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散文代表作一组(2)

志存高远，是值得鼓励的，想真的成功，不容易。因为，扔大石头，起大波浪，得有足够的力气。

捞鱼

我生活的县城，濒临长江，半山半圩。圩区水多，鱼自然多，这是肯定的；我老家在山区，水少，可我小时候，鱼也多，几乎有水的地方就有鱼。

山区池塘河坝多，利于蓄水，连家家户户门口的菜园边都有一眼小塘，不叫塘，叫小汪子。夏天，雨下得急，水四处漫溢，鱼顺着水戏得欢。雨停了，水哗哗地流着，不时传来啪啪啪的响声，那是鱼在戏水。水流到哪儿，鱼就可能戏到哪儿，在家门口、在工场的平地上，甚至晴天在牛脚汪里，捡到鱼也不奇怪。稻田里，窄窄浅浅的水沟里，有鱼更不稀奇了。鱼最初从哪个塘里来，谁也搞不清楚，下雨天，它们像走亲戚一样相互串着门。

关于鱼戏水，有许多说法，有人说一下雨，天气闷热，鱼全身发痒，它们喜欢逆水游动，哪里水急，它们往哪里游得欢，那样“杀痒”；也有人说，水流动的地方，会带来许多鱼喜欢吃的生物，它们在觅食呢。雨还没停，有人出发了，拎一只竹篮或一只箩篼，出门试试自己的好运气。最喜欢戏水的是鲦鱼、鲫鱼和泥鳅，还有一种叫“泥乌”的鱼。鲫鱼汆汤、红烧，味道都无比鲜美，能捞到大一点的鲫鱼当然最好，竹篮是抓它们的最好工具；泥鳅则不行，竹篮缝大，泥鳅太滑腻，得用篾眼细密的箩篼才行。“泥乌”是一种极像革胡子鲶的鱼，肉细，个头大，能抓到它们必须运气好。雨水汇成一定规模，通过沟涵、缺口冲进河塘或稻田，这些地方鱼通常比较多，一竹篮挖下去，活蹦乱跳大小几十条也正常。老家靠近登月湖的那个村，据说有人雨后冲着缺口一网撒下去，拖上上百斤戏水的鱼，渔网就差撑破，这样的盛况，可惜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老家塘坝里的水主要用来灌溉庄稼，而不是为了养鱼，到了天旱得要命的时节，顾不得鱼的命要抽水救庄稼的命了。一年到头，大多河塘有被抽干水的机会。秋冬水少，有时也要把塘弄干，为了挑塘泥垩麦田。水浅见底，塘里的鱼乱蹿乱跳，开明的生产队长命人用拉网捕去青鱼、鲢鱼等大的“家鱼”，分给各家各户，剩下的漏网的“家鱼”和鲫鱼、翘嘴白、昂刺、鲤鱼等所谓的野鱼，任由大人小孩去捞。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场面，男女老少，早等不及队长喊叫，全不顾衣服、身上干净，跳下水，稀里哗啦，哪吒闹海一般，轰得浅浅的水成了黄泥浆，鱼呛得纷纷浮出水面，束手就擒。看见水面有鱼张着嘴巴在紧张急促地吐圈圈，兜头一竹篮挖下去，或许就是一条肉坨坨的大鲫鱼。还有大人从家里拿来鸡罩，看见鱼打花，一鸡罩扣下去，没准能罩住一条比较大的鱼，从罩口伸进手去轻而易举能捉住它。捞鱼的人个个浑身泥污，连眉毛、眼睛都糊上了泥，但个个过节一样开心。天黑了，鱼也捉得差不多了，塘面才平静。不多久，整个庄子上空都飘着诱人的鱼香，连猫也赖在屋里，不愿离开灶台半步。

从水库往堤台上抽水，我们也可以捞鱼。堤台上的渠道一尺来宽，连着池塘，难免有鱼戏过来。我们用竹篮“闸”在某一处，卷起裤脚从渠道上游下水，左右晃动两脚把鱼往下游赶，赶到篮口，猛然提起竹篮，运气好时也能捉到几条鱼。这是很不受欢迎的捞鱼方法，看水的大人撞见要骂，会阻止。竹篮挡住了渠水的畅通，水有可能漫过堤台，造成堤台坍塌。“堤台倒掉了！”在老家，这是一种跟“失火了”一样紧急的呼救，庄上所有劳动力不管在忙什么，都要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扛大锹挑畚箕，赶过去抢修。平时，抽水机刚停下，这是一个绝好的捞鱼机会，看水的大人不骂，水越流越细，只要看好竹篮这个“闸口”，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小鱼虾都在劫难逃。等沟渠里的水彻底断流，来不及脱身的鱼虾任人抓捕。这样的收获通常比较小，大人没有丝毫兴趣，只有我们这些挎着竹篮在野外打猪草的孩子，会坚信自己有好运气。

我运气最好的一次，是在上学的路上。那时我们去村里的小学念书，有抄近路的习惯，许多龟不生蛋兔不屙屎的地方，我们愿意“跋山涉水”，一路“探险”玩到学校。途中有一处低洼地，春天是塘，秋天是田，水干了，更低的涵口残留着一泓清水。在这个涵口，我们意外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大草虾，它们像全线溃败的敌军，水没了，大势已去，全部簇拥到这一点救命水中，由于人迹罕至，涵口隐蔽，居然一直未被行人发现，造就了我们的幸运。和我一道发现的还有一个大孩子，我们来不及动手，不远处学校的上课预备铃响了，我们一边向学校狂奔，一边相互赌咒发誓：不得泄露秘密，有福同享！一个下午，我们上课都没有安心。放学后，我们俩又偷偷地跑到那个涵口处，两人配合，弄得一身泥水，捞了至少有一斤多大草虾，全是两三寸长。竟然还捞到两条大鲫鱼，每条超过半斤重。最后，我拿虾，他得鱼，我们皆大欢喜，满载而归。

