但王莉跟其他几个曲靖女作家比，还存在小说结构能力薄弱，缺乏故事的推动力和一波三折的能力。王莉的小说在处理人性的复杂性，对世道人心，对生活的经验和人物的遭遇，和女性的自我认知诸多方面，还存在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对世间的不幸，残缺，生死，良知与希望的意义的阐释还不够深入深刻。我真诚希望王莉能够正视自己小说创作中的优缺点，发挥长处，弥补短板，成为一个既有鲜明辨识度又兼具成熟度的女作家。

王单单评雷焕春：惊雷过处，焕然一春

对于诗歌来说，云南是雄性的高原。云南现代诗歌阴衰阳胜的生态局面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这个时候，曲靖能在全省范围内率先为本区的女性作者专门召开一个研讨会，我觉得这对曲靖文学乃至云南文学来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次活动分给我看的诗稿是来自曲靖诗人雷焕春的作品。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位写作技巧日趋成熟，诗歌面孔正从云雾弥漫的语言中逐渐显山露水的诗人。很明显，诗歌是她生活的“法外之地”，是她在心灵深处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乌有之乡，在这儿，她冲破身体上的栅栏，解开精神上的枷锁，天马行空，大胆而又放肆地想象，真沉而又执着地叙述，时而柔情似水，时而侠肝义胆，诗歌修复或者弥补了女性对于爱情、亲情等在现实中的磨损与缺憾，从而满足了她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与追求。她在诗歌《潜伏》中写道，“如果深情，我就长期潜伏于他的内心”“我藏在他血性的城堡里/独立掌管一片江湖”，尤其“在他的唇齿间，我是炙热里的一片雪花”，将女性在爱情中的细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读雷焕春的《潜伏》《布一场落雪》《为你下厨》《以垂钓之名》《无字情书》等这些诗歌的时候，总感觉有个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语言中呼之欲出，我相信现实中的雷焕春一定不是这样的人，活得也不可能如此奔放与洒脱，这让我想起评论家谢有顺在讲小说的时候说到的，“小说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多”，其实，小说如此，诗歌也同然。

雷焕春的诗歌，更多地触及到了爱情的母题，女性作者天生的细腻和敏感，让她们在写作“爱情”的时候，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认知。除此之外，在《父母》《命运》《母亲》《隔辈亲》《现实》等以亲情或现实为题材的诗歌中，雷焕春对于人的生存际遇的思考，也能从中看到她处理诗歌与现实的能力。雷焕春的诗歌想象跳脱，意象之间的修饰与组合时常有着出其不意的糅合与呈现。她的诗歌在整个云南女性诗歌中有着较为独特的叙述腔调和语言个性。读了雷焕春数十首诗歌，我最喜欢的是《阳光照进窗台》：

小雪过后，木棉树静止

南天竹躲过寒冷的劫难

我的小狗欢欢，用完了一生的好运

丧命于三轮车的刹车失灵

黑猫们灵活地在葡萄架上跳跃

午后的阳光照进窗台

纸面的字，活了起来

天空飘着雪花

玻璃窗爬满水珠

我给它们写了“时间”两个字

它们就哭了起来

这首诗歌从生活的细节入手，通过午后的“阳光”这个意象，让之前铺垫的木棉、南天竹、小狗、黑猫等意象全部被激活，而最后那个“时间”，进一步将本诗的诗性空间扩展到最大，也为本诗积攒起了最为动人心魄的力量。读后罢卷，回味无穷。

鉴于云南女性诗歌目前的写作状况，我本怀着最大的善意，以鼓励为主，但是因为我的编辑身份和自我写作与生俱来的偏执与挑剔，我还是想以一个诗歌同行的身份对雷焕春的诗歌说几点不足：

一是叙述与抒情方式稍显单一，从而导致语言或修辞的自我重复。比如：《阳光照进窗台》和《睁眼瞎》两首诗歌的最后两行出现重复现象，都是“我给它们写了“时间”两个字/它们就哭了起来”。诗歌《隔辈亲》和《围城》这两首诗歌的结尾都用了句式一样的排比句等等。

二是某些词语稍显生硬、突兀或过于激烈，破坏了诗歌内部的平衡与和谐。如“杀光所有好的和坏的细胞”（《癌症中心三号住院楼》）中的“杀光”；“一刀比一刀狠/把风起的寒冷剁碎喂鱼/把喧嚣贪欲砍断燃烧/升火，浓烟滚滚”(《渔夫和渔》)中的动词“剁碎”和“砍断”；“防虫防蚊，不防你”（《惊蛰》）等等。

三是叙述不够简洁。比如《父母》《为你下厨》等诗歌，叙述太满，没有留白，语言的弹性和张力不够，从而使诗性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最后衷心祝福雷焕春的写作能够像她的名字一样：惊雷过处，焕然一春。

孔莲莲评方雁离：渐入佳境的创作

方雁离目前有三篇小说相对成熟，都发表在国内核心的文学期刊，说明这个作家成长很快，渐入创作佳境。

第一篇小说叫《你在我身边》，写的是一个少女的恋父情结。这个作品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也是写一个少女的恋父情结。二人在不同时空中表现女儿与父亲的不伦之恋，张爱玲是清醒的、冷静的，甚至是犀利的，而方雁离写得却是热烈、感伤、怀旧，因为《你在我身边》人物生活空间是昆明，而多次提到滇池，可以这么说，这个作品“参与建构了昆明的文化想象”。

第二篇《野马桑》，写的是一个女鬼因为不能忘却生前的遭际，在阴阳之间徘徊，最后释怀的故事。小说展现出方雁离的非凡的想象力，特别小说上半部分是对“她”在阴间“忘川里”的表现，意象不但诡谲奇幻，对“她”的心理表现也是颇有层次感。而第二部分写“她”到阳间，则往往于只言片语的回忆中，塑造出奶奶、母亲、儿童等人的个性特征，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概括力。亡灵叙事的难度在于既要有高度的想象，又要有现实逻辑性，在这一点上，方雁离的小说完成度较好。

第三篇方雁离小说《嘉泽丽的夏天》，题材是一个女警察实习生在劳改农场的实习经历，仿佛是作者回忆了一段青春时光，带着青春的忧伤、困惑与迷茫，又因为发觉一些劳改农场的秘密，又有着对人生“真相”和“假意”的思索。夏天似乎和青春是一个同构体一样，很多作家写青春的时候，都写夏天，比如早在1980年，张抗抗就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夏》，也是写大学生的生活，塑造了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个性女孩岑朗，小说的最后有这么一段：

“她忽然仰起脖子，急切地打断我。‘不要说，真的不要说，什么也别说……到秋天，自然会结果……而夏天，夏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切都欣欣向荣……还是让它自由生长，让它生长吧！’

在表现青春的热度和成长主题来说，这两个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体来说，方雁离的小说在曲靖乃至在云南女性文学界有较高的辨识度：

首先，方雁离的小说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她的创作带着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气息，这一创作风格，有点九十年代女性主义作家的味道，比如云南的女作家海男。丰富的想象，激荡的情感，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对人性中的非理性的表现，这些，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有着极大的不同。

其次，方雁离对女性人物心理的表现是很见力度的。方雁离的小说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内视角的方式进行创作，实际上接近第一人称，这种叙事特点比较倾向表现人物心理。而实际上，方雁离很善于表现女主人公在面对现实处境时，激荡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人物心理的表现是有层次和节奏感的。她们敏感、躁动，还带着强烈的孤独意识，表现出女性在现实中“意难平”的精神状态。方雁离的创作经常以身体为感知世界的方式，带着女性特有的直觉敏锐度。

