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其:记忆上海

8版·视界

我1933年1月25日猴年除夕夜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坊前村。呱呱落地时，接生婆自言自语道：这时出生的孩子不吉祥，会是讨饭胚。在封建迷信的当时农村，她的这句话险些要把我放入便桶闷死，此话告知一家之主、正在招呼家人入席吃年夜饭的祖父薛金如，他大声发话，谁说这时出生的孩子不吉祥？一年之中，家家户户全家人团聚，最热闹、最开心、吃得最好的就是今天这时，也就是今天这时，没有外出讨饭的，这孩子将来福气好着呢！祖父一席话，留住了我的小命（这是祖父多次给我讲的故事）。

1986年春一个早晨，上海建国东路500弄口。小男孩背对背斜躺在母亲背上撒着娇：“真惬意！真惬意！”

1937年冬的一个傍晚，日本鬼子向我们村庄迫近时，村民慌忙逃离，边逃边相互告知，我们家人与村民一起逃难。这天，我紧靠大哥薛宝明，坐在灶间灶堂前取暖而双双睡着了，突然被惊醒时，我俩走近窗前，见屋前场地上，日本鬼子围在烧织布机、农具、家具的大火堆旁取暖，大哥慌忙带我悄悄从后门乘黑夜逃离。黑夜中父亲薛炳仁在逃难人群中没有见到大哥与我，急着回村寻找，被日本鬼子抓个正着。祖父薛金如不见父亲，找回大哥与我，又急着回村，亦被日本鬼子抓住，幸亏他俩机智，先后相继逃脱，否则我们子孙三代四人的后果不堪设想。天明，日本鬼子离村向南京方向而去，回村时整个村庄已被破坏得不堪入目。我家的织布机、农具、各类家具均被烧毁。更气愤的是，鬼子在我家灶上烧饭煮菜饱餐后，竟然在灶上吃剩的饭锅中大便，日本鬼子实在可恶之极。

1939年冬，我们原来的大家庭被生活所迫闹分家，母亲担心养不活我们兄妹五个，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一天，母亲叫我们兄弟四人到床前，要我们叫她一声妈妈，叫声刚落均嚎啕大哭，何时如何离开床前，至今已回忆不起，可怜的妈妈年仅36岁，就在1940年农历7月20日离我们而去。当继母又生了弟弟妹妹，父亲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为了生计，学习成绩优异的二哥无缘进中学读书，在1946年进上海皇家棉织厂当学徒。

1974年4月,上海吉安街道中心托儿所根据小朋友特点，请老工人忆苦思甜，小朋友们很动感情，伤心流泪。

我在村办私塾和外村小学断断续续读了四年书之后，1946年才去北渚镇中心小学读书，常被同学取笑“乡下人不懂规矩”。而我自信努力学习定能改变处境，期终考试时，名列班级前茅，还取得免考进镇上博仁中学的资格。爱上学爱读书的我，终因生活所迫含泪告别学校，1948年10月进袜厂当学徒。袜厂学徒，每天工作16小时，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1979年春节前夕，淮海路一条街财贸职工在卢湾区体育馆大会师，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大比武“献绝招”，为提高淮海路一条街服务质量作贡献。

1949年5月中下旬的一个清早，我去马浪路（现马当路）老虎灶泡开水为老板和科室人员饮早茶用，发现石蒲山小学门口（现淡水路小学）上街沿席地而睡的足有上百解放军，我小步悄悄接近，发现他们身上穿着磨损很厉害的军装，脚上是磨破的草鞋，有的甚至是赤着双脚，胸前双手紧抱枪，就这样熟睡在水泥地上，这情景把我惊呆了。这时，有几个市民脚步轻而慢地向我面前走来，边走边小声交谈，我听到其中一个说：这样不扰民的军队从未见过……是啊！多好的解放军啊！我深情感叹，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默默祝愿他们平安、顺利地解放上海。