捞回的鱼虾，有时不够一顿烧了吃，缠大人也没用，大人会骂：“这点东西，锅还烧炸呢！”我们把它们养进厨房的水缸，留着下一次“凑锅”。家里的吃水都是直接从河塘里挑回饮用的，难免有通体透明的毛鱼毛虾被带进水桶，挑回家，倒进水缸。我们早晨舀水洗脸，它们又可能在脸盆里惊慌失措地左冲右突。一开始我搞不清它们从哪里来，以为自己养在水缸里的鱼虾生宝宝了，还惊喜地喊两个姐姐来看。当时没有发觉自己的想法好笑，今天仍然觉得有这个可能：它们也许就是我养在水缸里的那些鱼虾的宝宝吧？凭什么说不是呢。

刊于2007年7月18日《扬子晚报》、2007年7月25日《福州晚报》、2008年1月5日《天门日报》

轰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不知为什么，我们庄上的女人们，比赛似的生起了孩子，全庄二十户不到，一百二三十号人口，像我这么大，加上比我大或者小一两岁的，快有三十个，而且奇怪得很，大多是公鸡头（男娃）。

到了入学的年龄，我们庄通往村里小学的机耕路上，上学、放学时间，浩浩荡荡。到了夏天，池塘河坝里成了我们的天地，许多孩子像鸭子一样，从早到晚泡在水里，饿了，摘一捧菱角，崴两段嫩藕，即能充饥当饱。

玩到兴头上，我们会轰鱼。轰鱼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塘的形状不能是方的、圆的，最好是长条状的，二是孩子多，人多势众。我们光着屁股，手挽手站成一线，高个子在中间水深的地方，小个子在两边水浅的地方，从这端往那端前进，边走边搅动两条腿，我们称之为“和”（huó），折腾得塘里哪吒闹海般水翻浪涌。

鱼受到惊吓，本能地向另一端游，游不及的，强行从我们“人网”的缝隙间逃，被撞上的孩子，受到惊吓，那是一种快乐的惊吓，他们会大呼小叫。离末端还有一两丈远，队伍自动散开，大家嗷嗷地嚎叫着全力以赴扑向岸埂，立马惊起许多鱼扑通扑通跃出水面，一不小心跳上岸又来不及跳回水里的，成了我们的收获。彼此机会均等，谁抓住就是谁的劳动成果，欢天喜地抱回家改善伙食，任凭没有抓住的同伴瞪着一双羡慕的眼。

这样的游戏只能背着大人干，因为被我们轰出水面的通常是鲢鱼，这是家养的鱼，有主。每个塘都由几户人家联合承包，难免被人发现；我们这样在水里闹翻天，一塘清水被我们搅浑，周围人家还指望吃水，也不会容忍，挨骂时常是少不了的。骂就骂吧，罪不责众，那么多孩子，骂谁呢，水面凫着一层黑脑袋，未必分得出谁是谁家的孩子，说不定自己家的也在其中。

老家有句俗语，叫“厌伢子用不着打”，是说调皮的孩子不用大人动手打，自己会遭报应，我们轰鱼玩，有时应验这句话。那时，有的塘长年不干，过年用大网捕鱼总有鱼漏网，几年下来，这些漏网经验丰富的鱼大得可观，十来斤的鲢鱼，二三十斤的鲩子（草鱼），都不少见，这些鱼放平了跟我们个子差不多长，在水里力量远不逊于我们小孩，把它们逼急了，一尾巴甩过来，能打得我们鼻青脸肿，眼冒金星。有一种叫“铜头”的鱼（鳡鱼），据说撞在身上，能疼昏人，幸亏我没有“享受”过。

轰鱼，能把鱼轰上岸的机会极少，轰上岸又被我们及时扑上去按住的更少，大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娱乐。炎热夏季，广阔天地里，那种生龙活虎的游戏，令我们开心无比。

刊于2006年12月26日《福州晚报》、2013年8月29日《天津日报》、2013年9月18日《丹阳日报》、2017年8月2日《遵义晚报》、2017年8月3日《泉州晚报》、2017年9月14日《羊城晚报》、2017年第10期《文化前沿》

春孵

下乡做一项关于家庭养殖方面的调研，见了许多畜禽，不禁勾起我对小时候家里“抱”小鸡情景的回忆。

我们乡下管孵小鸡不叫孵，叫“抱”，大概因为母鸡要把许多蛋“抱”在腹底下的缘故。孵小鸡的母鸡因此又得了一个名字：“抱”鸡。

眼下二三月的天气，正是“抱”小鸡的最佳季节。这是农村人家一年一度的大事。春天“抱”下小鸡，夏天才有笋鸡吃，秋天才有新鸡下蛋，数九寒天才有老母鸡汤喝。

为了“抱”小鸡，大人早早断了我们蛋吃，省下，聚起来，留着做种蛋。当然，家里有公鸡的才可以留，家里没有公鸡，附近人家也没有公鸡可“约会”的，就拿这些蛋去有公鸡的人家换，以蛋换蛋，人家卖给城里人吃，或者自家食用，不讲究，公平交易。

并非所有母鸡都有做鸡妈妈的权利。可做“抱”鸡的母鸡，有一种近似发情的表现，性情温顺了许多，动作慵懒迟缓了许多，不再上蹦下跳，喜欢咕咕咕地叫，变瘦了，也不生蛋了。出现这种特征的母鸡，才可以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

事情不可能那样凑巧，有时候家里聚好了蛋，却没有一只母鸡能“抱”，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去邻居家打听，人家有多余的“抱”鸡，借来“抱”。关系好的人家借就借了，无所谓；关系一般的人家，借方要送给主家适量的鸡蛋，作为借鸡、耽误下蛋的补偿，这也是公平合理的事。

最恼人的不是缺少“抱”鸡，而是母鸡“滥情”，一窝蜂地想“抱”，多了“抱”鸡。由于“抱”鸡类似发情的种种表现，光吃食不下蛋，影响了主人家油瓶子和盐罐子的出项，对于多出的“抱”鸡，主人家往往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用布条或麻绳把“抱”鸡捆起来，半悬半挂在门后的门闩上或者堂屋八仙桌的横杠上，直到它彻底改变性情。