最后，方雁离的小说试图在现代人的“疼痛”中寻找一种超越性。何为超越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超越性就是能够超越于她的小说故事情景之外，有一个较为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确认，或者，在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寻和确认的理性精神。具有普适性的文学，一定需要这种超越精神。在方雁离的作品中，能看到她对人生、对人性的一种终极叩问和哲学思考，这使得她的作品和人物并没有被感性和情绪吞没，而保持住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平衡力度。如《嘉丽泽的夏天》有这么一段话：

“她听到天空静寂的回响，亦听到海水温厚的波涛——“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像放电影一样，她想起刚入警校集训结束的那天，她们在阅兵式之前，和此刻一样的举起右拳对着国徽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警官……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那时候，她十七岁，精神发烧，情绪震颤，好像在那样的一个瞬间，完成了父辈的期望，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她还记得，当她的眼中噙满泪水，她突然担心，别的同学如果看到了会不会笑话她？她偷偷瞄了站在她左边的丁芳，丁芳神情肃穆，泪光涌动，好像整个人都闪着光。

她那时还未能真正理解，这些在庸常之中的范式，这些别人眼中的陈词滥调，像佛堂上空久久回旋的经文和祷词一样，它们为什么能从脚下站立的土地开始，往上——双腿、小腹、胸腔、骨头，掀起层层波澜，越过心灵穿过头发，到达云层，在更广阔的无法形容和描绘的天地汹涌回旋？它们为什么可以平复虚无，不安和恐惧？

在我看来，这种超越性的思考和探寻，是极为可贵的，她可能让方雁离的小说创作之路不仅仅依靠才华，而是因为更为深厚的创作动力而走得开阔和从容。

李朝德评宁红瑛：世界背后的世界

当下，无论是散文写作者还是散文阅读者都是焦虑和迷茫的。

一方面，自媒体的兴盛，让写作和发表变得极为便利，人人都是写手，捏着个手机，相当于自己办了份杂志，从创作、编辑到发表，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自媒体时代，写作门槛降低，几乎人人都可以发表作品。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样式，闲暇之余，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对社会现象看法、个人情感的表露，甚至旅游、美食、日志、家庭或者生活琐事都可以记录、创作并发表，这些媒体上信手而写的文字从大的范围也可以笼统归为散文。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创作数量巨大，以致于每次征文或者评奖，散文这一文体都占所有文体的一半左右。表面上看，散文创作似乎已经进入了兴盛繁荣。

但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一方面，散文写作这种低门槛写作，往往使作家麻痹大意，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平庸空洞乏味的作品泛滥，读者很难见到让人记忆深刻而又对内心有强大冲击力的作品。

所以，这种焦虑和迷茫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蔓延，其伤害是双重双向的。当表面的繁华与深度贫乏并列行进,形成写作者、读者相互隔离封闭，进入一种“内卷”模式，其创作数量虽然巨大但却无法掩盖同质化带来的灾难，其结果是散文写作者无所适从，读者流失，好作品被大量平庸作品覆盖。

阅读宁红瑛的作品会让我们得到一些收获与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我们散文写作中的焦虑和迷茫。她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看见世界背后的世界、生活背后的生活，人生背后的人生。

她的散文主要有三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在自然中的发现和行走中的感悟，比如《在拉姆拉措》《在大昭寺》《行走于雪山佛国尼泊尔》《在通向乞力马扎罗的路上》《那一夜，我登上了乞力马扎罗雪山》等。

这类写自然山川散文很多，看似简单，实则很有难度，最大的问题是一不小心就滑入自然风景的描绘，个人行走中的感想，变为同质化严重的游记类散文。

游记类散文从本身说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体验，没有独特的生命发现，大家是没有多少兴趣阅读的，道理很简单：如果用文字记录风景，再精妙的描绘也没有高清照相机来得实在；感受没有新奇的发现和独特的感悟，很难被读者代入自己内心的情感节奏。

宁红瑛的行走和感悟，平地起惊雷，带来了新的气象。

她这类散文切入点通常都很小，但其发现和思考的程度则令人惊讶，往往蕴含着对人生、对生命、对宇宙万物的独特发现和思考。看她的作品，我总是想起两个女性作家的作品，三毛与张晓风。宁红瑛的散文没有刻意的粉饰，随意而散淡，但却在不经意中有独到的发现，情感中也是柔韧中透着刚毅和不屈。

《在拉姆拉错》写一路藏羚羊隐于低矮灌木，牦牛静卧于草地，朝拜者起起落落跪伏于山间，写一对母子朝拜者，通过孩子写对自然、对人生、对生死的感悟“我家在白云那边，我们藏人死了也要到白云那边去……佛很大，有很多化身，鸟，风，太阳，冰雪，山，雅鲁藏布江，它们都是佛，歌声也是佛，人也是，您帮助别人的时候，您就是佛。我也激动地说“我母亲信佛，我们家有一个大大的佛堂。”小男孩摇了摇手“你们汉人信佛是为自己，前途、财富、健康、儿女，你们求佛是想要得到东西。”我们常常以朝圣的名义向佛索要，以为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就具备了求佛的资格。这些文字非常有穿透力和洞察力。

而《那一夜，我登上了乞力马扎罗雪山》却写得惊心动魄，作者向着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雪山冲顶的过程“对于登山者来说，除了生死，其他都只是擦伤。”当历经生死终于冲顶成功，那一刻生命也得到顿悟和深华。这些文字非常优美而有哲思，登上山顶“我是来赶赴上苍精心安排的一场奢华盛宴么？雪山之盛，之美，之静，仿佛不存在于这个星球有人类烟火的地方，柔软得让人心碎，洁净得让人羞怯。”

“琴声从远处传来，木鱼声从高空飘来，诵经声叩拜声此起彼伏，马啸、鹿鸣、婴儿的啼哭。惊喜！惊奇！惊魂未定的迷乱，迷乱得让人手足无措，不知该歌该舞，该叫该哭，还是该回归到柔软的寂静中去。感觉自己就要飞起来，有一种来自天地宇宙的怡然、释然，想跪拜、想坐化，想哭……想静静仰躺于天地之间。我只是越过了一座雪山，一座丰碑，一场灾难，人生途中无数道坎中的一道。在通向乞力马扎罗雪山路上，从鲜花烂漫到绿树成荫，从秋风萧索到皑皑白雪，这是我半世的缩影。”

《在大昭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这篇文章作者写几次到拉萨在大昭寺的不同见闻和感受。第一次在去拉萨在八廓街，在一幢两层小楼我信手翻阅着不知被多少人曾经抚摸过的《仓央嘉措诗歌》手抄本，“感受来自诗歌遥远而真切的忧伤和欢喜。书页的很多地方已经磨损，破损处有人细心用针线缝补过。字体娟秀，飘逸，像出自一个绘画女孩的纤纤玉手。是字，更像画。”作者第一次亲眼目睹“虔诚跪拜的藏民，他们四肢溃烂，面额血红破裂，眼里却充溢着祥和而确凿的幸福之光。我能清晰看出他们叩拜在青石板上日积月累留下的痕迹，这些生生不息坚韧存在的东西，让我看到了众生的高度、思想、神话、光辉和雨露，它们令我还保有希望。”第二次再到拉萨，玛吉阿米成为了餐馆，排队等餐时我问及那本诗集，“服务生一脸茫然，那本诗集不在了，我没有回去的必要，我走了，没有再去大昭寺。”第三次到大昭寺，“一切可以用来赚钱的营生都以朝圣的名义在出租、出售……大昭寺门口一个喇嘛，席地而坐，面前放着一筐五色米。他一只手用苹果手机刷抖音，一只手正一勺一勺把米舀进香囊布袋。米粒在他右手上不听使唤地漏下很多，又还原到筐里。我弯腰去帮他，他误认为我要买香囊，说天晚了可以适当便宜一点。我没有说话，起身走了。”对大昭寺，作者是失望的，原因在于净土里有这么多噪音，噪音盖过了诵经的声音。应该说，这些文字就足够精美，也让读者感同身受。很多人的文章可能到此为止，但作者的认知高度和感悟深度却一直向前。文章中写了无意间走进了一间卖纪念品的铺子，女主人同意我们贸然搭伙，“我感慨着，为现在奶茶的勾兑添加，为玛吉阿米改成了餐馆，为朝拜者不是朝拜者……我将今天在八廓街和大昭寺门口看到的众生百相和他们说了。”“一忧一喜皆心火，一荣一枯皆眼尘。不必挂碍，放下。”扎西做了一个放下的手势，看着还是一脸遗憾的我，他笑着不再说什么，似乎又在酝酿着从哪儿说起。接下来，以扎西的故事化解心中的遗憾，扎西以他人生、情感、信念、生活、爱、快乐、幸福、情绪、生命中种种的寻常与无常，醒悟与进化，他解脱的智慧让我领受到“人生无常亦寻常，不管玛吉阿米成为餐馆还是藏诗阁，只是一种形式。得失在于心，大昭寺门口不管成为什么，都不影响向善之人的向佛之心。心中有莲花，处处是净土。告白时，扎西追出来送我一本手抄的《心经》。他意味深长地递给我：不动摇初心，修持自己的本心，带着微笑去爱，人间值得。”