1952年“三反五反”，小作坊式的各类厂关掉很多，我变成袜厂失业人员后，参加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政文班学习，各行各业失业人员聚在一起，学习、听辅导报告、进行小组讨论，我一切都感新鲜，学习兴趣很浓，通过“啥人养活啥人”大讨论，提高了认识。据说，由于我学习中表现突出，被选去沪南（后来的卢湾区）工人俱乐部，经主任室谈话，得悉我喜欢美术，安排我在宣传组当美工。

1979年春，卢湾区服务公司请美发行业中的名师示范，根据不同的顾客年龄、脸型达到发型美观大方有个性，体现新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

1963年秋，在粮食、副食品奇缺的年代，淮海街道老妈妈合唱团自选节目，走上重庆南路街头，号召市民节约饲料支援农村养猪业。

从旧社会的奴隶，真正成了新社会主人的我，翻身感强烈，从心底里感恩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在美工岗位上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美工业务，经一年多时间的努力，适应了宣传工作的要求。之后，边工作，边办各种职工业余美术培训班，在这基础上，逐步组织起职工业余美术创作小组，先后创作一批美术作品，参加了区、市、全国美展，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输送了人才，我们区总结的经验，被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指定在上海市群众美术创作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交流。

1975年1月，比乐中学工宣队队长贴喜报，祝贺陈淑华同学光荣地被批准去农村插队落户。

1981年，在炎热的夏天，是自学迎考的高潮，在上海复兴公园席地而坐，复习迎考的人随处可见。

1982年六一儿童节，上海复兴公园游园会上，儿童与象棋大师胡荣华对弈，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当时我们工人俱乐部在宣传劳模先进时，从去有关部门取文字资料，深入基层，约定劳模、先进拍照片日期、时间去照相馆请妥摄影师，到时陪同摄影师去现场给劳模、先进拍照，照相馆摄影师请他（她）们在生产、工作岗位上做一个动作，当照明灯光开启，命他（她）们别动，当即按下相机快门，在各基层单位给每位劳模、先进都是这样拍照。

1983年春，上海复兴公园。夫妻俩平时上班时间不一致，谁有空谁带孩子进公园玩，唯有休息日一家三口才有机会一起进公园。

　　

我思索，这是照相馆摄影师受营业性质的局限所致，我决心要改变这种费时费力费金钱、照片呆板、不真实、不自然、不生动的现状。

　　

1956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摄影学习班招生时，我主动找俱乐部主任陈敬塘，谈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当即开了介绍信去报名，上了摄影培训班。

　　

主任又根据我提供的信息，向上级申批了100元预算。当我去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买回一架二手德国蔡司双镜头反光相机时，乐得我在返回路上奔跑跳跃，口中一会轻声唱《东方红》，一会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旧社会袜厂学徒的我做梦亦没有想到，曾被称为高级玩具的照相机，今天我会握在手中，为劳模、先进人物拍照，实在太幸福了。

1985年去苏北出差，车站旁的粥摊生意红火。

热心的市宫宣传组胡秀珍大姐，在百忙中亲临我们俱乐部暗室，亲手示范配制显、定影液，手把手指导我冲洗软片技术，令我感动。

　　

我拍摄的宣传劳模、先进的照片，宣传效果越来越好，各方满意，当上级领导赞扬我们工人俱乐部宣传劳模、先进搞得好时，俱乐部主任陈敬塘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工人出身的摄影师。

1981年11月6日下午5时，我们全家提前吃晚饭后，就守在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观看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争夺世界。

　　

曾有记者问我摄影的追求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取笔名为匹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40多年摄影生涯，我扎根生活，学习社会，感受时代精神，当人民的学生。党培养我成长，人民教育了我，启迪了我创作灵感，我尽力多创作摄影作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尽匹夫之责。

◎薛宝其

笔名匹夫，副研究馆员。1933年出生，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上海市职工摄影协会副主席，卢湾区职工摄影协会会长。曾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记忆1960—1990——薛宝其摄影展》，23幅作品入选刘香成主编的《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大型画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光阴的故事》。上海美术馆编辑出版《记忆上海——中华艺术宫藏薛宝其纪实摄影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