这样的情形想起来就很残忍，像极了旧时追求爱情自由的女子，由于触犯了宗法礼教，受到家族势力无情的摧残。在这种“酷刑”下，大多母鸡能幡然悔悟，回到“正道”；也有痴情不改，反反复复的，下次有尊贵的客人来，这样的母鸡极可能优先招来一刀砍断脖子的命运。这是人类对禽类的“法西斯”暴行。

还是继续说“抱”小鸡的话。

“抱”小鸡的卧具最好是捂饭的矮木桶，桶里铺上稻草，垫上棉絮，做成很舒适的窝。窝里放得下的蛋有二三十只。多了，母鸡照顾不过来；少了，费工耗时，划不来。

母鸡坐进木桶，要扣上竹篾做的罩子，在罩子上蒙上旧衣旧被。总之，“抱”小鸡的母鸡被照料得像对待坐月子的女人一样用心。

我们小孩子可受罪了，家里“抱”小鸡，大声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更不允许弄出大的声响，必须保持十二分安静。大的声音会震“坏”要出小鸡的蛋。

因为好奇，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喜欢蹑手蹑脚地走近母鸡的“产房”，把耳朵贴在鸡罩上，探听老母鸡在里面做什么。还真能听到里面有骨碌骨碌滚动鸡蛋的声音。那是老母鸡用爪子在翻蛋呢。母鸡用体温孵化生命期间，完全尽心尽职，从不偏心于谁，每一只鸡蛋都能平均得到它的“爱”。“母爱，这是老母鸡都会的事情”，是高尔基的名言吧。母爱，有时在老母鸡身上表现得和人一样生动呢。

正在“抱”小鸡的母鸡每天只喂一次水和食。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窝里捧出，要迅速把蛋捂好，不让冷了。而暂时放出吃食喝水的母鸡，饲料理所当然优于一般的鸡，通常是白花花的米，直到它屙出一泡结结实实的屎，才算吃好。把它重新放回窝，继续工作。

喂食时我们看到的老母鸡，全身的毛蓬蓬松松的，真的像一个蓬头垢面、气色臃肿、刚生过孩子的女人。而平常面目邋遢、头发蓬乱的女人，也会被熟人嘲笑是“老抱鸡”。

鸡蛋在母鸡身体下经过五天时间的孵化，要进行一次照蛋。这道类似B超查胎位的工序，一般由经验丰富的老人承担。时间好不过选在晚上，明暗对比度强。对着罩子灯的光亮，用手掌半捂着，把蛋一个个照得透明。里面有暗斑的，留下继续“抱”，没有暗斑的，淘汰出局，成了“旺蛋”，第二天中午一准炒了成为我们下饭的好菜。

“旺蛋”，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全鸡”，大人不主张我们小孩多吃，说其中富含什么，吃多了脑筋不好使，上学上不去。不知是否有科学依据。我怀疑是大人蒙骗我们。因为“旺蛋”的味道绝不等于普通的鸡蛋，“全鸡”的味道也绝不等于普通的鸡肉，那是难得的美味，有一种特殊的香。

有暗斑的鸡蛋就是被确定已受精的鸡蛋，一个新的生命正在其中孕育。

“抱”小鸡的工作前后持续二十一天。到了最后一两天，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关心，大人的心思重起来，提前竖起耳朵留神“产房”里的动静。如果传出第一声叽叽、叽叽的声音，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都是振奋人心的喜讯，那声音等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在宣告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开始。

小鸡出壳的样子很有趣，它们自己会伸胳膊踢腿，挣脱蛋膜的束缚，扑棱着潮湿的小翅膀艰难地钻出来，一会儿身上的毳毛风干，毛茸茸的，可爱至极。那一刻，做了母亲的母鸡和主人一样喜悦，它不厌其烦地适时用长喙啄破蛋壳，“拥抱”儿女的新生。主人有时候也充当“助产士”，帮助小鸡破壳。

刚出壳的小鸡起初要和老母鸡分开，防止碰伤，等小鸡出齐，才可以统一由鸡妈妈带。也有少量“胎死腹中”的小鸡，那就是“全鸡”，和蒜薹烧，是一道叫人不忍释筷的佳肴。虽然“全鸡”身上有毛，肚里五脏也成形，因为是夭折，刚从蛋壳中分离，未食人间烟火，不脏。

一只母鸡一次性能孵出的小鸡终究有限，能带的小鸡却可以很多。这边小鸡出壳，那边大人要去集镇炕坊再捉回一批，一并交给老母鸡带。亲生的儿女也好，收养的儿女也好，它一视同仁，丝毫不分。

完全做了鸡妈妈的母鸡，成天带着儿女们在草丛里游玩、觅食，慈爱得不逊于人类。找到一只虫子，自己舍不得吃，咕咕咕叫来儿女，啄成碎段，就差喂到儿女嘴中；下雨了，它张开翅膀，为儿女们遮风挡雨，用自己的羽翼为儿女们筑成温暖的家；遇到猫狗一类的凶家伙，它羽毛奓开竖起，勇猛异常地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保护子女们的安全……正是许多童话里描写的小鸡母亲的可敬形象。

小鸡出世，我们十来岁的男孩子又多了一件事：每天一大早，睡眼惺忪，被大人强迫着从被窝里爬起，淅淅沥沥对着一只小碗撒尿。小鸡开饭了，我们制造的“童便”成了小鸡们上好的饮料，据说，对它们有强身健体功效。

一位从事兽医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农村几乎没有人家有闲心自孵苗鸡，全部在炕坊买，而炕坊，电孵箱用的是电，摊床孵管道里烧的是煤，都不需要老母鸡尽天职了。

这样说来，我们小时候年年司空见惯的“抱”小鸡的过程，只能在记忆中重演了。可我担心，“天性”不改的老母鸡，还会因为争取做母亲的权利而被悬挂在门后或桌底示众吗？

刊于2006年3月26日《白沙》、2007年第6期《读者（原创版）》

兜肉

农村人家，一年养一头猪少不了。也有人家多养，多养的那一两头肥猪，要么卖给上门收猪的，要么自家杀了在门口兜肉——也就是在庄上把猪肉兜售掉。并不完全推销掉，家里多少要留下一点肉。

