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伟丨教授VS保姆:谁是真正的理性人?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具体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一经济学教授、博导，68岁，每个月退休金1万多元，名下有两套房，存款100多万元。教授想和50岁的保姆阿姨结婚，却惨遭拒绝。教授不服，问其原因？保姆阿姨说：划不来，现在工资7000元，结了婚就没有工资了，房子又不给我，还要免费干活，傻子才结婚呢！教授问保姆怎样才能结婚？保姆说，房本加上她的名字。教授陷入了沉思……

对此，有人说，教授不想付工资，被保姆拆穿了，保姆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也有人说，结了婚，保姆就成教授夫人了，不结还是个保姆，身份不一样了啊。还有人说，不愧是经济学教授的保姆，近朱者赤，有样学样。”

从这么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或许如同“有人说”那样会得出多种多样的见解。然而，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得不佩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理性人”概念。那么，究竟何为“理性人”？其有何特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理性人”？“理性人”的特征是否会如同生物进化那样发生演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就让我们借助这个案例来一一解析。

1.何为理性人？

在亚当·斯密看来，“理性人”就是精明的、会算计的和自私自利的人。引用一句俗语来阐释，理性人就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这自洽地契合了经济学中的最优化分析方法，即作为消费者来说，理性人要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厂商来说，理性人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而作为政府来说，理性人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或福祉的最大化。

倘若离开了“理性人”假设，经济学这一学科将无立锥之地，或许会成为一项仅仅是记录经济事件或统计数据的日常事务。因而，可以说，是“理性人”赋予了经济学生命。

“理性人”虽然是自私自利的，但是这种自私自利并不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对于那种“损人利己”或“祸国殃民”的行为，“理性人”是不会去做的。因而，从本质上来说，“理性人”是个安分守己、在合法的边界范围内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正如斯密所言，“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的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这一句话也隐含了理性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对他人利益的。

因为不论是“屠夫”、“酿酒的商人”，还是“面包师傅”，他们要获取自身的利益，如经营收入或其他生存物品等，首先得为他人提供肉、酒或面包等。这也印证了斯密的另一句话“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简而言之，我们从斯密对“理性人”的界定中可以解读出，虽然“理性人”是自私自利的，但是这种自私是相对的，并不完全是放任的或没有约束的，而且很多时候，为他人考虑，即“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教授VS保姆”的案例。结合上述所描述的“理性人”，我们可以发现，“教授”和“保姆”都了自身的利益，如“教授”从安度晚年的角度考虑，想找一个能服侍自己、照顾自己的人，而“保姆”从持续赚钱的角度出发，不想因为结婚而导致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人。

从这一点来考察，“教授”和“保姆”均是理性人，均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然而，为何“教授”会陷入沉思？其和“保姆”的这项“交易”为何会陷入困境呢？我们还需对“理性人”的特征，做更为全面的认识。

2.如何理解理性人？

诚然，理性人会依据最优化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决策，但是他们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其所处的“情境”，即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做出其最优化决策的。情境，对于理性人的理性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分析。

案例1，当一个理性人面临确定性收益时，如在一项能百分之百地稳赚3万元收益的投资和一项有可能有20%的概率什么都赚不到，以及有可能有80%的概率会赚得4万元收益的投资进行权衡时，其会如何抉择？

如果此时按照“会算计”的理性人来做决策，那么我们基于期望的公式即可得到，第一项投资的期望收益是3万元，而第二项的期望收益为3.2万元（0*20%+4*80%=3.2）。据此，理性人应该会选择第二项投资。然而，现实情况是，多数人会选择第一项，因为第一项并不需要冒任何风险，即在确定的好处和“赌一把”之间做抉择时，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

案例2，如果此时的情境变换成：当一个理性人面临不确定性收益时，如做一项投资，其已亏损3万元，要么就此认栽，亏了也就亏了，要么不甘心，随即又借了1万元进行翻本，这合起来的4万元有90%的可能性会全部亏光，但也有10%的可能性会把这4万元给赚回来。在此情形下，我们依然按照理性人是“会算计”的特征来计算期望，可以得到：第一种情形下的期望收益为-3万元，第二种情形下的期望收益为-3.2万元（-4*90%+4*10%=-3.2）。按照数值大小来权衡，理性人应会选择第一项。

然而，经检验，多数人会选择第二项，即“搏一把”、和命运抗争一下。这是不是也违背了理性人会算计的特征呢？其实不然，之所以多数人会选择第二项，是因为此时此刻所处的情境对理性人来说并不是有利的，在面临不好的状况时，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与命运抗争一下的，因为只有“抗争”，才有赢的可能，即“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不抗争”，就只能是认命了。

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能够知道，理性人的“理性”是相对的或有边界的，其在做决策时是需要考虑情境的，而非“任性”的、可以脱离决策背景的。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教授VS保姆”的案例，现将“情境”考虑其中，就会发现，在此案中，“教授”在做理性决策时，其所面临的情境是想找一个能够服侍自己的人安度晚年，但是又不想别人对自己的财产觊觎或垂涎三分，而对“保姆”来说，其想多赚钱，尽可能地贴补家用，那些所谓的“教授太太”、“博导夫人”等头衔对她来说并不实在，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因而，如果能够知道“教授”和“保姆”各自所处的情境，我们就能明白“教授”为何会陷入深思，而“保姆”为何会那么理智了，也就能够知道他们之间并不能精确地区分出谁是更理性的，只不过是所站的立场不同而已。

