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观察 | 引得栖凤听桐雨飞廉其人其诗小记(江离)

江离，1978年生于浙江嘉兴，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不确定的群山》，现居杭州。

2002年春夏之交，水波清澈的贴沙河边上的体东社区，我们在胡人租住的小户型里有一次聚会。我和炭马、古荡已经先到，过了一阵，胡人的手机响起来，他说飞廉在边上了。于是我们都下楼去迎接，在体育场高架对面，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推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他标志性的微笑如春日的暖风，我们热情地握手致意，然后同回胡人的住处。

　　当时我还在读外国哲学硕士，除了古荡，其他人已经进入社会接受新的磨砺。本科时，中文系的胡人就住在我寝室对门，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四校合并后担任文学联合会主席。有次我看到他从对面出来，把一叠写满新诗的废稿纸扔到门外的垃圾桶，出于好奇，乘没人注意时我曾捡起来观摩，其结果是增加了我写诗的自信心。炭马也是中文系，同一楼层，和我隔着一个寝室，长得高瘦，脚头却十分硬朗，是人文学院足球队的前锋，我是守门员。我守门是因为没人愿意守门，结果显而易见，炭马的夫人就是场边曾经加油鼓劲的中文系同门，而我则是光棍一直打到十余年后。古荡比我们小两届，是政治系的，那时还在网上论坛倒腾缺乏技术含量的校园诗歌，我们看到后出于救治人生的同情之心把他捞了回来。飞廉学的是城市规划，同一届，住同一层，不过是在另一侧的楼道，所以之前跟我没打过交道。据他自述，有一次，他充满尊敬地将刚写的散文拿给胡人看，深得赏识。因为这个缘故，胡人记住了这个当时还没怎么开始写诗的新人，不忘拉他入伙。

　　我们聚会当然不是为了纯寻开心，我们身上还有着日薄西山的理想主义的余韵。这种理想主义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为了反对诗坛的浮躁与功利，我们决心自己编一本民间刊物，经过讨论，最终定名为《野外》，意示对大行其道的口水诗、伪抒情以及平面化写作的不妥协，坚守严肃、独立、安静的写作姿态。这就是“野外”诗社产生的决定性时刻，也是我和飞廉的初次相见，甚至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次相聚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之后，在频繁的往来中，我跟飞廉成了至交与知音，这一切首先源自于诗，是诗给我们带来了友情的馈赠。

一

　　我们开始的交往都与“野外”相关。那时我们邀请在浙江工作的楼河也加入“野外”，当时他策马诗歌论坛，才情与想象力纵横，这样最初的“野外六君子”就算聚齐了。胡人是“野外”的组织者与核心，他以湖南人的雷厉风行，迅速在“乐趣园”建了个内部论坛，我们安心做着诗歌学徒，把好的国内外作品贴上来研究学习，同仁之间也时常聚会，彼此间有时为理解的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从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兄长泉子和方石英也加入到“野外”队伍中来。

　　出乎意料的是，《野外》办了两三期之后在国内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有一次，我在寝室内接到泉子打来的电话，他刚去哈尔滨，顺便和张曙光、桑克等诗人小聚。他说张曙光称赞“野外”的年轻诗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我听了后不免如饮纯酿，信心倍增。2003年11月，我们在文三路口的枫林晚书店发起了每月一期的“野外诗歌沙龙”，当期主持人会选择一位国内外著名诗人的作品加以介绍，然后细读，同仁之间的作品匿名讨论，坚持以批评为主。后来，沙龙地点改为纯真年代书吧，加入“野外”的人也越来越多，山叶、余西、游离、任轩、道一、潘维、胡澄、辛酉、老刀、谷雨……

　　我们聚会的地方开始时多为胡人的住处和我的宿舍周边，我毕业后在浙大边上的青芝坞聚得最多，青芝坞名字动人颇具盛名，其实就是灵峰探梅景点下来的村子，当时还是一条陋巷，两侧都是酒家，以麻辣菜为主，菜和啤酒都很便宜。那时我们都是孤家寡人，无事缠身，经常是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聚，从黄昏时分会饮，直至凌晨，调侃玩笑，热闹非凡。除了“野外”兄弟还有陈剑冰等在杭友人，时不时有外地的诗人朋友前来会面。我和任轩、陈剑冰是雷打不动的三剑客。