另外一部分是写亲情友情的疼痛冷暖的散文如《母亲想要的那块紫色头巾》《我与父亲》《婆婆》《写在父亲七十岁生日》《我们的世界》《写在女儿生日这天》，这些文字，风格独特，字句间温情款款，这些文字兼有女作家龙应台和毕淑敏的特点，细腻温婉而又不乏见地。

在当下，写亲情的散文同质化严重。再写这类文章，最大的难度在一方面要写出自我，也就是独立而有别与其他人眼中的母亲、父亲、女儿、婆婆……另外一方面难度在于，独特之外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在你的文章中读者可以读出或者看见自己的母亲、父亲、女儿、婆婆的影子。这就需要打通二者之间秘密通道，让读者看见听见并在文字中想见和遇见。这需要对生活有足够的认知和超越的感悟能力。

宁红瑛这类散文可读性和完成度都非常出色，比如《婆婆》，开篇第一句话就抓住读者了“婆婆从数百里外的省城赶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是我和她儿子第一次起诉离婚，和她一起赶来的还有她们老家有头有脸的亲戚。婆婆那晚说了好多，她把一个母亲的心全都掏了出来：“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教育好，也怪我无用无能，这孩子怎么不学好啊！”婆婆捶打着他的儿子，婆婆捶打着自己。这篇文章具有多义性，层次丰富。有婆媳之间的温情，也有双方认识方面的冲突和误解。“几十年中，她或许也和我一样用尽菩提之心去引渡，去泅渡，祈求、哀鸣、悲痛、绝望，更多的时候是期待。我们都站在彼岸等花开。输了，她输了，我输了，我们都输了。婆婆可以牵着我的手去买菜，也可以牵着小娟的手去逛街，婆婆牵我手的前提是他儿子还牵着我的手。“亲爱的”和“我家小玉”都发自肺腑地说过，就像碍眼和怨恨都真实存在一样。”这样的文字读来质朴真实，对生活的阅读和透析能力让人叹服。

宁红瑛的另外一部分是贴地体察人间的温情与苍凉，这些文章，写自己也写别人。如《大山的守望者》《奎屯的阳光》《那个叫陈燕的支教大学生》《草木间的一段故事》。她写这些故事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写，而是以一个参与者和同行者的角度，要么以极大的悲悯俯瞰芸芸众生，要么禹禹而行体味人世的悲欢离合，看世间的烟火飘向远方的寺庙，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俗世的尘缘，了悟生命的卑微与伟大。

比如《大山的守望者》，写了一师一校的色米依小学。作者对于小学唯一的江老师一辈子在深山是敬佩的，甚至是同情的。但“江老师是大山和孩子们的，他没有想过要走出大山，离开孩子，但我从江老师眼里看出了孤单，那是长期与深山、石块、星月为伴，灵魂的孤独。并体悟到，孤独是一种高度，那里空无一人。”

《奎屯的阳光》写作者随大学生志愿团到新疆伊犁，一个叫奎屯的小学支教的故事，其他支教的是二十几岁的在校大学生，而自己是一个五十岁的在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轮休假干休假自费前去，她是去了结一个心愿，也是完成一个梦想，所以她说遇见奎屯，是上苍对我的垂怜，或者救赎，这篇文章读来让人动容与悲怆。

以前对于云南女性作家散文，印象是细腻有加，开阔不足。这次阅读宁红瑛的散文作品，让我重新有了新发现，首先是文字上并无精雕细琢的痕迹，也无女性的小情怀小伤感，文字大开大合，显得气象万千，甚至有些文字显得比较粗粝而有质地，比如《在拉姆拉错》文字间能感受到高原湖泊的寒冷清澈，在《那一夜，我登上了乞力马扎罗雪山》，文字间能感受到了来自雪峰顶上拐角处强劲的寒风。

一般来说，男性散文是向外的写作，而女性散文是向内的写作。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散文写作，思维都是最深刻的武器，这种难度体现为生活深度、思想高度和精神力度，无论是在思想的开掘上，文体的拓展上，表达的创新上，语言的提炼上，都要有更高的追求，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就像现在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奥运会，无论男选手还是女选手，都是追求更高、更远、更强。

一句话就是，散文就是散文，没有性别的区分，也没有地域和民族的区别，读者只关心阅读的感受和阅读的收获。宁红瑛的散文恰恰让我看到了作为女性写作者对女性散文标签的突破，文字对生活本身的准确捕捉，真切动人不落窠臼，追求深刻，防止浅薄，在自然的行走对生命本真的思索和回望。

但宁红瑛的散文也还有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在文体和表达方面还要再大胆再突破。

当下散文的与其他文体的界限很模糊，甚至已经突破。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散文借鉴了小说的手法，而有些小说则大篇幅用散文的笔法，而在散文中，很多语言则是诗化的语言。这些例子翻开杂志，比比皆是，同一篇文章，有些刊物当小说，有些刊物当散文。可以承认的是，散文这个文体不断地被打破，被超越，被反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写作的自由。

而宁红瑛的散文则有些太中规中矩，有些文章题材很好，却不能在文字中得到彻底释放；在表达方面，叙述的文字掩盖或者说是拖慢了文章的节奏。

散文写作受制于现时，囿于生活经验，有人担心散文最大的困境是写作题材和内容的枯竭，而我认为题材和内容是不会枯竭的。恰恰是生活本身的丰富导致了作家思维的惯性和惰性，只留恋或沉醉于生活表面的描摹，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散文越来越多。个人粗浅地认为，一篇文章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有效发现生活的背面和世界的背后，那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摆在散文写作者面前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表达，独特的思想，那么可以套用中国足球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中国散文家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不知道宁红瑛是否意识到这种紧迫感与写作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一个优秀的作家是需要这种压力与紧张感，这会让写作者迈入更高更远的节奏中，对生活本身的认识有足够的警惕，对流淌在笔下的文字也会有足够的敬畏和虔诚。

作为散文的写作者与阅读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谈这些看法，与同行者共勉前行！

蔡丽评杨荟：尖锐、深刻的现实性

我之前没有读过杨荟的诗歌，这次开读，很令我吃惊。我清楚她是个年轻的女诗人，但她的诗歌要么平凡质朴、要么凝重大气，很少有常见的青年女性诗人特征。一般女性诗人写诗，爱呀，情呀，自我呀，生活的情调等等，往往是写作的重心，诗人妙笔生花，情丝绵绵，对这些主题往往反复咏叹，徜徉不去。杨荟的诗歌恰恰“女人味”不足。女汉子吗，也不是。杨荟的诗歌隐隐具有一份“公共知识分子”担当的气质。证据有二：一她的诗歌对日常生活抒怀，用质朴二字形容最恰当了。她的诗歌情感平和，整体气氛宁静，散发出生活家常的、平实的温馨，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不会是一个城市的才女写的诗歌，她就应该是一个和大地贴得很紧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写的诗歌。她的诗歌表达的，恰恰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状态和情怀。如《问题》、《鹅卵石》。尤其是《鹅卵石》这首诗：