农村人家养猪，谁家的猪可以出栏了，早已像有女孩儿待字闺中，被人家打听准了。收猪的，通常就是在集镇上摆摊设案卖猪肉的屠户，会提前上门跟你联系，今天你不想卖，想在圈里多关几天，增一点膘，没关系，下次你总要卖，约个时间，价钱嘛，随行就市。某天下午，对方会骑着三轮车或马自达来，连捆猪的麻绳、吊猪的大秤都带得好好的。猪哼叫几声，被拖走了，第二天变成集市上白白红红的肉。而卖猪的人，只留下空落落的猪舍，和一沓油腻腻的钞票。这是收猪。还是说兜肉。

杀猪兜肉往往选在端午节、八月半（中秋节）这样的好日子，否则在庄上兜完一头猪可能有难度。好日子，过节，十有八九人家要上街打肉改善伙食，你登门去说，人家多少给面子，这边猪叫，那边便有人来等着割猪肉。价格比市场上低一点，肉还要拣好的让人家割，人家指哪块就要割哪块。常常主家越是客气，打肉的人越是不好意思讲经说法，人要自觉嘛；再说了，“打肉搭毛子（细碎的肥肉），生儿养老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形是在变的，早些年庄上兜肉，肥肉比精肉好销。也难怪，一家老小大半桌，平常很少沾荤腥，全是精肉——精肉当然比肥肉香，傻子都知道，那需要多少精肉填那么多“无底洞”啊。能有肥肉解解馋就很不错。肥肉过瘾。日子稍稍好过，家家年底能杀一头猪了，那几年庄上极少有人家兜肉，怕被人骂。你兜你家的猪肉，不关人家闲事，人家骂你算什么舅舅理？人家是心疼你家老小：那么多张嘴，自己家不能吃啊！这几年，兜肉的人家又多起来，大多一家三口，加上人（长辈），也就四五口，吃一头猪有点费力，兜点肉兑点现钱装在衣口袋里比较实在。现在也不愁没吃的，鸡鹅鸭鱼，哪样没有，不再是猪肉在餐桌上当家做主的年月。光吃猪肉营养还不丰富呢。有钱在衣口袋，一年四季，农贸市场开着，超市里也有荤腥卖，哪天想吃肉都方便。

兜肉的人家，得的价钱多少比卖生猪划得来，还可以落下一些五花肉、猪下水自己家慢慢吃。打肉的人家，因为买的是家门口熟人的猪肉，尽管放心，不可能是死猪、病猪，肥瘦还可以随便挑，万一手头正紧着，肉先拎回家吃，账可以暂时赊着。彼此乡里乡亲的，这次人家兜肉，你去买了，帮了人家忙；下次你家兜肉，人家也不会驳你面子。也有个别人家，平常抠门儿的，哪家去兜肉，他家女人都会回：“我家昨个才杀鸡吃的！”逗的不香，兜肉的人家当面不会多说什么，心里多少不爽，这家人很快在庄上落下不大好的名声，以后再求人家做什么，可能难了。

许多人家情愿买庄上人家兜售的肉吃，因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兜肉的人家也要讲信誉，杀的猪都是用土方法饲养的，肥肉少，精肉多，且这样的猪肉香，不用你揭锅盖，从门口经过的人，就知道你家今天有好伙食。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哪家猪平常喂什么，彼此心里有数。喂人工饲料的猪、喂泔水的猪、喂豆腐渣的猪、喂“瘦肉精”的猪，或者在垃圾堆里跑大的猪，是没有人家在庄上兜的，那样的猪肉没滋味，吃在嘴里木渣木渣、淡微淡微的，腥气味重，主人家自己都不想吃。那样的猪让收猪的拖走，他们才不管，他们只要有利润。那样的猪肉，主要卖给城里人吃，城里人似乎不大讲究猪肉的品质。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

进了腊月寒天，农村人家杀猪的多起来，这时的猪是不兜肉的，那是过年猪，一年到头，一家人的好滋味全指望它呢。冬日的乡村，家家屋檐下晾晒着腌制好的猪肉，一片片，一串串，成为农家一景。晒红了，晒香了，引得鸟儿也来偷食，不得不由上了年纪的老人端张凳子坐在门口，晒晒太阳，撵馋嘴的鸟儿。一连几个晴天，太阳暖暖的，咸猪肉的黄油被晒得渗出，亮晶晶的，正是好光景。除夕之夜，咸猪头、咸猪肝、咸猪肘、咸排骨、咸大肠、咸肉片……都是好味道。油晃晃的咸猪肉，闷在霉干菜坛里，吃到三伏天也不坏。出门在外打工的人，除了从家里带米，带得最多的就是咸猪肉，吃着家里的猪肉，家在肉香里近了许多。

刊于2008年1月12日《扬州日报》、2008年第3期《饮食科学》、2008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报》

蒌蒿炒咸肉

仪征十二圩是个临江的古镇，曾因盐务繁忙而盛极一时，如今古镇上有几家小饭店野菜宴做得很好。当地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洲八样”，最早就是从十二圩传出的。洲即江滩，八样是言其多，我一向不认为正好是八样，乃虚指。“八”在古代即是一个好数字，并不是改革开放后南方人的发明。文人好风雅，喜欢牵强附会，把许多事情硬凑成八样，如八仙过海、唐宋八大家、扬州“八怪”……“真州八景”也不是仪征的独创，据我所知，不少地方有“八景”一说，如燕京八景、佛山八景、永州八景、青岛八景、潮州八景等，有些地方还弄出新八景和旧八景的区别。

“洲八样”中最常见、最能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恐怕要数蒌蒿了。关于蒌蒿的“蒌”的写法，我想多说两句。前两年仪征有作者出过一本小册子，将其写成“芦蒿”，似为不妥。但这不奇怪，农贸市场的价格牌上、饭店的菜单上大多是这样写的。仪征老百姓口头上还有一个怪怪的名字：驴蒿——是这个音。写成“芦蒿”，是与洲上的芦笋混淆了。念成“驴蒿”，也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我说不清，还是引用高邮籍老作家汪曾祺的一段话吧：