　　慢慢地，我们就开始小股小股分头行动了。飞廉最初住在汽车南站边上的婺江路，他叫上我和古荡、方石英、余西在夏日傍晚，酒家外的桌上喝冰镇啤酒，酒酣耳热说文章，完了意犹未尽，走到钱塘江边听涛声。后来搬到天城路一带，我们也喝过数回，席间意气风发，讨论彼此的作品，意在奋蹄疾追，开阔的原野似乎就在我们眼前。飞廉和我趣味相投，他爱说文，我喜论诗，友谊迅速地涨潮。半夜之际，他也时常绕着舌头给我打电话，把近期所得、今日酒事等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念叨着对兄弟的思念，性情自然流露。之后，他夫人月霞和女儿来杭州与他汇合，搬到了南宋皇城根上的凤凰山脚，凤凰山的桐雨声终于引来了飞廉这只栖凤，为这片曾经世界最繁盛的地方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诗篇。2010年下半年，泉子相邀我们共同做一本民间刊物《诗建设》，我们常在北高峰下白乐桥相聚。有一次，黄纪云、李曙白、泉子、胡澄、胡人及我们相谈甚欢，席间开怀畅饮，竟喝得每个人都酩酊大醉，在阿朱、月霞、林霞等女眷的照看下，相互搀扶着回到白乐桥租的排屋中，在我记忆中，这是喝得最畅快淋漓的一次。飞廉酒量跟我在伯仲之间，只是他多有节制，不如我豪放，直到有次我病中，让他抢得头筹，他不忘以诗记之：

　　

　　泉子如袁中郎，

　　趣高而寡酒；

　　江离病中，苏轼在远方；

　　今夜，飞廉喝酒最多。

　　他自诩周公瑾，

　　以酒为剑，

　　他击退了曹军的百万虚无。

　　——《白乐桥饮酒》

　　

　　有趣的是，后来每次喝酒，他席中借故推脱，常因此诗引来群嘲，这恐怕是他写此诗时始料未及的了。

二

　　飞廉，本名武彦华，河南项城人，北人南相，性情谦恬冲淡，有似水般的雨润。生平以读书为乐，中西文史广有涉猎，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文掌故，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让人不得不惊疑陶潜、庾信、鲍照、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等是否是他的邻里乡党。他的读书是读到心里去的，在处世和作诗时有种自然溢出的书卷气，一种当代人中的文士气息。春风得意时不觉得，到生活彷徨时，他的取舍就能看出淡然从容、守拙守中的智慧。

　　由于这种文气，他的日常所见也不同于他人，而是凭空多出了一些风流，一些趣味。他写了很多有关杭州的作品，其中很多都是佳作。杭州山水秀美，但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如星星点点弥散在草木之中的历史人文踪迹。初到杭州时，我们都一样，围着山水乱转。及至后来，我们就发现，飞廉所观所感和我们的不一样，不仅有共时性的部分，还有一个历时性的空间，也就是他面对的不仅是当下的景致，还有历史人文在当下的汇聚，所谓草木有别情。他在凤凰山，看到的冷落里有昔日的繁华，有百代的盛衰。他写杭州，化繁就简，寥寥十余行，杭州的文化蕴藉就如湖上的明月，清晰可见了：

　　

　　东南行，我来到这青山水国二十一年了。

　　烟深水阔，这里山上葬着岳飞，

　　江底埋着伍子胥，

　　到处镌刻苏东坡的诗句。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偏爱柳永的慢词，

　　迷信苏小小和白素贞，

　　日日徜徉在大好湖山，鱼忘于水。

　　海棠花开时节，雨淅淅沥沥，

　　落在伞上，像冯小青轻声读《牡丹亭》。

　　立夏的傍晚，蝙蝠乱飞，

　　抱朴道院的芭蕉正冉冉长成。

　　盛夏，万木茂密，

　　我听着蝉鸣抄写孟浩然，

　　衬衫湿成了水田。

　　——《在杭州》

　　

　　不仅是杭州的凤凰山、钱塘江、西湖、宝石山等等，还有他故乡的颍水，他对那些生活过的地方，都一再写下它们的激情，我曾打趣，他这是圈地运动，是想把这些湖山胜景私有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他的重新书写，山水就多了一份性灵。他写西湖：

　　

　　我们走过西泠桥

　　白堤上，断桥边，席地而坐

　　大红曼舞，小红清歌

　　小杯抛了，我换上大杯

　　再喝一杯，荷花处处开了

　　再喝一杯，整个西湖都是我的了

　　我只要再喝一杯

　　晚霞就沉到水底了

　　——《出塞》

　　