喜欢小的圆的

光滑的沉在水底的

经历的日子多

冲击多泥沙多浑水多

黑白多动荡多

如我

——终将被消磨

最后两句别要了，删了最好。因为喜欢后面一大串关于石头的，已经暗示人与对象物的意义的比附，消磨之意，已蕴其中，不必点明。不点明还有一个好处是，经历的日子多等多个多的铺排，带来的是语意的拓展，诗歌在意义和空间上的延伸，在节奏上的渐次舒缓，这构成了诗的歇止和绽放。诗的丰富性，境生象外由此打造，你最后收那么一句，恰恰是把诗歌关闭了，封死了。

由此荡开去说一个杨荟诗歌的问题，结尾，是杨荟诗歌的弱处。什么时候该收，如何有力地，提升性地收尾，如何在收尾处点亮整首诗歌，是杨荟在今后的诗歌追求中需要好好琢磨的。谁都知道，一首诗的结尾很重要，一个诗人的水平，才情怎样，看他如何收，就明白一二。

杨荟诗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是，她相当一部分诗歌是痛击现实，呼吁正义，揭露黑暗，反省自剖，张扬气节精神的。她的诗歌笼罩着凝重苍茫、沉痛悲怆的情感氛围。折射出源远流长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忧患意识，以及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理性反思批判精神。这构成一位虽是女性写作，却相当大气、骨气的诗歌品格。如《饭局》、《黑暗中的头颅》、《送礼》、《画鬼》等。

大方向没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高调”的写作，度的把控是致命的，需要非常非常慎重，一过即成虚伪。古人云“大悲无声”，言下之意即在克制。人在巨大悲痛面前反而是说不出来的，是无法用言语传递的。这既是自然的人性，也是写作的常识。合情合理就这意思。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传达“大悲”，就非常讲究。这还是情感抒发。比情感更加讲究“合度”的，是立场的表达，气节的张扬。气节，咱们得从屈大夫说起。屈原当年在江边准备跳水的时候，那是多么悲壮孤绝的时刻，然而当渔父问他干嘛不同流合污的时候，屈原却用“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来回答。屈原，是用一个生活的最为日常的行为，用最浅显的人生道理来解释他的生命选择。这就把屈原的高气节——把神性缓缓降落到日常人性了。

杨荟在这方面的处理有点失当。她恰恰是时不时地展示一种立场，而且是通过将某个对象高度隐喻、象征化，以贬低笔下的这个象征物来抬升自己。这种写作很要不得。将某个对象附着贬义，使其卑贱丑陋匍匐在地，另一方面阐发自己的立场，将自己抬升，神圣化，以表达自己的正义，清高，不同凡俗。这恰恰是一个特定时期我们二元对立、阶级斗争思维，创造高大全人物写作范式的遗留。这不好，杨荟要改变这个思维。坚守平凡质朴，表态的时候一定要合乎日常人性人情，拔高的时候往低走，含蓄走，甚至呈现而不渲染，点到即止，这是通常需要的姿态。一定要力避虚伪做作。这一类诗歌里，比如《画鬼》，就相对好一些。一方面，它是揭露人性，非常尖锐，另一方面，它比较含蓄，保留了诗歌内部的深沉圆融。

我最喜欢杨荟诗歌的是她的《父亲》。这首诗凝重大气中有飞扬跌宕，务实更务虚，颠覆了回忆祭奠父亲诗歌的传统模式，将父亲高度的虚化，父亲不再是个具体的人，不再具备具体的肉体和行为，父亲化为天地之气，笼罩在我的周遭。这就把我对父亲的记忆，父亲对我生命的价值影响，父亲在我心象遥远目光的那种虚拟态，生动感，那种浓度呈现了出来。从生活感知来，高度真实，却高度创新的诗歌表达。确实精彩。

杨荟还喜欢写人，作为一个观察者，写世间人物，尽人世沧桑。这个方向值得开掘。目前而言，杨荟的写作还是多方点染的，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确立自己的标志。那么，如果杨荟脚踏实地，将自己的目光落实于一方水土一方人，写作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族群特征，是好事。自己是一个“曲靖”作家，以看就是写这地，你就是文学语言建立、呈现的这个村的村长，公主、地主，这就够了。

段爱松评尹坚：题材多样性的探索努力

尹坚的是一位写作多年的曲靖本土女诗人，从其个人简介和这次分给我看的诗歌来看，她的诗歌创作量不小，在国内许多刊物发表过不少诗歌，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形成了自己一定的写作谱系和创作风格，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瓶颈。下面，我想就尹坚具有代表性的几组诗歌，分几点粗略谈一谈我的看法。

主题性与系统性

在尹坚多年的诗歌写作中，特别是在她最优秀的代表作中，已经自觉形成了创作上主题性和系统性，这一点，对于一个写作者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决定着一位写作者是否能够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深入和远行的关键所在。

比如她今年刊发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三组组诗《詹娘舍哨所》（包括《位置》《巡逻》《站岗》《背物资》《哨花高山大黄》《历任哨所长》等六首）、《在红其拉甫》（包括《五甫浪沟巡逻》《前哨班》《前哨班的午夜饭》《想家的时候》四首）、《钢铁哨卡神仙湾》（包括《哨所名片》《巡逻“英雄顶”》《新兵第一次上哨》《军嫂登上神仙湾》等四首）。

比如：六级以上的大风/一刮就是三百天/在风吼雪舞的詹娘舍/站岗都与众不同/为防止被狂风卷下山崖/每班岗的哨兵腰系背包绳/被拴在栏杆上六个小时（《站岗》）。

又比如：这条往返一趟全程一百零四公里/至少需要四天的巡逻线/山势陡峭 怪石嶙峋 道路险峻/需翻越八座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达阪/八十四次蹚过刺骨的冰河/是全军唯一一条只能骑牦牛执勤的巡逻路线（《五甫浪沟巡逻》）。

再比如：为了看看丈夫燕桂宾战斗的地方/湖南常德的军嫂谭燕子/策划了一个多月/准备跨越大半个中国/到新疆喀喇昆仑高原的神仙湾/汽车 火车 飞机/飞机 火车 汽车/要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坐六趟/穿越上千公里的风雪路（《军嫂登上神仙湾》）。

这些诗句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写边防军人，用近乎直白的细腻笔触，真实再现了新时代边防军人不畏艰险，守家卫国的担当和使命。

题材多样性的探索努力

在尹坚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过程中，还有着一些比较可贵的对写作题材多样性探索风格的追求和努力，这点，也是一位成熟诗人必须经历的写作历程和积淀。

比如写云南少数民族的《在云南之南》《阿瓦山》《澜沧拉祜族》；写故乡的《珠江源》《海峰湿地》《七彩峡谷》《想象天坑》《万寿菊》；写亲情的《大营乡医院》《母亲的喊声》《童年的旧时光》《老房子》，等等。