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蒌蒿的蒌字，我小时不知怎么写，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才知道的。这个字音“吕”。……但我查了几本字典，“蒌”都音“楼”，我有点恍惚了。“楼”、“吕”一声之转。许多从“娄”的字都读“吕”，如“屡”、“缕”、“褛”……

这是汪老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的片段。汪老和长期羁旅仪征的老作家忆明珠一样，是诗、文、书、画俱佳的“才子”型大文人，同时他还是颇有名气的美食家。他对许多地方的饮食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对于家乡（仪征和高邮毗邻，同属扬州，我们也算是汪老的家乡人吧）这一美食的名字，汪老提供的写法是可信的。汪老在这篇散文中还提到苏东坡那首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古代的文人中，苏东坡也是以“好吃”闻名的，他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的“东坡肉”，至今还闻名呢。这位老哥把小妹嫁给了高邮的秦少游，不知他诗中这些鸭（高邮小麻鸭）呵蒌蒿芦芽河豚什么的美食，是不是从妹夫家这个地方得到的灵感？东坡是否有小妹嫁给秦少游，历来说法不一，清人袁枚即认为是“以讹传讹”，“属不根之论”，并考证苏东坡“止有二妹”，一个嫁了柳子玉，一个嫁了程之才，唯独没有秦少游的份儿。但苏东坡三次来仪征（真州），是可考的。东坡居士在仪征留下了关于慧日泉和石铫的美好传说。此为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不赘述。有一点是肯定的，惠崇与苏东坡不是同时代的人，东坡题在这位僧人画家作品《春江晚景》上的这首七言绝句诗，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诗人想象的成分，那么，诗人想象的感性基础来自哪里？应该离不开仪征——他所熟悉的这座“沙头飘渺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的滨江小城吧。

关于蒌蒿的条文，《现代汉语词典》上写得很清楚：[蒌蒿]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背面密生灰白色细毛，花冠筒状，淡黄色。叶子可以做艾的代用品。与汪老描写的大致一样。我正是受到汪老的启发查看这个条文的。我顺手又查了《仪征市志》“野生生物”这一章，志上的写法也是如此，且注明“蒌蒿”为“菊科”。

现在的蒌蒿差不多已失去野性，快要变成“家菜”了。早些年，听说南京栖霞区八卦洲上有人家大面积栽种蒌蒿，开了蒌蒿人工种植的先河。这个江心小镇把蒌蒿当作特色产业来培育，号称“中国蒌蒿第一乡”。只可惜，他们在许多宣传资料中也把蒌蒿写成“芦蒿”了。我还没有看到某样权威出版物认可这种写法。

近两年，我们仪征江边人家也有菜农开始用大棚种植蒌蒿。大概蒌蒿生命力顽强这一野性尚存，是比较容易人工栽培成功的。只是人工栽种的蒌蒿不及野生蒌蒿“蒿味”重。而人们食用蒌蒿，看重的就是它那种清毒败火的功用。少了“蒿味”，药用的功效自然随之要减。所以，农贸市场上野生的蒌蒿比人工栽种的好卖。稍有买菜经验的人一眼能看出这两种蒌蒿的区别：野生的，根茎暗红、弯曲；人工的，根茎青绿、笔直。还有就是：人工的可以成堆成堆地摆放在摊上卖，野生的常常只能是一小把一小把搁在竹篮里卖。那或许是家住长江边的老头老太在滩上找的零花钱呢。

汪曾祺老先生所说的“加肉炒食极清香”，似乎还没有说到位，加咸肉丝炒食才极清香。仪征人有杀猪腌咸肉过年的习惯，年后二三月间蒌蒿冒新芽，正是咸肉发红、流油、喷香之时。用咸肉炒蒌蒿，蒌蒿才“服”。口语中的这个“服”字，可能是仪征人的首创。蒌蒿是野菜，大素，油不足、吃得过多会“潮人”（中医术语）；咸肉是大荤，用适量的咸肉搭配蒌蒿炒，蒿蒌才会服气、服帖，才能把个中滋味张扬到极致。才能香得你“打两个嘴巴也舍不得丢下”。

仪征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与蒌蒿搭配起来炒，那就是“臭”名远扬的谢集臭干。这两样东西，一个来自山区谢集，一个出自圩区江滩，它们凑到一起，不知怎么的就勾搭成鲜了！是山与水的完美结合？是阴与阳的调和？是秉性的互补？还是上苍赐予仪征这方子民的口福？不得而知。

在仪征住了近三十年的老作家忆明珠先生，曾为仪征人总结过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好吃、善于吃、敢于吃”。写下上面这些话，我不知道我是否也算“好吃”的一个，或许还是“好吃”的仪征人中的佼佼者。

在这篇题为《我也夸夸家乡好——麻雀、河豚，等等》的散文中，忆明珠后面还有话：

仪征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圩；有江、有塘、有林。利于养殖，物产丰富，甚么盛筵都摆得出来……

一句话：有得吃才吃！

刊于2006年5月18日《扬州日报》、2006年6月5日《镇江日报》、2008年第7期《饮食科学》

干巴菜烧肉

要说干巴菜，得先从“大”白菜说起。

我们这里说的“大”白菜，不是北方常见的大白菜。北方常见的大白菜，我们这里另有其名，叫黄芽菜。我们这里的“大”白菜，应该叫长梗白菜或小白菜。小白菜撒籽生长的话，菜棵子并不见有多茁壮，若是在一定大小的时候移栽，留出适当的行距和间距，小白菜会疯长，长得菜棵子比人胳膊粗，高度齐腰，一棵四五斤重也正常。相对于同类的小白菜、小青菜，我们这里管它叫“大”白菜就不足为怪了。

“大”白菜可以直接烧了吃。秋冬季节，正是“大”白菜成熟、收获的日子，从菜园里拔一两棵，切成寸，连烧带炒，半菜半汤，点缀三五片红红的辣椒，白是白，绿是绿，红是红，也是不错的一道下饭菜。这是不讲究的吃法。稍讲究的，“大”白菜烧肉，火候到家，白的菜梗能烧出肉的味道。但这些，都不是“大”白菜极致的吃法。老作家孙犁在一篇叫《黄鹂》的散文中说过：“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大”白菜极致的吃法是腌制成干巴菜。

