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园地】《高风亮节昭世人记张立垣先生》作者:王少鲁_语文阅读

第279期

勤奋好学

张立垣，字筱藩，清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今石村乡韩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父亲张烱泰因家庭人多事繁，一心只务劳作，对儿子的学业不甚，倒是精通诗书的祖父张殿振见立垣天资聪颖，便常指导他识文解字。在祖父的影响下，幼年时期的张立垣，就养成了苦读诗书的良好习惯。后来在私塾就读时，因品学兼优而受到塾师的器重和赞扬。他在学业上专心致志，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有一年春节，地处博兴边界的利城村唱戏，少年伙伴们约他前去观看，他先是推辞不去，后经再三相邀，只得去了。看了半夜戏，回来的路上同伴们都兴致勃勃地讲戏评戏，唯独张立垣一言不发。原来，他人在热闹嘈杂的戏场里静坐，心却在浩瀚的书海里遨游，至于台上演的什么戏，他根本就没往心里搁。滴水穿石，事到功成，靠着这种顽强学习的精神，张立垣在学业上突飞猛进，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他先轻易地通过县试，又赴青州参加府试。府试揭晓，一举考中秀才，成为名闻四方、引人瞩目的人物。

此时正值清朝光绪年间，西方的科学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国内有识之士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与科学性，主张洋为中用，兴办新学，“教育救国”论一时颇为盛行。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张立垣毅然放弃科举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济南省立师范学校。这时，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他为了探讨书法艺术的精华，曾利用假期，访贤求艺，专程前往上海去拜访著名的书法家翁同龢先生。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因赞同康、梁变法，鼓动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而被慈禧太后所嫉恨，遭受贬谪，回家隐居。张立垣到上海见到翁同龢与之畅谈国事，感慨万分。其间共同切磋书法艺术，受益匪浅。翁同龢对张立垣的学识也很赞赏，临别特题“秀句满水国，芳声腾海隅”条幅相送。笔者在搜集整理此文的过程中，曾有幸见到了张立垣生前墨宝，可谓文如其人，字体端庄、清秀、俊逸，实为艺术珍品，看后令人肃然起敬，爱不释手。

张立垣在济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文学、书法等方面的精深造诣，倍受各方推崇，先后被青州第十中学、济南女子师范、济南省立师范、齐鲁大学等学校聘请，担任教学工作达50年之久。

乐安风云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各反清团体，成立了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之后，同盟会在国内迅速发展，在上层，特别是在知识界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张立垣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看到同盟会的宗旨后，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这之前，他耳闻目睹了清廷在慈禧太后专权下，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朝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一次，他到省里参加考试，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抨击了朝廷弊政。他指出：“今天下多冥顽之物也”，致使“祸端交作”。他警告说：“玉帛往来之下，反启桀骜不驯之心，而国危矣！”宗师在阅卷时，对张立垣在文章中表现出的才华，赞批道：“五艺均明顺。”但是，他对这位来自乐安的考生在文章中显露出的叛逆精神，则不能容忍，联想起乐安历史上多有愤世嫉俗之士，因而严厉斥责道：“舍题作文，借端讥刺，此邦之恶习也。有志上进者，切勿效颦尤！”张立垣早期这些民主思想的萌芽，使他很快地接受了“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的一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风雷激荡全国。消息传来，张立垣深受鼓舞，兴奋不已，积聚心头多年的义愤一涌而发。他立即与延焌三等率学界人士在乐安县城集会，张立垣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呼呼民主革命，提倡民权。与会者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王朝。

张立垣组织的这次革命行动，触怒了清王朝在乐安的最后一任知县董大年。这个上台伊始便敲诈勒索、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酷吏，深知推翻清廷势必危及自己县太爷的宝座，因而又恨又伯，急忙派兵驱散集会的民众，扬言要抓住领头闹事的张立垣“严加惩处”。在此情况下，张立垣毫不畏惧，决心继续革命。他得知孙中山要取道烟台，从日本回国指导革命的消息后，便打定主意，奔赴烟台，意欲面见孙中山，寻求革命真理。