最后，“教授”和“保姆”为何没有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均忽略了理性人的另外一个特征。让我们再借助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假设你在马路边捡到100元，恰巧被小王看到了，本着“见者有份”的原则，你们想分配这100元。具体规则如下：你提出分配方案，比如说是按照“四六开”或“三七开”等比例进行分配，当然你所提出的分配方案，小王可以同意或否决，但是如果被否决，这100元就会交给“警察叔叔”，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和上述两个案例不同的是于，此案例中的理性人是两个，而且是两个具有利益冲突的人。如果说之前两个案例中的理性人是单人决策，那么此案例中的理性人是交互的，即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认识到自己是理性人，而且还要考虑到别人也是理性人。

面对此情境，寻找均衡点便是实现“理性人”最优化目标的关键，如可以平分这100元，这样你和小王之间就不存在争议，彼此相安无事。

因而，在面对利益协调或分配时，理性人不能完全从自己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如在该案例中，作为理性人的你肯定想百分之百拥有这100元，但是此刻你得意识到你的决策是受到小王制约的，小王是有与你谈判并不断提升议价能力的筹码的。

最后，彼此为了都想尽可能多地争取这100元，此时追求公平与正义是自己理性的最好反映，即谁也不吃亏、公平分配是双方利益的契合点。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教授VS保姆”的案例。之所以“教授”和“保姆”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处境，或者更多的是仅从自我立场出发，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存在合作可能性的博弈。

如果“教授”能站在“保姆”的立场，为保姆解决经济顾虑、多给予经济资助；如果“保姆”也能从“教授”立场思考问题，即毕竟是再婚，会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较为敏感的财产问题，并不强求“教授”在房本上写名字，等等，最终的结局可能会是皆大欢喜。

然而，现实情形往往是“理性”的。在利益分配中，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引导或斡旋，博弈双方很容易会陷入囚徒困境式的“个人理性大于集体理性”的双输境地中。在此案中，如果“教授”能够请求居委会或红娘等的协助，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彼此各退一步，或许这门亲事就达成了。

通过上述几个案例，我们知道，理性人虽然是会算计的，并总是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但是这种“理性”需要结合理性人所处的情境，即是“好”的处境还是“坏”的境况，这就导致这种“算计”并非完全遵从利益数值上的最大化；此外，在与其他理性人进行博弈时，理性人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要意识到对方也是理性的，此时“利他”往往能够更好地“利己”，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3.理性人是否会演变？

上述我们借助“教授VS保姆”的案例，对经济学中最为核心的假设——“理性人”的内涵和特征做了简要的说明。所谓万事万物都会发生变化，作为理性人的“理性”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诸多学者基于“理性人”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人”的概念，认为理性人在做决策时往往并不能做到完全的理性，很多时候是有限的或局部的理性。“有限理性”虽然能够更为真实地体现理性人在做决策时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把“情境”考虑其中，或许就能明白“有限理性”只是在有限条件下的“理性”而已。

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冲动性的消费行为，表现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买了很多东西，事后想想真是冲动，甚至是懊悔。这种冲动性消费虽然并非在完全理性状态下实施，但是如果深究一下其所处的情境，就会发现有限理性依旧是理性的，即要么确实是喜欢，爱不释手，不知不觉地就多买了一件，要么是所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没有货比三家，无形中多花钱了。

因而，有限理性虽然可以看作是对理性人理性程度的一种演变，但是归根结底，并不能动摇“理性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近年来，伴随着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以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的不断发展，很多人担心在未来会出现诸如科幻片所演绎的那样，机器人会取代我们人类。

在此，我们先不对未来的各种可能做预测，因为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需要的是解构这些概念背后所蕴含的运行机理，进而明晰其与理性人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不论是机器学习，还是深度学习，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学习什么。

很多人会说，学习的是算法、代码或语言。没错，要使机器懂得人类的指令需要赋予其代码或算法，这样机器才能变成机器人。然而，代码或算法的背后又反应了什么呢？

在《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一书中，朱迪亚·珀尔和达纳·麦肯齐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观察（Seeing）”、“行动（Doing）”和“想象（Imaging）”，分别对应了三种分析方法，即“关联（Association）”、“干预（Intervention）”和“反事实（Counter Factuals）”。

如何让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就是要让机器学会问“为什么”，也就是要让机器学会因果推理、理解因果关系。因而，人工智能的本质就在于要让机器明白所做事情的因果联系，即做这件事的“前因”是什么，又会带来哪些“后果”，通过因果链形成自洽的逻辑链，从而赋予机器进行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能力，使机器能够展现出人类的言行举止。

换言之，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使得机器人能够像理性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是理性人的理性延伸或功能复制。因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能明白，理性人是人工智能的“极值”或无限趋近，两者并不会出现完全替代。

“教授”和“保姆”，究竟谁更理性？我们只能说其各自所处的“情境”不一样，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倘若能出现像“月老”一样的第三方为其协调，就有可能会出现“个人理性”服从于“集体理性”、从非合作博弈转变成合作博弈的结局了。

此外，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一些“有限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将这些“有限理性”嵌入至具体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也是合乎理性的或是自洽的。与此同时，伴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也不必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人类，毕竟人工智能只是仿制的理性人。

总而言之，理性人是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研究经济问题的核心假设，深深爱上“她”，再结合具体的情境，就会创生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经济学故事，也能让我们充分领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