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土壤追忆（连载之九）

崔广应临危受命建税卡

王玉来三年解款无差错

早在1940年9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为了保护抗日根据地之物质资源，保证工农业的发展，打击敌人之‘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除了累进所得税外，在边区还需要建立一种出入口税制度，按照下列原则规定税率。①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对敌利小，仅征轻微之税或免税；②对敌我均有利，斟酌需要之缓急，课以较重之税；③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课以重税——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直至禁止入口。”也就是为什么要设卡征税，怎样设卡征税，征什么税的政策。

1942年1月30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阳城县抗日政府（后改为阳南县政府）在距离阳城县城以南20公里的上辉泉村成立，负责税收的机构叫财粮科，财粮科在根据地通往敌占区的交通要道设立税卡，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命脉。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阳南县政府机关办公地址在阳城南部山区东西长50多公里，南北40多公里的区域内，先后转移到杨岭、坪泉、护驾等近20多个村庄。而驻扎在三窑、桑林、龙岩底等十多个税卡尽管先后多次遭到日伪军和豫西土匪的袭击、骚扰，却始终没有被摧垮，为当地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崔广应临危受命建税卡

1942年1月，八路军三八六旅十七团开赴地处中条山东麓的阳城县境内，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南部山区的反动军政权，并于当月成立阳城县抗日政府，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为解决根据地经济问题，县政府首先选配了20余名经济干部，举办培训班，重点是提高根据地经济干部如何开展经济斗争的知识。培训结束，根据地域环境，先成立桑林、龙岩底税卡。尤其以龙岩底税卡最为重要，它的南面是通往河南济源的必经之路，北面是日伪军经常扫荡的地带，西面是刚刚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税卡的卡长由谁来担任呢？当时的县长魏维良和晋豫区工商局刘延年局长选中了崔广应，都认为他是本地人，了解当地情况，原来是牺盟会的骨干，1938年就入了党，又有一些文化，虽然个子瘦小，但非常精明强干。魏县长找到崔广应，交代任务，崔广应二话没说，挑起了这副重担。

从左至右：崔广应、王玉来、魏维良

崔广应带着组织上配给的两名年轻战士，又回到家乡南窑圪坨村叫上本村精明强干的16岁青年小伙王玉来，去到龙岩底村。经过和当地老百姓商量，在一个两进四合院的三间堂楼上建起税卡办公室兼宿舍，税卡的一切票证，章戳由卡长保管。稽征员每人发给一支步枪，在村边的路口设立了岗哨，这样阳城县抗日政府龙岩底税务稽征卡就算正式成立。为了保证税金和票证安全，不仅预先设计好从房顶到后山的紧急撤退路线，而且晚上睡觉时，人、枪、钱和票账章戳同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崔广应还和村里的地下党组织联系，组织民兵协同保卫税卡安全，每晚都有民兵值班放哨。

稽征队智斗土匪保税卡

1943年春，河南一个商人带着一队长脚（由数匹骡马组成长途驮运货物的驮队当地叫长脚），六头大骡驮着硫磺和麻皮回河南，途径龙岩底税卡，被稽征队员查获，当时按照县工商管理局规定，两驮麻皮按30%征收货物出口税，四驮硫磺予以没收。货主再三请求，情愿多出钱，也不愿意让没收硫磺。但是，崔广应他们坚决要按规定办事，于是，河南驮队只好留下四驮硫磺，带着两驮麻皮离开了。税卡根据县里规定，组织民工立即将硫磺送到县政府的后方基地。

万万没有想到被扣押硫磺的河南商人，竟然和豫西土匪勾结，带着20多号人前来报复。

那天傍晚，负责站岗的民兵发现从河南方向上来一干人，既没有赶牲口，也没有挑担子，便立即报告了稽征队。崔广应他们就怕是伪军化装偷袭，于是他们立即收拾东西转移上山，只留下王玉来和一个稽征员观察应付。

不多一会儿，先来的几个人进了村子，直接来到税卡，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说话间大队人马便来到税卡，只见他们全都荷枪实弹，为首的竟是那个商人，开口就说要见负责人。稽征队员说：“卡长去开会未回来。”那人就说：“你们收了税钱也就罢了，扣押我的硫磺必须退出来，不然今天灭了这个村子。”这时，大家才知道这是一帮土匪。