驱逐赃官

张立垣赶到烟台，闻知孙中山先生已经到达上海。此行没有见到这位革命导师，他深感遗憾。但是，烟台的反清斗争如火如荼，使他大开眼界。1911年10月20日晚，革命党人决定在烟台发动起义，义军兵分三路，一路进军海防营；一路攻取烟台备道公署，捉拿道台徐世光；一路占领大清银行，放火助威。各路义军勇猛无比，势如万马奔腾，清军纷纷逃遁，弃枪躲藏，连警察厅厅长赵英汉也逃之夭夭，革命党人一夜之间便光复了烟台。第二天一早，烟台大街小巷鼓角齐鸣，万众欢腾，各商号易旗欢迎。满清王朝的标志---黄龙旗，被人们践踏在脚下，昔日帝国的权威一扫而光。人们言必称革命，谈必论共和，扬眉吐气，喜笑颜开。这表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都给了张立垣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信心。

此时，他又结识了邓天一、李少卿这两位同盟会员、乐安同乡。辛亥革命时，邓天一奔走济南、青州、潍县、寿光、诸城等地，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冲击清朝地方官吏，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李少卿也是一位全心全意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志士，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对抗清廷的青州独立运动。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912年4月，张立垣、邓天一和李少卿经过周密计划，一同回到乐安，在张立垣家场院内的北屋里召集会议，拟定了宣传提纲和行动计划，组织发动革命党人跟董大年展开斗争。在此之前，清朝皇帝溥仪已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这时的董大年，虽还支撑着残局，但已成为无根之树。“驱董”战斗打响后，张立垣他们三人率领民众，冲进县衙，直抵大堂，喝令董大年出来答辩。董大年这只纸老虎，本质虚弱，此时原形毕露，吓得躲在后堂不敢露面，后来终于被愤怒的人们从角落里揪出，张立垣等在堂前历数了董大年的累累劣迹，激起了民众对清朝统治的更大仇恨。董大年面对众人的舌剑唇枪，欲辩无词，很快败下阵来，被愤怒的民众驱逐出县，回浙江会稽老家去了。据老年人回忆，董大年被驱逐出县时，前往县城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人们都以一睹这个赃官的下场为快。董大年被抬在一无顶小轿上，左右各挑一副大纸牌，上面画着大乌龟。人们为了庆贺胜利，敲锣打鼓，放鞭鸣炮。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董大年平日的骄横气焰，丧失殆尽，浑身发抖，狼狈不堪。

促谋新政

驱逐董大年后，乐安搬掉了一块阻碍革命的绊脚石。为了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张立垣、邓天一、李少卿等人又筹建了同盟会乐安支部，进一步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这时，民国乐安第一任县知事王文琙粉墨登场。这个王文琙，虽然身处改朝换代的当口，但是受旧传统、旧势力的影响太深，对推行民国新政不无抵触，他饱食终日，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张立垣等人等候多时，终于急不可待，找到县府，面见王文琙，直陈革新事宜。在他们的一再督促下，这一时期本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发展教育事业，取缔私塾，倡办学校，派人赴乡村调查办学情况；创办中等教育，建立单级师范养成所，招收学生170多人，为以后发展教育培育了师资力量；成立县议会，使民众得到参政议政的机会。经过努力，促成了县议会的选举，结果同盟会员在议会中的席位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在和旧势力的斗争中，张立垣的声望越来越高，他被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县教育会成立后，被公众推举为会长。后来，又被委任为县视学所（后改为教育局）所长。不久，他应友人邀请，辞去所长职务，离开本县，到济南从事教育工作。

为民请命

1913年，袁世凯为了扩充实力，准备日后复辟帝制，登基坐殿，责成财政部筹措军饷。于是，财政部规定：凡民间买卖田宅，不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重新纳税。王文琙推行民国新政虽然不力，但干起搜刮民脂民膏的行当来，却是得心应手。他接到验契的命令，急于邀功请赏，便雷厉风行，极力催办。百姓被逼迫到县府重新验契，遭受盘剥。一时，民情沸腾，怨声载道，而王文琙却因为办理此事为全省之冠，受到省里的褒奖，名利双收。因此，他横征暴敛，更加有恃无恐。1914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当王文琙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到乐安北部的碑寺口一带验契时，暴怒的乡民终于忍无可忍，聚众造反，痛打王文琙，使其命归西天。