我如一个疲惫的旅人/在灵魂不曾到过的某个地方/和那个放牛的少年/轻轻交谈（《在云南之南》）。

一丝风吹过/把我们的头发/撩起/我们却轻轻地呼吸/生怕打破这里的宁静（《海峰湿地》）。

大院里/有母亲种下的一丛玫瑰/夏天的时候/总是繁花朵朵/母亲常用花瓣做成玫瑰糖/直到现在/还唇齿留香（《大营乡医院》）

这些诗句不但涉猎广泛，而且充满温情，叙述语感直白真切，于诗人的成长中，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和人生体验与感悟，读来令人唏嘘。题材多样性的探索努力，体现了尹坚作为一名写作者孜孜以求的坚持态度。作为诗歌写作者，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有时候，不是看你现在写的怎么样，而是要看这之后，你是否还能一直在写。多年来，尹坚一直在写，难能可贵。

女性视觉的独特呈现

在尹坚诗歌里，总是伴随着一种来自女性视觉的细腻观察和独特呈现，特别是在近期作品中，这一点尤为突出。

比如：我感觉他喜欢我/那两头柚木小象/憨态可掬/我甚至从它们身上/看到了整个热带雨林（《柚木小象》）；有时/不为任何事/就是想到这座清新的寺院/听听诵经/在大殿外面/在走廊边坐下/听不懂诵些什么/也不知为谁所诵/就只是想静静地听一听；我要将这些小情绪/放进看不见的暗格里/让足够亮的光芒/照亮漫漫路上的黑暗（《一个人的行走》）。

这些句子轻盈、柔软、亲切、温和，伴有一定的音乐律动感，独具女性的视觉和感受。

问题和瓶颈

虽然作为一位多年致力于诗歌写作的女性诗人，尹坚在诗歌中力图想把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融入到诗歌的创新中，但尹坚的诗歌写作，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就是诗歌的现代性不足，或者说现代性的表达缺乏，没有新意。尹坚诗歌更多还停留在传统抒情的套路，过于泛抒情化，容易造成诗歌的空洞，并且很多地方写的太满，跳跃和留白不够，削弱了诗歌要表达的力度。

其次，诗歌重复性的地方较多，不仅是写作技法上的重复，更重要的是抒情的重复，这就造成诗歌写作的单薄和单一，作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其中如何探寻更为立体或者说是更为复调的写作，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再次，诗歌的写作视野相对狭窄，虽然尹坚诗歌的题材较为丰富，但起点和落脚点几乎都还局限于自我的狭小观察视野，没能把视角放在历史的纵深与现实的广阔上，这就容易造成诗歌写作的逼仄感，同时也会让诗歌写作的气场变得越来越小，诗歌作为语言“通灵术”的特殊力量就无法彻底释放，诗歌这种文体的优势也就无法充分得到展示。

当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和可能，每一位坚持写作者，可以说，都参与和见证了这个历程。尹坚的诗歌，可以改善的空间还比较大，如果她能够继续坚持写作，扬长避短，仔细梳理自身诗歌存在的这些问题，假以时日，我们还是可能会看到尹坚更为成熟更为优秀的作品。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唐诗奇评叶浅韵：立人、立世、立文

《生生之门》以其女性生育史诗的力度与深度，为叶浅韵获得诸多荣誉，但她没有把性别当做武器，扛起女性主义的大旗，而是把目光投放在家乡广阔的乡土大地上，创作出一系列以故乡为起点、以“生生”为主题的散文。“生生”系列散文由《生生之门》《生生之木》《生生之火》《生生之土》《生生之金》《生生之水》六部作品组成，在“生生之谓易”的统领下，叶浅韵选取了“金木水火土”这五种意象来搭建框架，显然在创作上是有整体观的，能看出她创作系列散文的野心。叶浅韵把抽象的五行具象化为经验世界中的经历与感悟，以熟悉的四平村的风俗民情、历史典故、童年记忆、所见所闻为血肉，写出对人生世相的思考。至此，“生生”系列散文搭建起一个属于叶浅韵的文学坐标，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向其立人、立世、立文的重要窗口。

一、精神诗性：苦难的审视与超越

叶浅韵是一个善于书写苦难的作家。《生生之门》中几代女性的苦难生育史，《生生之水》中因水源匮乏而导致吃水困难、取水恐惧的艰苦往事，《生生之火》中火灾带来的残缺、毁灭与死亡，《生生之土》中物质匮乏时代的饥饿记忆，《生生之金》中金钱代表的物欲对人的精神带来的巨大创伤，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叶浅韵以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捕捉，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垂询与关照，对生死、人性、苦难等命题的尖锐触及与突围，为散文注入一种深度的精神诗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叶浅韵写苦难并非简单的呈现，也无意渲染绝由此带来的痛苦和绝望，而是在于通过书写实现对自身存在境遇的审视与超越。王尧曾在《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中写道，散文可以回到历史、回到乡土、回到童年, 但是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后看, 都应当是精神的重建而不是精神的消费。叶浅韵的散文即是“精神重建的散文”，她写苦难，更写与命运抗争的勤劳与坚韧，写人性，更写包容万物的善与爱。就像在《生生之火》中，人们在火灾中失去健康、失去亲人、失去房屋，但过后依然要把一个烧得旺旺的炉火放在堂屋中间，用这拢火来煮些糖水鸡蛋，以此告别苦难，开启对新生活的甜蜜向往。她的散文有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韧性和倔强，遵循着最朴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苦难也写得热气腾腾，始终洋溢着宽广而温暖的人性关怀，常常让我想起史铁生所说，“人的力量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的背景上作乐观的奋斗”，让人获得超越苦难的力量。这也是叶浅韵散文的精神价值所在。

二、故乡：真诚的乡土写作者

“四平村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生尽的骨头，长尽的皮肉。”（《生生之水》）故乡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天然起点，“生生”系列散文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四平村这一精神原乡的确立。当我们把叶浅韵放置于乡土写作的谱系中来看，会发现叶浅韵的独特性。孔莲莲曾经说，“叶浅韵从来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考者，她是一个形而下的感受者”，我觉得非常准确。她的写作不是知识性、哲学性的写作，而是经验性、感受性的写作，这决定了她散文中对乡土世界的基本立场。

在大部分乡土写作中，城乡往往被二元对立起来，以乡村生活的和谐与自由对照城市生活的孤独与隔膜。贾平凹曾在《秦腔》后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也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真的要消失吗？”显然，这种“消失”的忧虑在叶浅韵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生活用最朴素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当四平村毁于一场大火，她并没有把灾难看作乡土世界的消失或失落，她担心的是父老乡亲们在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房屋之后日子该怎么过。前者关乎文明，后者关乎个体。当看到与城里房子并无二致的新房建成，家家户户都引入了自来水和太阳能，当“四平村像是变成了另一个四平村”，作者写道，“我心中一片欢喜”，并“再一次幸福地对艰苦的岁月充满深深的感恩，它让勤劳坚实地种植在四平村人的身体里”。

归根结底，这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是源于写作立场的不同。韩少功、贾平凹们的乡土写作始终体现的是知识分子视角，他们归隐农村是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挤压，寻找一个精神世界的理想乌托邦。他们默认民间的苦难生活，轻视人性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本能，这与农民的真实心理和需求是有隔膜的，而这样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叶浅韵的这种“心中一片欢喜”几乎是异类，却又显得如此真实、真情、真挚。叶浅韵没有把自己当做城市的“归来者”，对乡村苦难生活的深切记忆让她始终对乡亲父老怀有强烈的同理心，自始至终以“在场者”的姿态，的是乡亲父老实实在在的生活，她的点自始至终都在人本身，而这个人恰是他人而非自我。这种紧贴着大地与人心的真诚让我看到乡土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朝气勃勃的、包罗万象的乡土世界正在生成。

三、回到文本：激活叙事与语言

在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习惯性地滑入某种思想性的分析，而忽视文本最直观最本质的艺术风格的呈现。事实上，我认为叶浅韵作为作家的智慧更多时候表现在艺术感染力上，叙事和语言无疑是她最得力的两把利器。