我们这里的人说到“大”白菜，怕听的人误解为是北方的大白菜，常常会不厌其烦地补充一句：“就是腌干巴菜的那种，不是黄芽菜！”对方立马明白了。可见，在我们这里，“大”白菜和干巴菜因缘有多深。

交了小雪，进入腌制咸货的好季节，腌咸菜也不例外。从菜地里铲回“大”白菜，披去不多的枯黄茎叶，洗也不用洗，摊铺在地上晾晒。三五个太阳后，原本硬挺挺、脆嘣嘣的“大”白菜，变得软耷耷的，失去了最初的精气神，这时就可以下缸了。我们这里会过日子的人家，都少不了备有几口大大小小的陶质抹釉的缸，专供腌咸货用，其中通常数腌干巴菜的缸最大。把晾晒好的菜棵子在缸里一层一层地码整齐，每码好一层，撒一些大子盐，总体上是十斤菜七两盐的比例。齐了缸口，还要继续往上码，往往要超出缸口一尺来高，最后，在顶上，压几块重重的青石——这样的青石，每个家庭都备有几块，腌咸货时压在缸上，闲时撂在墙角，看似无用，需要时少不了。码进缸的“大”白菜，一开始还蓬蓬松松的，缸里干干的，在盐和大青石双重的作用下，高度渐渐往下沉，缸里渐渐渗出菜卤。等“大”白菜完全淹没进菜卤，只见黑黑的青石，不见“大”白菜，这时，腌制进入状态。

一个礼拜左右，缸里的“大”白菜需要翻身了，上上下下，换个位置。这时候，“大”白菜已不再白，正慢慢地变得黄灿灿的。这阶段，菜卤能漫过菜便是恰到好处，往往要多出一些来，舀掉，有人家舍不得浪费，留作喂猪，想给猪添点咸味开开胃，这是万万使不得的，量少还罢，量大了，等着猪被毒死、吃死猪肉吧。小时候，我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某人家的猪偷吃咸菜卤中毒死了，一个庄子的人“抬”，分了猪肉吃，帮助分担一点损失。后来在中学的课堂上，老师说到菜卤中有毒的成分叫亚硝酸盐，我一下子记住了。看歌剧《白毛女》剧本，杨白劳自尽喝的卤水，也是跟菜卤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他那是家里开豆腐坊点豆腐用的，也有毒，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歇后语正是这样说的。此时，浸在卤里的“大”白菜，也不能吃，有毒。不要紧，渐渐地毒就散了，一个月左右，毒散尽，菜就可以吃。

咸菜腌得不好，会变腻发臭，这种情形，我们这里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汗”掉了。民间还说，有一种人的手，不能腌菜，一腌就“汗”，不能吃。我不太相信。我认为还是腌菜技术出了差错。技术的关键之一，就是“脱水”处理，咸菜里保持多少水分，盐水的浓度达到多少最适宜，这很重要。因此，新鲜“大”白菜晾晒到什么程度有学问，多少斤菜放多少斤盐有学问，翻身之后保留多少菜卤也有学问。否则，从“大”白菜下缸的那一刻起，“汗”就开始了。

一个月后，盐缸里的“大”白菜，早该换个名字了，我们这里管它叫盐水菜，或把子菜。盐水菜已经可以吃，捞一棵上来，先用冷水洗去菜卤，再用冷开水汏一下，切成丁，拌上剁椒，浇上麻油，当小菜吃，咯嘣脆，味道足。如果随百页、肉丝下锅炒，当大菜、小菜吃，均可。最常见的吃法，是炖猪血子。盐水菜腌到位，金黄，也正是家家户户杀年猪的时节，猪血子在锅里下好了，猪也烫好煺净了毛，割一刀还冒着热气的“头刀肉”，这样的肉不需要太瘦，腹部“奶酥”那个部位的五花肉最好，切成薄片，先在油锅里走一下，煎成焦黄，然后放切成麻将块的猪血子、切成丁的盐水菜下锅炖，中间刚冒泡，就忍不住想尝两筷子，透鲜！这是最受欢迎的“杀猪菜”。我们这里的农家饭庄，差不多都有这个“保留节目”，城东的一家，留给我的印象最好，每次去我都要点，冲着这个菜，我要多喝一两杯酒。但盐水菜的这个吃法，仍不是极致，极致的吃法，还在干巴菜。

“大”白菜被腌成了盐水菜，黄得晶莹透亮，有玉质的感觉。这时候，在缸里多搁一段时间也无所谓，但最终，还是要捞上来，挣干了卤，见太阳。这时节，家门口热闹了，檐口的木钩上担上了竹竿，竹竿上挂满了盐水菜；菜园笆上，晾衣绳上，临时扯起的铁丝上，也都缀满了盐水菜。没有下雨，晚上也不用收进屋，就这样一日连着一日晒，盐水菜终于晒干了水分，吸足了日月之精华，成了深褐色的干巴菜。这还是干巴菜的半成品。再照一个大太阳，悉数收回家，在一个匾子里，一刀一刀切得细碎，用袋子封存好，真正的干巴菜就成了，细细享用吧。

干巴菜，有的地方又叫霉干菜，或梅干菜。叫霉干菜，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晒干的盐水菜，会现出白白的盐霜，切成干巴菜后，颗颗粒粒上都有，跟霉点子一样，故而得名；而叫梅干菜，是没有理由的，大概仅仅嫌“霉”不雅而已。这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臭豆腐，尽管这样叫，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吃。生物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大可不必谈“霉”色变，也有对人类健康有益的“霉”。我们这里的大多人，还是习惯叫干巴菜。干是晒干的意思，巴在构词方法上是一个后缀，类似的说法，还有苦巴苦巴的脸，眨巴眨巴着眼睛，等等。所以，干巴菜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我们这里，一个骨感的女人，如果枯瘦到三根筋襻个头的水平，一不小心，她就可能得到一个外号：干巴菜。这个有着普通名字的干巴菜，能给舌尖带来不同寻常的味道。