“乐北民变”震动了袁氏朝廷，袁世凯认为事关重大，亲自批示通报全国。山东都督靳云鹏亲自调动兵力，部署围剿，官兵蜂拥而至，捉拿抗暴乡民。他们将参加暴动者杀害，以辫为绳，将鲜血淋淋的人头悬挂于村头树上。遇害者咬牙切齿，怒目圆睁，悲惨之状难以目睹，震人心弦。就是这样，统治者仍不罢休，还要组织更大规模的搜捕。王文琙的老婆狂叫：“乐安百姓杀死父母官，犯下弥天大罪！”她要求：从碑寺口到县城，走一步，杀一人！以解她心头之恨。这些消息传到济南后，一时满城风雨，皆曰乐安百姓大祸临头。在济南谋事的乐安同乡们都很着急，深为乡亲们的命运担忧。经过串联聚会，商、学各界同乡一致公推张立垣到青州面见道尹，诉说原委，为乐安百姓请命。张立垣不负众望，从济南坐车赶往青州，晋见道尹，慷慨陈词。他说，此次乐北民变，青州府以“戕官案”上报，把责任一味归罪于民，有失公允。实情是黎民百姓财物已被搜刮一光，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属官府谋略不当。官逼民反，历来引咎于官，现在官府理应省身自责，安抚百姓，实不该火上浇油，滥杀无辜。此行若不即止，乡民被逼走上绝路，只能以死相拼，别无他路……

张立垣的诤诤陈词，青州道尹听了虽觉甚为刺耳，但迫于这次农民暴动大有蔓延之势，权衡利弊，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责成乐安县府停止验契；除已被杀的14人外，把捕去的人陆续放回。

为国储材

民国建立后，新式学校大有发展。这一时期，张立垣在济南专注教育，辛勤耕耘。劳苦数载，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高兴之余，他不禁为家乡的农家子弟惋惜万分。韩疃村地处穷乡偏壤，能念得起书的人家稀若晨星，寥寥无几。他想，现在是民国了，人人都应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于是，一个为家乡办学的意念在他心头萌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张立垣倾其积蓄，将自己平日节俭下的306块银圆（当时一块银圆能买150斤面粉），捐献给村里，用以购材买料，在村西北角建成了一所新式学校。这所学校有5间砖基瓦顶的教室，出檐有廊，前面全是大格窗户，宽敞明亮。室内条桌方凳，整齐美观。学校设计独具匠心。厨房、寝室、花圃、鱼塘巧布其间；操场四周，洋槐、松柏挺立；厅前阶下，麦冬长年青翠，迎春、牡丹、梅花，月季、洋桃等随时节竞相开放。整个学校，鸟语花香，书声朗朗，一派沁人心脾、催人奋进的景象。它是韩瞳村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百姓无不为之欢天喜地。

此事传遍全县，民众齐声称颂，连县知事李传煦也赞叹不已，自愧不如，亲自率领学界人士向张立垣敬赠题有“为国储材”的匾额，以表感谢之意。山东省公署为表彰张立垣这一义举，特授予他三等银质奖章。

不事权贵

张立垣的高尚品行，受到人们的普通尊敬。三十年代初期，山东省公署考察了张立垣的业绩，拟请他出任某县长职务。对于此事，张立垣察前观后，予以拒绝。

从辛亥革命至此后的20年间，张立垣经历了如下的历史动荡时期：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到反袁、讨袁的“二次革命”；从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到张勋复辟帝制，以致后来形成的各自为政、军阀割据的局面，他痛苦地感到国民革命早已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而演变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数幕闹剧。更使他感到愤慨的是挚友邓天一的不幸遭遇：这位曾经参加上海“肇和舰”起义，后又策动“海圻舰”反正，组织山东省护国军、武装讨伐袁世凯的前敌司今，曾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胶东招讨使、江北招讨副使，革命足迹遍布全国的民国功臣，竟因为鄙夷和不满某些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腐化堕落，而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榘以“趋重下层，不择手段，充当晋军别动队”的罪名枪杀。他还看到，有名无实的“民主”、“共和”，没有拯救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丧权辱国的条约在继续，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加强……。这一切，不禁使张立垣对官僚充斥的国民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打定主意，继续执教学界，洁身自好，断然不与新朝权贵们同流合污。

宣传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开炮，悍然发动了企图全面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立垣心中反帝爱国的烈火熊熊燃烧，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第一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致使我国山河破碎。张立垣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常为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痛心疾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这时的张立垣，已是70高龄的老人，他不顾年老体弱，四方奔走，为向民众灌输抗日救国意识而尽心竭力。