叶浅韵的散文长于叙事。她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这种叙事性时常会模糊文体的边界。也许叶浅韵对这种“跨文体”的探索是不自觉的，只是受她极强的艺术感受力的驱使，自然地把戏剧结构、小说技巧、意识流等写法融入散文中，为文本增加了新的可能性。《生生之门》开篇从二伯母的生产场景入手，焦灼的氛围营造、细腻的场景描述、鲜活的人物群像、极具个性的对话、跌宕的接生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完全也可以是一个小说的开头。在《生生之水》中，作者显然对村长探索石洞的场景与心理描写进行了某种想象，打破了散文“非虚构”的边界——“火光所能到达的地方是有限的，而他却不知道离水源点还有多少距离。他掏出口袋里的一块小石头，‘啪’的一声，没有水的声音，他感觉到另一种恐惧，万一这是哪路鬼魂神仙在戏弄人的把戏，这可是自寻死路的做法呀。他又燃起了另一个火把，绳子晃悠悠地把他摆弄到石洞壁上，火光照见一些潮湿，照见不见天日的岩洞壁，照见急忙躲闪的小生物，照见姿态各异的石钟乳。往下，再往下，还是照不见水源点。绳子短了，无法着底。他对着洞口大叫了声：‘拉我上来。’” 这样的例子很多，动辄上万字的散文篇幅给予她充足的实践空间，这种“跨文体”的尝试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和丰富性，显示出叶浅韵对散文文体的某种探索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最终的问题是语言问题。真诚率真、灵动自然、雅俗浑然的语言是叶浅韵散文的另一大艺术特色。读过叶浅韵的散文，相信都会被她的语言吸引。真诚率真源于人格魅力，灵动自然源于艺术修养，雅俗浑然则是来自故乡丰富独特的民俗文化源源不断的滋养，激发出语言新鲜活泼的意趣。比如，《生生之土》开篇第一句写道，“我奶奶说，女儿是菜籽命，种在肥地她就肥，种在瘦地她就瘦。”以此显示出土地与人的关联，真是一个很妙的开头。再如——

“这时候，我奶奶爱说那一句老掉牙的话：苦荞粑粑才动边！村子里的人都会这么说。她们用这句话来比喻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口下去，才动了个边边角角，辛苦的日子还早着呢。”（《生生之门》）

“生了儿子，二伯母在这个家的地位明显高出了一篾片，对，一篾片，这是我母亲在挑水歇气的时候跟人说的。村子里的竹子常常成为她们比喻什么东西时候的参照物，比如说，太阳升起一竹竿了，打核桃就打了几竹竿，小菜出了篾片高了什么的。竹子已成为一种言语上的秩序，就连对生育稠密的女人们，她们也会说，就像春天出笋，一个赶着一个。”（《生生之门》）

叶浅韵善于从故乡民俗中汲取灵感，重新发现和激活语言的活力，在对我们熟视无睹的词语进行“伤害”与“治疗”（于坚语）的过程中达到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种对语言的感受力、把控力与塑造力，是叶浅韵作为一个优秀散文家的最扎实的功底，常常给我带来阅读的惊喜。

可以说，“生生”系列散文代表着叶浅韵一个时期的创作高度，是她多年文学创作的结晶，也是她立人、立世、立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生”系列散文不久后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集结出版，面对辛勤笔耕取得的累累硕果，叶浅韵回望来路，却开始静心沉思，试图探索自身新的散文写作的可能。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高度写作自觉，由衷期待叶浅韵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朱彩梅评舒琼：在故乡消失的时代构建心灵的家园

伴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快，世界原有的丰富性、差异性正在日渐消失，人类的故乡被无情摧毁，与此同时，另一种多元文化碰撞、融合而生发的新的生存空间新的文化场域，以及人与人、人与世界新的连接方式也正在形成。生活于这样急速变化的当下，人难免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痛。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下，阅读云南曲靖诗人舒琼的作品，才愈发感觉到她带给人难得的心灵疗愈。

舒琼的诗语言质朴、干净，节奏悠缓，语调沉静，她不是那种广场式的写作，也不是密室细语，或可称之为“坝子写作”。从地域性的角度看，其诗流露出对自然的敬畏与依恋，传递出云南边地文化的原始、自在与神性。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在云南的人常年散居或聚集于山间平缓的村落，城市也是基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个“坝子”慢慢发展起来，这样的“坝子”既便于人们生活，又使人保持着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云南又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共生共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典范之地，居民与邻里、与天地、与自然情同手足、相互依偎，这种朴素、独特的生存智慧、生态伦理，使人们悠然自在、其乐融融。在舒琼的诗里，与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之痛相比，自然之物显得亲切、喜气、可爱，诗人与蓝天、阳光、清风、樱桃树、摇晃的花枝亲密相依。如“风从我们中间，吹过樱桃林/樱桃熟了，有一颗落在了你的发上”（《风吹过樱桃林》）；“傍晚。一个人安静地在山中行走/遇到横穿山路的小松鼠，就驻足/遇到枝头跳跃的鸟鸣，就侧耳/遇到在低处盛开的植物，就俯身/迎面走来的风轻轻拥抱了我/万物美好，我们都在其中”（《赖石山中》）；还有“月亮从漫山的芒草中升起/山路旁，苍耳、艾蒿、车前草/沾满了霜色的清辉/在这些朴素的本草药方里/我行走自如，所有的隐疾不治而愈”（《我和月亮，与人间格格不入》）。自然天地草木之灵气，仿佛带给诗人身心的疗愈，激活诗人的修复力，“所有的隐疾不治而愈”。诗人笔下的世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花、鸟、树木、远山、寨子……没有高低贵贱，不分亲疏远近，万物有灵，万物感通，自由自在，各得其所。这样的世界美好、自足，“一辆小货车拉着一尊观音/慈眉善目，在人间穿行自如/然后，下落不明”（《观音洞》），菩萨在某一瞬间显现，观音在人间穿行自如，凡俗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神性。

自然、宇宙自有其内在的秩序，人与万物同处于大地，人并不高于万物。“碗口大的山茶花里，我看见/一只小小的蚂蚁在修行”（《感通寺》）；“窗只不过开了一半/风一吹，微小的事物就轻轻颤抖”（《我们也是微小的》）；“在尘世，所有的人都踉踉跄跄地走着/无论哪一阵风吹过来，万物便向大地倒伏/尘归尘，土归土/‘尘土是唯一的秘密’，而我们/也终将回到尘土/成为一个持有秘密的人/”（《我们都将成为持有秘密的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在全球疫情困境里，在天灾人祸频发的当下，在亘古不变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中，或许正是对自然的敬畏和依恋，使得诗人始终保持着内心的虔诚与谦卑，更深切地体会到人类的渺小、个体生命的短暂。芸芸众生，来的来，去的去，最终亦是尘归尘、土归土。

从当代性的角度看，舒琼的诗传达出对当下生存困境的敏锐觉知和心灵阵痛，激发读者审视自身及同时代人的生命境遇。身处全球化浪潮中，城市化发展迅速，高楼大厦能满足城市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居住之需，却未必能给人以天井庭院那种天地人相通的自在、踏实。人们住在装着坚固防盗门、防盗窗的高大楼房里，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生活，也得承受置身都市那种挤压感、渺茫感，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完全消失了，这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感受，是人对非自然的密集城市封闭空间的本能反应。行走在车水马龙间，“就这样，被阻隔在时间的这一面/一路紧赶慢赶，还是差了一步/十字路口，我收回迈出的脚/站在一棵香樟树下/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来/树荫里的我，终于/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人”（《十字路口》），诗人敏感地觉知到当下生存状态对人类心灵的隐形伤害，对人与自然的强硬分离，对“天人合一”整体感的破坏，以至于，《黑暗才是最安全的》：“我所有的器官都已/渐渐衰老，漏洞百出/甚至，连那么小的眼泪/都无处安放，我只能抱紧它/藏于深深的黑暗中，如此/才是最安全的——”这些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茫然无措感、时空错位感和被割裂为碎片的生命疼痛感。