干巴菜正式食用前有一个水泡的程序，这个程序作用有三：泡发，减轻盐头——不至于太齁，也算是洗的环节。最简易的吃法，是加香油，加剁椒，在饭锅上蒸，当小菜吃。最经典的吃法，是干巴菜烧肉。干巴菜烧肉，放点蒜瓣当作料，肉油而不腻，干巴菜比肉好吃，干饭吃肉，稀粥吃干巴菜，冷热皆宜。用干巴菜烧肉吃稀饭，能多喝两大碗。我在百度上搜索“干巴菜烧肉”，竟只有一个准确的条目，正是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吧”的，看看一些网友的跟帖，就知道，对干巴菜烧肉，不是我一个人有不舍的情结，而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众多人：

“我滴最爱，刮哉！！！”

“带我去你家承烦（蹭饭）可好？”

“我用干巴菜烧肉一绝。老婆从不吃肉的都喜欢了。”

……

干巴菜与肉，有一种神奇的缘。我们这里的人家，有腌咸肉的习俗，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咸肉很难吃过炎热夏天，一到夏天，咸肉流出黄黄的油脂，容易变“辣”，生出哈喇味。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咸肉吃得新压陈，那就是，把干巴菜放在坛里，把咸肉埋在干巴菜里。

干巴菜烧的是鲜肉，这道经典的菜，大热天，不进冰箱，常温下放三五天，也不会变质，生出馊味。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高中三年，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年龄，每周一，父亲从乡下骑自行车进城上班，都要拐到学校来为我送一铝盒干巴菜烧肉，从周一可以吃到周六（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一年四季如此。所以我说，对干巴菜烧肉，我怀有特殊的感情。

现在的大饭店，有一种扣肉的做法，类似干巴菜烧肉，但仅仅是类似，还是没有干巴菜烧肉味道正宗。这道菜，肉先煮，再煎，后蒸，等和霉干菜拼到一起，肉是肉，菜是菜，上面的肉不油腻，衬在下面的霉干菜却没有肉的味道，而且一尝就知道，这样的霉干菜，是工业化条件下生产出的，不是那个味。我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母亲在冬天手工制作的干巴菜。“妈，家里有没有干巴菜了？”我们做子女的喜欢问。母亲送给我们的每一小包干巴菜，都是亲情的“特贡”。

天气冷了，仪城河北岸的路边，一下子冒出许多进城卖“大”白菜的三轮车，那是城边的农民，腌好了自家的“大”白菜，将多余的运到城里来，满足城里人腌制咸货的需求。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小城，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在忙腌呢。那个路段，是城管部门规定好的临时性的“专业市场”。下班路过那里，我特地停下车问了一下，“大”白菜七毛钱一斤，真便宜。

刊于2013年3月上《四川烹饪》、2013年第6期《饮食科学》

倒肩

跟学任何技能一样，一个农村少年，想挑好担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要从轻到重，从近到远，一步一步地锻炼。我们那个年代，练习的“启蒙读物”，通常是抬吃水。

那时的农村，自来水是听也没听说过的新鲜玩意儿，井水也只有县城部分人家有；集镇人家吃的，是街后一条河里的水，有专门从乡下起大早赶上街的挑水工，几分钱一担挑上门，以此挣一点柴米油盐钱；我们农村人吃的，是甜滋滋的“糖水”——池塘里的水。挑吃水本应是大人的事，但大人从来不把挑吃水当正式的农活、家务活，喜欢赶早用“零碎”的时间挑。清晨的塘水，因沉淀了一宿，鹅鸭还没出圈下水折腾，最干净。早上实在忙得分不开身，才傍晚挑。而用水是随意的，水缸里什么时候断水没个准，常常又等不得。待子女稍大，抬水或挑水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我们小孩子身上。

我至今记得和姐姐抬吃水的情形。先小半桶小半桶地抬。因为力气小，我们不能直接把木桶按进水里再提上来，水桶上少不了扣一只脸盆，用来下塘边舀水，半脸盆半脸盆捧，往塘埂上木桶里倒。上肩了，我个子矮，在前；姐姐个子高，在后。姐姐见我走路打晃，会把桶钩尽量往后移，移得太近，桶会撞她的脚踝。我心疼姐姐，要求把桶钩朝前移，移多了也不行，桶底撞我的脚跟。最后还是匀在扁担中间抬，两人不妨碍。

十来岁的孩子，刚学抬水，扁担上的重量直往肉里钻，轧得肩生疼，火辣辣的，拼命想用双手把扁担托住。当时疼，一觉醒来，第二天早上更疼。水越抬越满，肩越抬越结实。从小半桶抬到一满桶，我的肩不再稚嫩，可以独自挑两个小半桶水了。时常逞强好勇，也怕多跑路，心贪，情愿多歇两肩，也要挑满满的两桶。重担初上肩，把握不好节奏，迈不开步子，两只桶晃来晃去，水不断地荡出去，最后挑到家的，只剩下大半桶。走过的泥路上，滴滴洒洒，留下两道深色的湿痕，被庄邻笑作“浇大路”。从吃水塘到我家，有三四百米，小时候觉得特别漫长。

熟练地挑水，扁担是不离肩的。站在水码头上，一手抓住一只桶柄，这只按满水，那端用力往下压，利用杠杆原理提上来，再满另一只。因为有之前的一桶水平衡，提第二桶水省力了许多。走起路来，扁担虽颤，却滴水不泼。把水往水缸里倒，同样桶不离肩，一手提，一手压，用巧劲，以免磕破粗陶的水缸。

两个肩必须同时接受锤炼才行。一个肩被重担压得太久了，需要“解放”一下，把担子“磨”到另一只肩上，叫换肩，能轮流休息，也提高劳动效率。换肩时担子不能落地，从脊背上，扁担掉个头，担子就过去了。步子也不能停，“挑担不走，譬如压狗”，被人笑呢。如果两个肩不能同时受力，农村人称之为大肩和小肩，能挑的是大肩，不能挑的叫小肩。两个肩交替着挑，一副重担，挑得更远。