这年冬天，他为了向家乡人民宣传抗日，特意从济南回到广饶，召集旧日学界同仁，率领广饶中学的爱国学生，组成15支抗日救国宣传队，到石村、城关、李鹊、颜徐等集市上登台演讲，揭露日寇的血腥暴行，号召人民齐心协力，保家卫国，积极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每到一地，他都亲自登台演讲，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每讲到悲惨之处，声泪俱下。民众听了这位白发老人的动情演讲，都深为感动。他喉咙哑了，还不肯歇息。当年张立垣带领下乡宣传的学生，现在都已成为古稀老人，笔者与之交起来，他们对此情景都还记忆犹新，他们永远忘不了张老师那寒风中的身影及雪地上的足迹。

寒冬松柏

回广宣传之后，张立垣返回济南，继续执教于山东省立师范学校。

1938年，日寇为了沟通南北战场，控制津浦路这条交通大动脉，步步向济南进逼。军阀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放弃黄河天然屏障，不战自退。随之，济南沦陷。

日寇在完成了对济南的武装占领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进行渗透。他们收买一些汉奸文人，鼓吹卖国谬论，宣扬“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来是为了使中国变为富强之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等等。面对日寇这些混淆视听、笼络人心的鬼蜮伎俩，张立垣义愤填膺。他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无情地揭露日寇、汉奸的阴谋诡计。课堂上，他以文天祥坚持民族气节，以死殉国的事迹，教育学生反帝爱国，学习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品格。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面对凶恶残暴的敌人，张立垣教育学生要做刚强之人，要像松柏那样，勇于经受严寒酷暑、狂风暴雨的考验，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屈服，决不能在思想上向敌人缴械投降。在一次作文课上，他作了慷慨演说之后，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为题，让学生写文章，抒发感情，表达意志。不料，此事被日寇安插在学校里的爪牙探知，报告了日本宪兵司今部。日寇头目闻知大怒，要逮捕张立垣，兴师问罪。校方及同事都深知张立垣的为人，便多方通融，极力斡旋，此事才算了结。事后，同事好友都劝张立垣今后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造次。对此，张立垣毫不在意，一笑了之。他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欣慰。

正气浩然

1942年，百年不遇的大旱使沦陷区人民处于更加严重的灾难之中。

盘踞广饶的伪地方武装---保安十六旅投降日寇后，成为其忠实的帮凶。他们乱立名目，巧取豪夺，催粮逼款，绑票敲诈，气焰十分嚣张，搞得广饶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张立垣的家庭在这场天灾人祸中，同样历尽磨难，倍受艰辛。在家务农的儿子张钦周，眼看活不下去，只好投奔济南父亲处谋生。时间不长，在日寇“强化治安”下，连棒子面也断绝供应，进而又刀枪相逼，除孙子张沛甫因年龄小准许留下外，其余皆被赶出济南。他们无路可走，只好又回到故乡韩疃，再受煎熬。就在这年夏天，张立垣在济南接到来自广饶李青山的一封信。信中云：“晚辈青山习武兴兵，实为保卫家乡安全。纵观历史，古今成大事者，皆文韬武略并举。今吾意在开发民智，兴办学校，以造福家乡人民，唯才疏识浅，深恐遗羞乡里。先生德高望重，才华横溢，实为最佳之导师。我等思贤若渴，盼之犹如久旱甘霖。万望先生荣归故里，敬烦赐教，青山将不胜谢之……”（此信乃张立垣之孙张沛甫背诵记录）原来，李青山投降日寇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群众都对这个卖国的大汉奸恨之人骨。在万人唾骂、臭名远扬的困窘情况下，李青山为了装潢门面，抬高身价，在自己的据点毛王村办起了一所中学。张立垣的资历和声望，使李青山想入非非，他妄图请回张立垣，利用其威望改变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张立垣一眼便看穿了李青山的用意，尽管李青山在信中许了很多愿，什么回来后团级军官待遇，家人也可到军中任职等等。但是，疾恶如仇的张立垣毫不为之所动。他鄙夷地撕碎来信，使李青山的企图成了泡影。

同年10月，像韩疃村许多穷苦人的悲惨结局一样，张钦周在遭受了长期缺粮断食的折磨后被活活饿死。张立垣接到独生儿子的噩耗，悲愤交集，他痛惜儿子的早逝，切齿鬼子汉奸的残暴无道。他带领孙子张沛甫从济南赶回韩疃，处理儿子的后事。这时，他看到自己亲手建立的学校，已被战火摧毁。事业、心愿的破灭，使他更加痛心不已，不由地又一次流下了热泪，他恨透了那个兵荒马乱，暗天无日的世道。事毕，为避免李青山之流闻他回乡之讯前来纠缠，他只在县城一个朋友家住了一宿，便悄然离广回济。他抱定“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信念，宁死不屈，誓与敌伪不共戴天。