世界日新月异，当代人普遍的生存现状是，流离失所。即使生活在老家，故乡也已不再是故乡，更何况背井离乡者。“转身下山/我又返回了灯火明亮的异乡”《九月九日夜》，再怎么灯火明亮，也是异乡。“那日，父亲百期祭奠仪式后/所有的亲戚挤坐于客厅/叔叔婶婶们说着陈年的旧事/三姨妈邀母亲过几天去绵竹看花/八十七岁的舅舅笑着说，他死后不要墓地/陶罐装了骨灰，直接深埋在庄稼地里/只比母亲小一轮的蓉表姐，搂着母亲/亲昵得就像是母女俩//在异乡辗转这么多年了/站在靠近阳台的角落，我局促不安/更像，外省的亲戚/”（《而我，更像外省的亲戚》）。诗人生于四川，常年居住云南，与亲人分离，彼此成为手机里的儿女、父母，生活的差异，情感的疏离，回到家也像是“外省的亲戚”。回不去的故乡，融入不了的异乡。无根浮萍一样漂泊。这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生命体验，也是艺术创作可以不断去探索、去挖掘、去书写的新的人类经验。

以上侧重于“写什么”的层面，从“怎么写”的层面看，舒琼有时过于迷恋修饰性的形容词，部分诗歌的阐释、提炼显得刻意、过度，一些总结性语词削减了诗的力量，使得语言张力不足，内在的诗意空间也被狭窄化。这个问题尤以《幸福的颜色（组诗）》最为明显，如其中一首《铺设幸福的人》：“一路烤烟，一路玉米苗/深深浅浅的绿/从花海驿到鸡啄田，8.9公里/他得为每一条自来水管，安排好/合理的走势，为每一户村民/铺设好幸福的方向——//清亮亮的水，恩泽四野”。“铺设好幸福的方向”，这种试图传达观念、赋予意义、阐释主题的写作方式，有强加给读者的生硬感，幸福与否，不是谁觉得其“幸福”就幸福，也不需作者出面指示读者“幸福的方向”。让语言自然呈现，效果会更好。也就是尽量减少像“幸福”这样的装饰性形容词，让细节、场景或是人物的神态水到渠成地展现自己幸福与否，这样，诗歌更能打动人心，诗意空间也会更开阔。另外几首《我走在群山之外》《那些无法说出的辽阔的忧伤》《落日有巨大的忧伤》，其中的“孤独”“忧伤”也有类似问题。

整体而言，舒琼的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当代性，其对自然的敬畏与依恋，传递出云南边地文化的原始、自在与神性；其对当下生存困境的敏锐觉知和心灵阵痛，激发读者审视自身及同时代人的生命境遇。诗歌是神灵附体、安抚人心的语言之家。诗人只有在“写什么”的层面不断去除外界对心灵的遮蔽，敢于正视当下的存在现实，在“怎么写”的层面拂去语言的蒙尘，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才能激活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唤醒读者对诗意的鲜活感知，使诗歌获得永恒性，成为人类的“存在之家”。在故乡日渐消失的时代，期待舒琼在云南曲靖罗平坝子里，在生命和语言的节奏与韵律中，继续构建心灵的故乡，构建精神的家园。为自己，也为读者。

袁皓评严琼丽：造一片诗意的海洋

严琼丽这位诗人我有印象，不过没有认真读过她的诗歌，在省作协每年整理的年终发表目录中时常会见到她的名字。她应该是云南当下这批年轻诗人中较早在《诗刊》发表诗歌的，校园诗人出身，很不错。年轻人思维活跃，语言新颖，在成长中，面对眼前这个崭新的世界，比较能够理解和接受新鲜的事物，这表现在诗歌里面，时常会让他（她）们拥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想象和叙述。作为90后，严琼丽这代人的写作其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她们刚提笔写作的时候，现代诗歌的诸多理论就已经发展成熟，当下汉语诗歌的“面孔”在历经几代诗人若干次的探索和反复实验后也逐渐明朗起来，这让他（她）们的写作少走很多弯路，似乎这代诗人只需秉承前辈优秀诗人的诗歌传统与精神，从“拿来”中淬炼自己，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现代诗歌对他（她）们来说似乎太容易上手了。但也正是因此，我对这代诗人的写作也曾心存担忧，她们若还想在现有的诗歌语言制式下再前进哪怕一丁点都是极其艰难的，许多年轻诗人一开始就陷入“拿来主义”带来的甜头里，在长期的自我复制或雷同中徘徊不前，轻易就放弃了对诗歌的现代性与语言技巧等的思考，从而很早变成一个平庸而又油腻的写作者。

最近我读严琼丽的诗歌，她打消了我心头上的很多忧虑，或许，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的生活，确也存在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诗歌。就拿严琼丽的下面这首诗来说吧：

最最可爱的小侄女

姑姑要抢一堆文字给你造一片海洋

我的小侄女

你姑姑居无定所，爱惯了在你爹的房子里漂泊

海洋和星空是宿敌

千千万万，你的牙齿不要尝试啃月亮的支系

我只愿你是快乐的

我只愿你有天长大，可以站在海边唱与月亮无关的歌

严琼丽：《蓝》

从中你能看出，她在轻盈与自由的叙述中暗藏的温情就与云南诗歌长期的沉痛悲怆形象不同，她的叙述、抒情和想象都是紧贴着个人经验的生发而在一个诗性的空间里缓慢展开的，这种饱含拳拳爱意而又清新脱俗的诗歌其实在当下云南诗歌轸域中也并不多见，诸如此类的诗歌还有《顺着钟表的时间流动》《醒》等。严琼丽是一位对诗意的生发有着极其敏锐感知能力的诗人，她能在庸常的生活中迅速捕捉到那些精彩的细节，并让其饱蘸着自己的深情，在想象力的赋形中寻找到诗意的转机。她能在同龄的写作者长期保持着充沛的创作力，从此可以看出她的写作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最后我也给琼丽提点不成熟的建议，仅供参考吧———那就是轻盈而又自由的写作往往也会不小心打滑，变得轻浮和没有节制，这会破坏诗歌的端庄，我隐约已在琼丽的诗歌中感受到了这样的危险， 还望谨慎对待；另，琼丽的部分诗歌还缺乏思考的深度，诗意因此变得单薄、浅显，希望她能放慢一点写作速度，多留一点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如此一来，她会变得更加优秀，云南诗歌也会因为她的出现而增添更多的光彩！

宋家宏：曲靖女作家近年小说创作综述

——在“曲靖女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次传给我的是曲靖女作家们近年来创作的小说，一看发表的刊物，感到有一个特点：重视名刊，重视大刊物。她们没有把发表在当地的、其他地市的作品发给我，这反映的是一个境界的问题。有的地市作家们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一个地区内刊上相互发稿子，或者在其他地市发表了作品，也很以为然。在地市以及县上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在起步阶段是必须的，还有，这些刊物也需要好稿支持。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些刊物上发稿？如果很当回事，心满意足，就此止步，那就失去了办这些刊物的初衷，反而影响了创作的进步。当年我们在昭通时就提出：不要以在云南省发了作品为目标。2000年以后，有一年我到昭通去还说：不要做小城名人。这话很得罪人，但是实话，满足于做个小城名人是没多大前途的。

发表作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不管什么刊物，只要发出来就好，发出来的数量越多越好。第二个是重视刊物的影响力，要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出来，这样的刊物发作品有了难度，稿件拥挤，编辑对稿子有更高的艺术质量要求。重视刊物的影响力来发作品，也就会对自己的创作有要求，与前一个层次不同了。第三个是更重视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平，只看重是不是写出了好作品，刊物发在哪不是特别在意，并不是大刊物发出来就是好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名刊也会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很差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质量如何？发出来有没有影响力？这才是重要的。这样想问题，是对自己的创作有了自信，有了更高的追求。曲靖女作家们给我的作品，我看到她们大多进入了第二个层次。

