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李润湘 《我和我的亲人们》读后感
发布于 2021-11-11 18:15 ,所属分类:散文阅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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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湘:笔名木棉,女,山西省沁水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子书法家协会会员,原高平市新华书店经理,现高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高平市女子书画院院长,20世纪90年代曾就读北京鲁迅文学院。出版短篇小说集《绿色女人》《银丝花》、长篇小说《雪痕》、散文集《心旅拾遗》。2009至2010年连续两年荣获“全国百篇散文选”,2011年入选《中国当代作家大辞典》。
《我和我的亲人们》读后感
李润湘
拜读完崔巍老师的家族史《我和我的亲人们》,一瞬间,我几乎不相信是崔老师写的,因为与他原来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这也正如作家张石山老师写的序“衰年变法”,越是发自内心的,越是大有生命美学的意义生成。
按说,崔老师是我写作中的导师,我不敢冒昧乱加评点,可心是有呼吁的:“父亲不识字,可他希望我识字。倒不是望子成龙,他因不识字,差点丢命,于是就早作居安思危了。”
这样的开头,看似随意,实是动人心弦,使读者不由与写作者,合二为一,很自然地进入到家族史的在场中。
一个“引子”,像一条牵线,将读者牵扯到家族史的轨道上来:1942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锄奸运动”,在崔老师的家乡“东里庄”展开,故事的主角竟然是他的大伯与父亲。
然后笔头一转,醒目地告诉读者,他们东里庄崔、卫两大家族素来不睦,彼时,正好是卫姓掌权,自然就引出此后各种运动中,崔姓家族史的一幕幕劫难。换言之,也就是民族史中的缩影之劫难。
评论家薛澍在《关于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问题》开头说:“真实标准在于估量艺术作品是否反映一定时代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方面社会,从而相应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供社会的真实价值。”崔老师这部家族史《我和我的亲人们》,无需质疑,自然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正如崔老师在引子中写的:“这般梦回萦绕,早该写写他们了。但是,我为文一直有个误区,她们的人生,她们对我的诸般贡献,乃是家事,平凡的很。殊不知这等腐见才是不知文学为何物。”是的,正如崔老师与我们几位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们所说的,尽管我过去写了那么多的书,而这本只印刷了200册没有刊号的家族史,却引起了预想不到的,轩然轰动……
不假!因为这本家族史,是一本真书,是一本天书,是一本从最基层,最没有任何地位的,穷苦老百姓的艰难困苦中,挖掘出来的,填补了那段历史空白的,难得的,有鉴赏价值的传世之作啊!
尽管也有人写过此类的书,但对于崔老师的故乡以及周围的边缘地区来说,却是一本值得珍藏的无价之宝,填补了当地的存档不足!
最近,崔老师陆续在上给我发过一些他的好友们,关于写《我和我的亲人们》的读后感等。文出心声,这必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尤其对崔老师家族中的女性来说,更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拜读完崔老师这本家族史的下意识感觉告诉我,男性的刚强与遭遇困境,填补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历史之空白。以崔老师母亲为代表,他的大姐、二姐、三姐,以及他的小妹,简直就是用我们家乡的话说,一个个都是不戴帽的男子汉,言说出人性美的典范。
当然,这还得从他父亲的遭遇说起:生逢乱世,一生命运多舛;既有倭寇祸害,更有族斗之“汉奸”罪名蒙难等等一场场劫难,这无形中在他母亲的骨子里生下了根,有了根深蒂固的抵抗能力。尤其从他父亲离世之后,也许世事生活所迫,书中书写出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典型的,不断向意义生成的,真实生命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母亲形象。
比如笔者写有一次,因某种原因,他从家中偷出一兜豆子朝天漫撒的情节,母亲对他的惩罚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崔老师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母亲以双重身份,硬是统领一子四女,冥冥中追寻着,因不识字遭遇两次突出苦难重围的隐忍,轻轻扣醒了尘封的心扉,打拼出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从她的子女们各自成家立业之后,他们的家族,深切牢记着,崔老的父亲因不识字遭遇的两次灾难,他们吃苦耐劳,拼搏奋斗,直至现在,已经繁衍到第五代;第二代就出了大学生,第三代有了赓读,尤其到了第四代,奇迹般地出了十几个大学生,甚至出了硕士、博士、大学教授, 成为崔老师家乡的文化望族。
一口气写在这儿,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不管写得如何,却是发自我内心的心声。雅斯贝斯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不能从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上去寻找,而应该穿过他身上的一切可认知的东西,单单从他的起源上予以非对象的体验。”
崔老师写的这部《我和我的亲人们》,做到了“予以非对象的体验。”
是的,只要有点良知的人,都会体验到:真正的好作品,在于它的不封闭性,不封闭某段真实的历史状况。崔老师写的这部家族史《我和我的亲人们》,做到了这点,得到了升华。因此,这本书,既是他们的家族史,也是一部填补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史!
[责任编辑 刘波澜、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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