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高唱和平民主，一面磨刀霍霍，扩军备战。在这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从民主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张立垣，心明眼亮，是非明辨，不为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宣传所欺骗。他把自己几十年来未实现的革命理想，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6年春末，我军拟解放张店，但军中引爆器材奇缺。我渤海军区某部营长吕风河（广饶县西营乡吕家道口人），接受上级命令，要在短期内为部队搞到这批器材。吕风河过去是张立垣的学生，深受老师爱国热情的熏陶。此时，他想起了张立垣，坚信这位革命前辈一定会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吕风河找到了张立垣的亲戚郝东兴（广饶县石村乡东南村人），委托他去济南办理此事（郝东兴于1987年逝世，生前曾多次向人讲述他这次济南之行的经历）。

郝东兴到济南后，便把吕风河的信交给了张立垣。张立垣看后立即烧掉了。他安排郝东兴住下后，就着手去搞我军急需的引爆器材。一个教书的先生要搞到这些东西，是很不容易的。他在济南奔波数天，终于找到了门路。当时，掌管济南军备物资的军官（姓名已无法考证），正好是张立垣的学生，他便把这位军官召到家里，商谋此事。这位军官瞻前顾后，非常犹豫，张立垣就以老师的身份对他晓之以理。经过多次促膝长谈，终于使他下定决心，以巡视检查部队装备为名，把这批物资藏在汽车里带了出来，又借口探望老师，送到了张立垣的家中。张立垣密封、伪装好了以后，交于郝东兴带回。郝东兴临上火车时，张立垣亲自送到车站，嘱咐相识的列车人员予以关照。为了确保安全，事先张立垣还通过关系和济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派了数名人员随车东行，暗中保护郝东兴，一直到湖田车站下车，郝东兴被吕风河派来的人接走后，这几人才返回济南。

郝东兴顺利回到广南根据地后，部队为他开了庆功会。郝东兴说：“我只不过是跑了趟腿，功劳全是老伯父（他对张立垣的称呼）立下的。”

慈善之心

和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一样，张立垣身上闪现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体现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据乡人回忆，张立垣性情温厚，平易近人，从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摆什么架子。逢年过节回家探亲时，总是忘不了去探望村里的孤寡老人，问寒问暖，并时常从自己并不宽裕的薪金里抽出部分，少者三元、五元，多者十元、八元，周济贫民，以解其燃眉之急。他在济南时，也常有跑到济南混穷的乡亲找到他的门上借贷，他总是慷慨解囊。张立垣深知这些人的苦衷，常为他们走投无路的境况难过、着急。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难中寻路，维持生计。

张立垣救死济贫，从不吝惜钱财，但在自己的生活上，却异常俭朴：常年粗茶淡饭，与鱼肉几乎绝缘；一件细布大褂，一直穿了十几年还不肯更换；一次游历泰山时，别人都下馆子吃饭，他却只买了几条黄瓜，还风趣地说，黄瓜既解渴又充饥，是最好的饭菜。

返归故里

1948年，张立垣因年老体衰，归居本乡。全国解放后，济南市有关部门因他一生献身教育，劳苦功高，派人接他回济南安度晚年。他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再为国家作什么贡献，不甘无功受禄，婉言谢绝了上级领导的邀请，安居家园。

这时，张立垣年已80有余，但是他关心国事、致力教育事业的情愫一如既往。他看到过去被毁坏的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又建设起来，内心感到无比高兴。闲来无事时，便常到学校走动一番，指导老师们熟悉教学规律，掌握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技能。老师们对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十分尊敬，晚间经常到他家里集聚，就星期日函授师范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向他求教。他总是有求必应，耐心讲解，诲人不倦，老师们为了满足这位老人的心愿，常把学校里订的报纸给他送去，让他了解国家大事，他思想敏锐，极易接受新鲜事物，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消息后，对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感到欢欣鼓舞；看到村子里办起了识字班，农村妇女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立即表示赞同，称之为“妇女解放的事业”；对于上级号召办互助组，他也是大力支持，认为这样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可以战胜一些小家小户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对有孀妻弱子、缺少劳力的人家，更是一种支持。

1957年12月18日，张立垣先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与世长辞，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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