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作者专栏|王嗣元《推动薙头第一人(读史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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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研堂见闻杂录》（明.佚名著，实为王家祯。明末清初太仓沙溪镇人，别号“研堂”），一则记载令我大诧，现全文录于下：

我朝（指清朝——笔者注，以下随释不再注笔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薙（同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於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於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同据）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逐酿荼毒无穷之祸。至丁亥岁（丁亥，顺治四年，即1647年），山东有谢迁奋起，攻破州县，入淄川城，首将之獬一家杀死。孙男四人，孙女孙妇三人，皆备极淫惨以毙。而之獬独缚至十余日，五毒备下，缝口支（同肢）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宗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查《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列传三十二》载：“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天啟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三年，侍郎王鳌永招撫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撫方大猷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顺治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撫，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搆（同构）衅（卖皇恩以引起部下攀比、不满），之獬议撫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辩，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顺治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俊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啟心郎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正史只言未载孙之獬上薙头疏一事。

这是为什么？

野史可信吗？

答曰：可信。

理由是：

一、纵观作者身世与所处年代

《研堂见闻杂录》作者王家祯，明末 清初人，籍苏州太仓沙溪镇，虽为乡间一儒，但亲历其事。“所载明季朝野异闻及清初太仓兵燹事，皆直书无所隐”（见冯超《研堂见闻杂录》《书后》）。

《研堂见闻杂录》多处记有明朝遗民与薙发令相斗事，现节录如下：

“苏郡（苏州）之薙头也，以闰六月之十二日，令既下，民惴惴.......已而杨文骢者，以为民必生心，是可乘也。疾驱而至，大呼狂叫 ，号召居民，聚薪各城门，穴而入之。城内民亦狂呼应，各执白梃，共数万人，公廨府舍，无不举火， 焰烟蔽目......

吾娄（乡） “闰六月十三日，遂有薙头之说。统兵官张姓者，请各乡绅会议，民间窃偶语，诸绅会议出，各掩面而涕。是日午后，即闭各城门，不论军民，一概净发”。

“至削发令下，崑民杀县丞，焚公廨。”

“至初五日，忽有兵艘百余，自郡乘流而来，至真仪维亭......城竟破，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崑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吾城自削发后，惟乡民梗顽自如，有发者不得城行，削发者不得下乡，见者共杀之，乡城闭塞......凡湖川塘以北，其削发者，即举火焚之。削发者，领兵冲出，亦四路举火，男女见之即杀。杨林塘以过，一望萧条，禾麻遍野，无人收拾，如是将一月。”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顶小帽，以至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饩羊，古代用于祭品的羊。此指礼仪。惜饩羊遗意：留恋古时礼仪），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瞯，惨祸立发。琴川二子，於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襟，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仍服其衣，蹩躠（biesa,尽心用力）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

可见清初政治极其残酷暴虐，视民如草芥，摧毁儒家文化特别是服饰礼制和行为文明毫不手软。时顺治帝年幼，多尔衮摄政。薙发令下，限十日举国汉蒙和部分少数民族男性完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此作为各地迎降满清的标准，导致中原百姓奋起反抗，招致清军屠城多处。著名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因抗拒薙发令而死的明朝遗老和百姓逾百万。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罕所未闻血腥之奇事。

首作俑者，孙之獬。

正史为何对此重大事件只字不提？ 这要看《清史稿》《清史馆》撰官身世。馆长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又名次山，又号无补，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人，祖籍山东蓬莱。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撫、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成立保安会，阻止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辞职。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

赵尔巽乃世受皇恩之人，不可能不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把孙之獬丑行载入正史完全可以，本是史官秉笔直书之职，但孙之獬一疏之上，落头无数，反映了清初政治的野蛮与残暴，赵尔巽世受皇恩之人，怎能书他。

再看继任院长、主持刊印袁金铠和经办金梁。

袁金铠（1870-1947），字洁珊，晚号佣庐，满族人。1870年生于辽阳县山岳铺，十九岁中秀才。1904年出任辽阳警务提调。后结交赵尔巽，被赵认为门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袁金铠入幕府，参与政事。武昌起义发生时，袁金铠向赵尔巽进策，赵尔巽采纳之。当袁金铠得知张榕等密谋驱逐赵尔巽，宣布独立的消息时，马上建议赵尔巽电召张作霖带队来奉天协护，并迅速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此举促成了赵尔巽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局面，袁金铠由此受清廷赏四品京堂，襄办关外练兵事宜。

伪满洲国成立后，袁金铠任奉天省省长，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东北十大汉奸之一。

金梁（1878-1962）号息侯，又号小肃，晚号瓜圃老人，杭县（今杭州）人，寄居北京，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民政部参议、奉天旗务处总办、奉天新民府知府、奉天清丈局副局长、奉天政务厅厅长、蒙古副都统等。民国成立后，任清史馆校对，著述丰富。

所以上述三老编撰《清史稿》时，政治立场取向是明显的。

但就学问而言，均是我辈不可企及之师。

二、正史亦多载薙发。吴三桂启开山海关锁钥，多尔衮联吴击溃李自成后，“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列传五.睿忠亲王多尔衮》）。”

“王初令官民皆薙发，继闻拂民愿，谕缓之”(同上）。所以才有了定都燕京后，满汉两班之制。而孙之獬企富贵而邀宠，“首薙发迎降”，着满臣官服，结果满汉两班皆不容，羞愤上疏，语颇阴诡，激怒多尔衮，亦恰逢江宁破，史可法死， 江南底定。多尔衮遂起杀心，使百万生灵因护一发而血流成河，且殃及无数妇女儿童，之獬实乃为虎作伥之人。

《清史稿》《列传三十二孙之獬》篇虽只字未载上薙头疏事，但记之獬之死亦可印证。“四年（顺治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亦与王家祯所述结局同。只不过谢迁变成“土寇”字样。前说赵尔巽等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记史，此可证也。

掩卷之余，不免慨叹。按今人思维，多有不解，特别是外国人，闻此事瞠目结舌。为护发而一人死难甚或灭门灭村，这值得吗？但古人并非作此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儒家《孝经》上的观点，护身包括护发，乃为大孝之义。而孙之獬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自此有人骂他天下第一汉奸。我认为“汉奸”之谓不确。清朝定鼎中国268年，御用汉臣无数，仅录用进士26849人，举人、贡生、秀才更多如牛毛，中多汉人。张廷玉、曾国藩等贤臣不可一词否之。林则徐、邓世昌、林永升等敢谏敢死之士为中华民族彰显了气节。而汉奸，乃是出卖本民族利益以邀外族人入侵之人。孙之獬不配。他的作用没有吴三桂大，吴三桂尚不配汉奸，孙之獬何敢谓也？充其量也就是个民贼。因他促成了“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孟子语）”。罪虽在当权者，而孙之獬亦丑鬼也。

作者简介：王嗣元，笔名溪泓，男，1952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72年参加工作，历任庄河海港人，政工干事、团支书；庄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政工干事、办公室主任、中队长、副大队长、政委、大队长、副局级督导员，2012年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大连市儒学学会会员、大连市诗词学会会员，庄河市诗词学会会员、庄河市作家协会会员、《庄河记忆》编委。作品散见于《人民公安报》《大连日报》《黑龙江《老年日报》《辽宁青年》文学平台，《庄河报》《庄河之窗》《冰峪》《庄河记忆》。著有小说诗歌散文集《月色下的英那河》，散文诗词研《易》心得和历史、人物考据合集《远逝的乡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