为了挑动重担，成为家庭的一根好扁担，我曾努力地避免大小肩，但压来压去，右肩还是强于左肩，这使得右肩的肌肉明显比左肩发达，隆起一块。因为承受的压力多，习惯性地要耸肩，即使不挑担子，右肩看上去也比左肩高许多，左肩塌塌的。这个体型，三十岁左右光着上身照镜子，我发现还没有大变。这是劳动留给我身体的印记。

能挑起两只大半桶水，跟小马驹子一样，两忙季节可以拉上场遛遛了。

挑麦把或稻把，也跟抬水、挑水一样，有一个由少到多、由近到远的过程。除此之外，又多了一个倒肩的模式。挑把的担子不能落地，落地有撒籽的可能。眼睁睁到手的粮食，糟蹋了可惜，必须担子不离肩，一鼓作气挑到打谷场。所谓倒肩，就是一副重担俩人甚至更多的人倒腾，轮流挑。在我家，是父亲和我倒肩。

用担绳把麦把或稻把捆得有条不紊、简捷而又牢靠，是一门技能，有专业的结绳方法，所以，起肩的担子最初由父亲挑，我在半路上接应他。路途远，我们每担少挑一点；路途近，担子上肩都快拖到地了。山区的田块，离打谷场三四里很平常，路高低不平，弯弯曲曲。遇到爬陡坡，我的小腿肚绷得发硬，一步一顿，嗓子眼冒火。父亲总是视我能力的递增不断加长由我承担的距离。从父亲的肩头接过担子的那一刻，我十二分的豪迈，好像自己真的长大了，已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切男人的责任，可以为家庭分忧了。

第一次和父亲倒肩，我十三虚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个子已经蹿到一米七〇以上。“要压一压了，再不压成荒柴苗了！”这是农村人培养新生劳动力的规矩。成人后我中度平足，我一直怀疑跟过早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有关，压坏了我正在发育的脚弓。但我从来没有为小时候经受的劳动锻炼后悔。

那些经历让我懂得，所有的甘甜与幸福，都是要用不同形式的劳动换取的。今天不吃这种劳动的辛苦，明天就要品尝另一种劳动的艰难。

刊于2003年11月17日《宿迁日报》、2017年第2期《泉港文艺》、2017年5月8日《人民政协报》

刻在碗上的字

翻看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读到“有意味的形式”——陶器上的纹饰这部分内容，我会心地笑了：我虽没有赏玩过文物古董，但我们小时候捧的饭碗，碗内底部通常也要被刻上一个字。

不是为了美观，为了什么宗教情结，而是为了区分这是谁家的碗。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碗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比较珍贵的财产。故乡农村人家有相互借碗的习俗。普通人家，不可能拥有太多的碗。家里有了红白喜事，或是来了许多客人，碗一时不够用，要向别人家借。有时借不只一户人家，防止还错碗，买回新碗，未雨绸缪，各户得在自家的碗底刻一个字。

旧时的铜匠，有补碗的手艺，鲁迅《风波》里的六斤家，就有一只补过十六只（也说十八只）铜钉的饭碗，到了我们小时候，补碗的人家已经很少，但小孩子摔碎碗，屁股还是要挨巴掌，年前买碗仍然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开支。新碗到家，首先要为它们刻上字。没有专门的刻字匠，买一包香烟，说两句客气话，请庄上手巧的人帮个忙。我们庄上的碗大多是三爷帮刻字的。

三爷不仅手巧，而且心细，碗上刻字要的正是这点功夫。用小铁锤加小錾子刻字，必须不轻不重，轻了，穿不透碗底表层的釉，刻不上字；重了，一錾子下去，碗成两半，买碗的人怨不得，帮刻字的人赔不得，两相尴尬。新碗搁在两腿间的木凳上，那一刻，三爷屏息凝神，目光如星，那专注劲儿，比女人绣花还胜过几分，他右手持锤，左手持錾，一下一下，如同拔弄琴弦，动作看似轻柔，发出的声音却铿锵有力。

三爷从未失手錾破过碗，因而在庄上成了碗上刻字的好手，信誉极高。他为人憨厚，有求必应，又不抽烟，有交情、不想破费的都愿找他。

碗上刻的字，大多是家庭某个成员姓名中笔画最简洁、最具识别力的那个字。比如我家的碗，碗底都有一个“正”字，那是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个“正”。三爷自己家的碗，刻的是“河”，他姓名最后一个字是“河”。而我们两家附近，很少有人姓名中有“正”或“河”。字刻好后，用食指肚沾点锅灰涂上，染成深色，洗也洗不掉。

小时候，去人家吃过酒，有小孩子会跟同学吹嘘：昨天我正好吃到你家的碗！他必定是根据碗底的字判断的。有帮忙的不小心打碎了碗，立马有小孩子探头去看碗底的字，然后一路飞奔，跑过去冲这家人喊：你家借的碗被谁谁打碎了一个！

二十多年前，我离家外出读书，家里大大小小的碗都还刻着我的“正”字。若干年后，那些碗差不多被“吃”光了。父母仍不断添置新碗，可他们渐渐地已懒得麻烦三爷刻上字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碗在一个家庭中越来越算不上什么重要财富。没有人家因为小孩子摔碎碗而舍得再把他的小屁股抽出红杠杠。庄邻之间偶尔有事还会相互借碗，记个数，还上这个数就行，当真少一两只，没有人家会计较。

再后来，农村人家有事办酒席，有了专门提供“一条龙”服务的行当，锅碗瓢盆，连煤气灶、桌子板凳，包括拣菜、端盘子的人，都带得齐齐的。再也没有人家相互借碗了。

碗底刻字，表面上是碗在一个家庭的地位由珍贵到普通，折射的却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迁。这样说来，那刻在碗上的字，也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同样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刊于2006年11月2日《济南时报》、2006年11月3日《扬州日报》、2006年12月14日《新快报》、2007年2月22日《宿迁日报》、2008年1月25日《常州日报》、2013年12月12日《太原日报》、2013年12月20日《兴化日报》、2020年第8期《文艺家》、2020年12月10日《江都日报》、2021年11月2日《东南早报》，收入《心语》（仪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

文学让梦想更美

欢迎尹山书屋