　　大红、小红这样的名字，也不再俗气，而是可实可虚，恰到好处。写醉态却无一字着笔，意趣盎然，让人对王阳明“万物皆备于我心”有了更为奇妙的会心一笑。为陪伴女儿读书，2018年至2020年之间，他们一家搬到保俶山附近，他每天散步，在保俶山，看到水杉枝上的鹊巢，感叹这些从不沾染俗尘的白鹊，而今也敛羽散落人间，跟麻雀争食。而落星山（即保俶山、宝石山）在他笔下也有了越过时间的神奇：“午后，我不过多睡了一会，/窗外的这座山，就不再叫作落星山，/山上的石头也不再叫作落星石，/山顶那座七级宝塔再也不能登临/远观海日。那跟我同上葛岭/天天一起醉酒的黄景仁，此刻正在栖霞岭的青竹上题诗。”这里让人想起的是黄粱梦和烂柯棋局，这种神奇感来自对线性时间的打破。结尾黄景仁一句，进一步落实了这种非线性的时间观，给予了庸常无奇的生活一种独特的视角，而它的源头可能来自于仙道的传说。

　　借湖山怀古，在怀古中发新，将那些神话、传说、仙道人物、魏晋的名士、之后的文人大师，从遥远的过去接续到我们置身的生活世界，并且处理得自然无碍，这是飞廉独特的发现。从诗歌上来说，他拓展了当代新诗写作的广度，对他的个人生活来说，则是找到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仿佛过往时代的人物从未远去，他们隐匿着，若隐若现，有如深蓝夜空里的繁星，共筑了一个感性丰盈的此岸世界，在这样一个瑰丽丰富的世界里，和旷古或者高标的人物闲谈和对饮。他可以面对整个文化传统，在里面尽情漫游，抵消日常的乏味，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寄托，一种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三

　　我认为，飞廉的诗可以成一家之言，他对新诗是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拓展的，而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首先，他对我们历史中若隐若现的神奇（神话）传统有重新的整理与发现。关于这一点，我曾在《对神奇的重拾和新的开掘》一文中有过论述：

　　

　　那些诗歌中，他回溯了我们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最神奇和玄妙的那部分，即中古的神话和“魏晋风流”，以此为基础，他分别写了《冠先》（7首）、《赤松子》（8首）和《世说小集》（11首）。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神话并不像西方那样有较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些断片，它们像碎瓷那样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如果说希腊罗马的神话因其完整以及之后文人学者的频频回首而愈加成为巍然大者，那么我们的古神话因其残缺提供了更多可供想象的空间。晋人干宝感于生死之事，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成书《搜神记》，设想奇幻，开中国小说之先河。唐传奇驰骋文采，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灿若奇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使笔下的花妖狐怪成为了不朽的经典，即使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集大成者，里面关于神仙玄幻的记述也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空间，使其具有苍茫渺远而又神奇的一面。

　　飞廉充满独特声音的诗歌对这一隐秘、富有神奇性的传统作出了回应，《冠先》和《赤松子》这两组诗以冠先、缴父、葛由、樊英、赤松子、宁封子、尧等传说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在原有记载的基础上，添加了想象性的细节，笔调简约，而空间开阔。

　　

　　具体的分析不再展开，这里只录其中一首作品，读者自可领会：

　　

　　没人知道他哪里来

　　我十岁的祖父，曾见他会稽卖药

　　而他约我洛阳与铜人饮酒

　　他告诉我，铜人成形五百年了

　　铜人流眼泪了，天下要大乱了

　　我将死在乱军之中。我当他醉了

　　喊他，他不应；快马追他

　　他步履蹒跚，却始终在我前面

　　转一个弯

　　洛阳城消失了

　　四周是绵延的白云和群山

　　

　　这首《苏子训》是《冠先》组诗中的一首，苏子训是仙道中人，因能令人畜死而复生，名动洛阳，从贩夫以至侯门，追逐围观的人常数以千计。诗中记述的有老翁见他会稽卖药，五百年后又见他在长安与一老翁摩挲一座铜人，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有记载，飞廉在诗里引入了一个“我”，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穿针引线，使那些神奇的人物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在这些诗歌中，通过一种打破常态的神奇视角，飞廉对死生，形神，小大，快慢，出仕和隐逸，繁华和虚幻等进行了重新书写。

　　其次，他对古典诗歌的当代表达有自己的独门方法。新诗自产生以来，实际上跟西方现代诗歌的关系比中国古典诗歌更亲近，它以百年时间追赶了西方自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性历程。历经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不同观念的引进、九十年代文本内部的细化，新世纪之后，它更大的可能性则来自对古典传统的重新挖掘。这方面张枣、萧开愚、柏桦、陈先发等都做过有意义的探索。迄今为止，飞廉在接纳当下生活这方面是做得最好的。