彭德怀做经济工作指示

当地老百姓吃惯了土匪的苦头，有的就赶着自家的牲口悄悄地往山上躲去。王玉来也知道来者不善，但是得想办法稳住他们，不要让他们祸害老百姓。他一边耐心给这帮人解释根据地的政策，一面告知硫磺已经运走。土匪们不信这么快就运走了，在税卡前后院子细细搜查。当确认没有硫磺时，那个头头就告诉王玉来：“你们两个跟我们走，让老百姓告诉你们负责人，拿硫磺来河南换人。”说着，就要捆人。王玉来急忙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条路你们做生意常走，闹崩了，你们是要吃亏的，何况前面还有根据地的哨卡，你们绑着我们，肯定过不去。”土匪们正在迟疑，崔广应听上山的乡亲们说是土匪来要硫磺，心里便有了主意。他让另外两个稽征员带着枪往村子两头包抄，听到他的枪响，一齐向村子上空打枪，土匪逃跑时不要追。就这样，两个队员到达指定地点，崔广应一声枪响，三支步枪呯呯啪啪打了起来。加之天已经暗下来，土匪们不摸底细，为首的一声喊，呼啦一声掉头就跑。这次吓跑土匪，不仅使税卡和老百姓都没有受损失，而且，再没有土匪敢来骚扰。

王玉来三年安全解税款

当年税卡征收难度很大，一是货币不统一，有银元、铜圆、法币、抗日政府发行的冀南银行票、日军印发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票”（俗称伪钞）等,存在互相换算问题。二是解款难度大，上级要求每月都要按时报表，按时解款。县里的税务机关总是随县政府搬迁，很难确定县政府当月准确的办公地点。税款又不是单一货币，既要分别标清货币包装，又要统一放在钱搭里背着。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实物顶税，那就要雇人挑担上解。

有一次，接到鸡毛信说县政府在小西头村。王玉来天不明就吃过饭，一只肩上背着30多斤重的钱搭，另一只肩上扛着汉阳造向小西头出发。中午在西冶河边就着河水吃了个窝窝头，快到天黑，赶到小西头。不料，因为得到情报鬼子要来山里扫荡，头天连夜转移。通过地下党组织，才打听到县政府大概去了驾岭的观腰。王玉来只好在村公所枕在钱搭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在村长家喝了一碗糊糊饭，急忙向观腰赶去。整个路程全是山间羊肠小道，累了休息必须找一个既能隐蔽自己，又能观察情况的地方。就这样直到第二天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才找到县政府，圆满完成了解款任务。

桑林晋豫区经济干部培训班旧址

还有一次，王玉来解款途经寺沟村，突然发现寺沟村里有敌人。他急忙退回来，不料没走多远，在马甲村扫荡的敌人从山沟里窜了出来。王玉来反身上了山，往树林里跑去。因为当时规定，为了保证税款安全，解款途中不得和不相识的人同行；遇到敌人只准躲，不准暴露；人在税款在，遇到危险先把税款藏到保险地方，即使人牺牲了，我们找不到税款，也不能让税款落到敌人手里。所以，他跑了一截，生怕再遇到敌人，忙把钱搭和枪藏到一个隐蔽的大石龛下面，只身躲到山上的树林里。傍晚，在确认敌人退却以后，王玉来才来到半山腰寻找钱搭和枪。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只好空手下山，在寺沟村可靠户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上山去找，终于在石龛下找到钱搭和枪。饿着肚子，走了40里山路，才将税款安全上交入库。

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春天的两年多时间里，王玉来身背税款，在阳城南部山区跑遍了山里的沟沟叉叉，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1944年，王玉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寇投降后，历任税务所长，县局会计股股长，1949年被选派到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学校学习一年，1951年任长治专区税务局会计科科长。后支援工业建设，调到二机部工作，文革后任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1987年离休，2009年去世，享年82岁。

崔广应，1911年12月生，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税卡卡长、事务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山西省公安厅、省劳改局工作，1959年回阳城县任财税局长，1966年退休，后转为离休，2000年去世，享年89岁。

下篇标题：

小鬼子扫荡抗日根据地

老百姓舍生保护共产党

（陈吉锁2021年2月26日于孔池村思贤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