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骗中国新诗

所谓“新诗”，其实是20世纪中国文坛、诗坛之上的一场大骗局、大闹剧、大浩劫的主角。

将近100年来，它欺骗了一代又一代几乎所有中国诗歌爱好者，包括作者、读者以及评论者；它愚弄了人们的感情，浪费了他们无数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甚至青春与生命；它给中国文学事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伤害与损失。

“新诗”的欺骗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诗歌是独具民族特性的语言文字艺术形式。她的灵魂和精髓是本民族母语文字要素诸如形、声、韵、义以及语法的凝练与结晶，即各种或宽松或严密的“格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是不可以翻译的，也是不能够翻译的。可以和能够翻译的只不过是诗歌的大致文意内容而已。

然而“中国新诗”的诞生，恰恰是来自于对外语诗歌（主要是欧美诗歌）的翻译、引进和模仿。所以按血缘关系论，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杂种和怪胎。

“新诗”除了“分行书写”之外，没有任何公认和共同遵守的规则限制。它不仅丝毫传递、表达不了外语诗歌原著的固有风貌美感，也从根本上背弃了中华诗歌最基本和最起码的传统民族形式。因此，这种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分行书写的散文”，根本不能算作是“诗”。

二、“新诗”打着“白话文”、“文学革命”、“自由”的旗号，蛊惑了天真单纯的诗歌爱好者。

诗歌的语言是一种独特的，高度凝练和形象化的艺术专用语言。它虽形诸文字，但源头来自口语，而且始终保持着“吟唱”的功能。具体到传统中国诗歌，由于其基本成分是各种实词，很少或完全不使用虚词。所以，诗歌语言与其它纯书面的文学形式的语言有着本质区别。它既非文言，亦非白话。那种认为“旧诗体必然使用文言文”的观点，不仅是主观盲目的，也是荒谬错误的。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床前明月光”、“清泉石上流”、“朱门酒肉臭”、“大珠小珠落玉盘”、“红军不怕远征难”……谁能分清它们究竟是“文言”还是“白话”？！

且不说文言本身并没有完全死亡，即使中国诗歌语言中偶尔存在的文言成分，也是那些富有长久鲜活生命力的，至今仍然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使用的词汇，如：之、亦、尽、欲、焉……等等。

三、 “新诗”素以“易学”、“易作”、“通俗化”、“大众化”来标榜自己、称霸诗坛。

这些似乎是“新诗”的最基本优势，其实恰恰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和缺陷。也是理论上的一个误区。因为，任何艺术形式和艺术门类，其成就的高低无不与其难易的程度成正比——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诗穷而后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与诗歌艺术并列“三绝”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无人敢轻视，小说、散文能够写出水平绝非易事，即使踢球打弹、吹拉弹唱也还要经过严格、艰苦的专业训练，为什么惟独“作诗”例外呢？显然，这也正是“新诗非诗”本质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真正作出好诗，成为优秀的诗人，都是相当困难的，都必须具备特定的综合素质，并且付出艰辛的劳动，还要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因此，古代诗人不仅感叹“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吟成双泪流”，甚至惊呼“诗有别才，非学能致也！”……的确都是甘苦经验之谈。

相反，像“新诗”那样，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地转瞬成为“诗人”，甚至出现什么“诗歌村”、“诗歌乡”……不过是对高雅艺术庸俗的亵渎和浅薄的嘲弄罢了。

四、诗坛的历史经验证明，以“新”、“旧”来划分诗体的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荒谬的。而“新诗”却以“新”作为标榜和称霸的资本。并且假借权威、权力的干预，人为地给传统中国诗歌戴上“旧”的“帽子”，从而歧视、压制、排斥经过数千年实践锤炼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五、实践又证明，许多起劲鼓吹“新诗”乃至“始作俑”者，其内心深处对“新诗”并无好感和真情。他们或是“言行不一”，始终大作特作“旧诗”；或是“始乱终弃”，从作“新诗”悄悄转变为作“旧诗”……如此“己所不欲反施于人”的行为，既是对艺术和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从反面显示了“新诗”的实际价值。

“自作孽，不可活”。“中国新诗”自身发展的历史清楚表明：它现在已经是众叛亲离，每况愈下，逐渐堕落向衰萎与死亡。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并没有为诗坛内外绝大多数人认识和接受。不仅如此，一部分人还在继续顽固地为行将入墓的“新诗”摇旗呐喊、涂脂抹粉、打气注水……

泱泱诗国，岂容杂种怪胎横行？！现在，是到了为“中国新诗”这个大骗子“秋后算账”、敲响丧钟的时候了。

原载2001年1期《山西文学》2001年4月15日《文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