　　在飞廉写下《冠先》《赤松子》《世说小集》等作品之后，有次我和他同回母校闲逛，一起在食堂吃饭，我说可以将他的这种写作方式接引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让诗更具现代性，期望他的诗具有书写这个时代的能力。没想到的是，2010年开始，他在凤凰山写了很多作品，确实以当下的日常生活为主题，语言上文白相间，温润自然，毫无隔膜感，中间又能呈现古典的意趣。这其中仍然保存了在时空中与古典大师们对话的特点，使诗不仅是当下的，又有历史文化空间。这里录一首《凤凰山春夜》：

　　

　　傍晚，翻看《缘缘堂随笔》，

　　我烧焦了一锅红烧肉。

　　

　　为螺蛳换上清水，

　　春风桃李，嘉客难期，它们

　　

　　有足够的时间，吐尽壳里的泥。

　　在这样浓云欲雨的春夜，

　　

　　荠菜在屋檐下静静生长；

　　雨下之前，适合写一首短诗，

　　

　　思念我入狱的兄弟；

　　若雨槌，彻夜敲打木鱼，

　　

　　则宜于写一篇五千字的散文，

　　谈谈我的父亲。

　　

　　我已到了古人闭门著书的年纪，

　　梦里，我找到了庾信的彩笔。

　　

　　闲时翻阅书籍，忘记了炉上的红烧肉，这些琐事，经他的笔变得意趣斑斓。描写清水养着的螺蛳时，也留出了足够的意蕴空间：“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吐尽壳里的泥。”想象力依然出色，语言节制精炼，承接了古典的长处：“思念我入狱的兄弟；/若雨槌，彻夜敲打木鱼。”

　　这样的作品有一大批，很是可观，为古典诗歌在当下的重新挖掘提供了典范性的书写。他写凤凰山荒草中的残碑：“民国的残碑，/锁着旧时代的情欲。/晨露清圆，迟桂花暗香。”他写斗室，则是：“进屋，陈书满架，/像一列山脉。//大师们日夜/争鸣，视我如草芥，/却一致喜爱/我女儿的笑声。”他写自己阅读《黄仲则传》，对比当下的诗人的工作，心有怀疑，不知其可：“此刻，小院，雪/飘起来了，散发往事的清香；//而我们的诗人，/犹沉湎于梅花上炼金，//寒风在手背/吹开细密的小裂纹。//用破一颗文心来雕龙，/能否抵御对流逝的恐惧？”他写邻居从家乡带回来的公鸡，想象力令人叫绝：“每天凌晨一两点开始啼鸣，/白天更是讴歌不已——/文辞烂然，/翻译出来，大概也是《说难》《孤愤》一类文章，/大概也梦想着/太史公那样‘述往事，思来者’。/宰杀之时，长鸣的激烈，/更让我想起谭嗣同。”他作为文人的忧思，也四处可见：“圆月、钱江/今如古昔，你我空为这//帝国伤神！”

　　我常以我二人的作品相比较，我的作品受西方影响更大些，在单首上，可能空间更大，力量更强，但以几十首而论，飞廉这些作品的风格之统一，以及背后展现出来的新古典书写的方法论，则让我常常赞叹，喜爱不已。特别是他写得还多，犹如雨后溪水，四处流溢，以至我有时不得不半夜惊起，对着屏幕伤神。

飞廉，诗人，著有诗集《不可有悲哀》《捕风与雕龙》，现居杭州。

　　有一次，我们互通电话，谈至深处，他说我们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男孩。他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寒门子弟，有时不够自信，回首半生，遇到机会常退后半步，而不是尽力争取，错过了很多东西。但同时这个小男孩也让我们恪守本分，保持了难得的纯净。他劝勉我少喝酒（其实我喝酒不算多，只是容易尽兴喝醉，不是因为爱酒，而是爱友人，爱那种打开自己的氛围），把时间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不要辜负了自我的天赋，不要辜负了心中的那个小男孩。我甚是感动。这种温暖的友情有时也着落在我们的写作中，我们常在诗中提及彼此，间或相互赠诗。

　　他在诗中，为增强这种自信，常一再自我激励，“我已到了古人闭门著书的年纪，/梦里，我找到了庾信的彩笔。”“在我最好的年龄，我出色地/描绘过这远古的风声，/……/写下了我看到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节。”写故居马塍路上的姜夔，“他向我祝贺，为我写出的那些出色的诗句。”写曹丕，“他轻声对王粲说，只有文章是不朽的盛事。”实际上，飞廉诗歌的精彩远胜于他的生活，他确实找到了庾信的彩笔，写出了杰出的作品，相信慢慢地，会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朽只是文人的迷梦，当代诗如果无法获得本体论上的支撑，也只是时代中意兴阑珊的小技。相较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通过自己的行为，塑造了怎样的自我，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怎样的风格。就此而言，飞廉已做得足够好，当他不断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推动着自己往前走，不妨这样认为：“除了时间，/我们别无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