还有一个特点是曲靖女作家小说创作构成了梯队，文体比较完整，长篇、中篇和短篇都有好作品。半夏写小说多年，过去多写中短篇，近年来似乎更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她的文学创作虽然是在昆明开始的，人们自然会把她当作昆明作家，少有人注意到她与曲靖的关系。其实把她看作曲靖女作家的一员也没多大问题。她的一些作品还是有鲜明的曲靖印记，比如长篇小说《铅灰暗红》，写的是她成长经历中的矿山经验。她的小说相比其他曲靖女作家，更为成熟，且有一定的市场效应。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曲靖女作家中出现了很强的90后作家，年轻的一代。焦典、叶昕昀，还有今天在座的李那，三位都是90后。焦典已经发表过多篇小说，她的《黄牛皮卡》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去年我们“云大评刊”曾经讨论过这篇作品，写得很好。叶昕昀有小说和评论发表于《作家》《安徽文学》《文艺报》等，最近的《收获》发表了她的一个短篇小说，这是很重要的收获。我还没读过这篇作品，无法言说。李那的作品我后面会说到。

我想说说这次我读到的几位女作家的作品。

崔玉松是这几位小说作者里发表作品最多的小说作家。她已经在《当代》《大家》《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广西文学》《边疆文学》《滇池》。还出版个人作品《跟着乳房去流浪——我的病中日记》。这次读了她的三篇小说。

《羊啊羊》。这是一篇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云大评刊”讨论过，后来我写综述的时候也专门说到。小说有许多生动的细节与人物心理描写，人物关系的展开显示了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她在扶贫故事中描绘了真实的乡村世界的面貌。陈林博士认为：“崔玉松写出了作为整体的底层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对乡土中国的人伦关系、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乡民朴素的宗教信仰，以及彼此之间的有机关联做出多重表述。在常见的国民性批判模式和牧歌模式之外，崔玉松提供的文本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

但这部作品并没有太鲜明的特色，扶贫反而让被扶者堕入深渊的故事，这些年我们见得太多了。

短篇小说《不见悲喜》借乡村的一台丧事，写出了如今乡村的荒凉。作者的叙事已经比较成熟，整篇小说就是写办丧事，以杨寡妇为叙事角度，第三者的限制叙事，使得空间扩大了，自由了，可以更自由地写出乡村的荒凉状态。父亲死了，儿子却很淡然，作者想写出一种无悲无喜之境，写出今天乡村社会的世道人心。但是，小说给人的是一种伤感，却不是沉痛，缺少一些直击人心的力量。在我看来死者易云贵的儿子易小贵在在回来奔丧的路上出车祸受伤，应该是他的一个谎言，这样才更沉重，也有更发人深思的内涵。

三篇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朋友的案子》。小说写出了离婚的单身女人，心灵的孤独与荒凉，貌似女强人的光鲜外表下，隐藏的是内心的孤独与荒凉。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很好，张小梅日常的孤立无助，对周围世界充满怀疑，内心的焦虑，与朋友冷灵的死融合起来叙事，冷灵之死成为张小梅心灵恐惧与荒凉的背景，又成为小说叙事的悬念，整个小说使读者有紧张感，成为抓住读者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作家对人物的内心体验比较深。

方雁离已经在《山花》《钟山》《作品》《湖南文学》《星星》等刊物发表作品，这次读了她的两篇小说。《野马桑》，一篇可以归为“亡灵叙事”的小说，写的是乡村女性的悲苦命运，尤其是女孩子的凄惨命运。我们常说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但小说告诉我们，在并非很偏远的山村，女孩子们的命运与鲁迅的时代，萧红的时代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进步多少。这篇小说让我感到，作者笔力的强悍，作者下得去手，写得出来，想象能力很强，奈何桥、孟婆汤这些中国文化中的想象，在她的笔下有了鲜活的表现，乡村世界一些很残酷的手段，在方雁离的笔下也写出来了，这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是不容易的。

《嘉丽泽的夏天》则全然相反，是一篇纪实性很明显的小说。后来在上作者告诉我，当时写的是散文，被当作小说读了，又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作者也就将错就错，算作小说了。写一个警校女生在监狱里实习时的所见所闻，一个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女孩突然进入一个特异的环境心灵所受的冲击与变化。监狱，是边缘人群体所在地，他们的生活记下来就是作家们想象不出来的小说。这篇小说重在人物的心理感受，描写很细腻、深入。刚才孔莲莲博士对她小说的评析我很认同，我就不重复了。

王莉创作时间不长，发表的作品还不多，但显示出她有一定的实力。这次读了她的三篇小说。《天女散花》，新时代的《捕蛇者说》。底层百姓的无助与无奈，小说写得很动人，尤其父亲对女儿的深情厚爱，令人感动。但这篇小说也写得太平实，没有多少新意。而且，这样因学费铤而走险的事，在今天似乎也不是那么具有意义了，高校里各种救助、奖学金、自己打工挣学费等，很多。《踏花行》农民进城，异地搬迁，写的角度不一样，写村民告别故土的场景，感伤、忧郁的基调写得很真实，一些细节很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有雪落下的黄昏》写了一个悲惨的故事，缺少心理的深度。面对寻找了几年的孩子，因他的伤残而不忍相认，不敢相认，逃跑了，又回来，找不到了。有太丰富的心理内涵，但小说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没有往心理深处去开掘。一个千余字的新闻稿就可以概括这篇小说的内容，而且对读者的阅读效果没有多大差异。小说要从新闻的结束开始，进入人的心灵与性格，当然，要这样写是有相当难度的。

李那写小说也有些年了，我感觉她的创作心理状态比较轻松，不是一定要去完成什么，追求一个重要的创作目标，但又没有放弃创作。2013年她已经出版长篇小说《我会记得你，然后爱别人》，但至今中短篇也没有多少。这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但创作心理应该在紧张与松驰之间形成张力，可能更有效果。

这次看了她的两篇小说。《你跟世界撒个娇》，借一个女孩离家出走的故事，写出她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世界的想象。父母之外的人，没那么丑恶，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还是有温情，有梦想。父母却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双方充满了冲突。《埋了你的牙》，两个垂死的病友，在医院里产生了爱情，最后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情，包括男人的妻子。小说写得很温情，结构也好，有一个大的悬念，让读者一直读下去。

写得太自由了，缺少节制，两篇的内涵都不需要这么长的文字。自我心理感受的文字多了，画面感不够。

最后，我想说两点个人意见。一是慎提“作家群”概念。“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有一些内在要求，我前年在曲靖做讲座时已经详细说过，文章也发表了。如果现在提出曲靖女作家群的概念，不利于作家的成长，不利于创作个性的发展。各位女作家的创作还没有自然形成共同性，个性的追求更为重要，这个概念提出，会影响到个性的发展。

二是重视评论，曲靖有非常好的评论家，曲靖籍的博士就有好几位，朱彩梅、陈林都是曲靖的，曲靖学院还有孔莲莲，《大家》的主编周明全也是曲靖人，他很有影响。还有几位硕士，我的学生就有几位是曲靖人，这群人是其他地市无法比拟的。重视评论，不是让评论来替曲靖作家们宣传作品，也不是让他们来指点迷津，评论不是宣传，评论家也不是教师爷，评论是一种对话，如果他说的与你的创作初衷不一样，甚至你认为没说到点子上，那就要想，为什么？这样就推动了对作品的理解，对创作的思考。说到点子上，给予创作者鼓励，当然更好。

选自《文学界》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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